读完一年级，我转到家门口的一栋茅草屋里读了两年，又回到廖老师所在的那所学校。他给我代语文课，第一次听到他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觉得就跟家门口那些被雨水刚刚冲洗过的蓬蓬草一样，鲜活新嫩，生机盎然。他要求十分严格，记得一本书里有二十四篇课文，硬是逼着我们一课不漏地将它背诵下来。好在我儿时的记性超好，总算没有受到过放学后还得留在教室里练习“背功”的处罚。

那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以交白卷为荣的“英雄”，我们学校也实行“半耕半读”。教室里没了课表，学生也没了书本，再也找不到那种久违的、分发新书时才有过的兴奋感，嗅不到从新书里散发出的、特有的墨香味。廖老师拖着那其实已经弱不禁风的身体，也和我们一块儿打茶垱，造梯田，挖“神仙土”，但他在咬着牙关拼命带领我们劳动之余，眼角眉梢间似乎又流露出某种焦虑和不安。每逢预先安排好的劳动课因为天气临时变坏下起大雨，他就像叫花子拣了个金元宝似的，来不及洗去手上的泥土，赶紧捧着一本已经发黄揉皱了的旧教科书，急匆匆地来到教室里。等到大多数同学走上座位变得雀无声，他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他把课文讲解得细如毫发，就像教父一样地虔诚。如果下一堂课没有别个老师来教室填空，他就接着唾沫横飞地滔滔下去。他从不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不用课程表，也从不给大家说明为什么没有新书的缘由，也从不抱怨其他老师竟然不来上课或给学生安排作业，只是默默地做着他喜欢做并且觉得应该努力去做好的事情。

那时，我们常常幼稚地抱怨他的做派，简直有点儿像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太宽。本来可以玩耍的课时都被他改上了语文课，不许玩不说，竟还要逼着大家背诵那些要命的课文，也太强人所难了吧。背诵课文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本来就是件极其苦恼的差事，廖老师当面检查时又不准背诵者咯咯巴巴，添加掉漏，还不许停顿重复，惹得好多学生背地里直骂他是新版的“希特勒”。更让学生非议的是，算术本来是梅老师教的，与廖老师所教的语文课原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等到要上珠算这一节课时，梅老师总是背着个手，慢慢吞吞地走到教室门口，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用途不大，不必学了”的话，转身就袅袅婷婷地离去了。同学们窃喜，差点儿要高呼“万岁!”哪知廖老师又不知从哪个垃圾堆里扒拉出一把掉了两档儿珠子的黄框绿子的漆木挂式算盘，把它正正当当地挂在黑板上，当作教具，一板一眼地教我们学起珠算来。他或许是担心大家伙不懂事、不领情，就手把手地教我们在算盘上打出“梅花”“飞蛾”“三遍还原”之类的图案，拿这些饶有趣味珠算加法口诀游戏当作诱饵，让我们一个个，不知不觉中，全都咬上了他的钩，轻而易举地学会了珠算加减乘除的简单运算方法。

学校成立了一个文艺班，廖老师任文艺指导。期间指导过我和姚帮华同学排演一个《开门办学好》的快板节目，这下可算为难了我。我不仅说不了流利的普通话，而且胆儿特小，往往还没等到上台排练，心里就咚咚咚地直打鼓，脸儿绯绯的一直红到脖子根。但拗不过廖老师慈父般的教导，只好一词一句地跟着念白。每当我把“矫健”念成“矫jiào健”时，他总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帮我纠正，直到我把音发准为止。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考入了谢家坪乡级中学。廖老师也在那一年调入了该校，他爱人杜幺幺在乡供销社工作，整天坚守在柜台前忙碌着。那时，乡镇还不兴请保姆带孩子，看护孩子的事情，都是做父母的亲力亲为。为减轻爱人的负担，他经常要背着三四岁的小儿子东东走进课堂，一堂课讲下来，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都要累出一身淅沥的大汗。

那时候的我，一个小不点的乡下男孩，头一次远离父母，生活上自然很不习惯，特别想家，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与老师不辞而别（那时候没有普九的概念，退不退学，完全取决于学生和家长的意愿）退学回家了。廖老师心里替我着急，几次托人捎口信要我复学。起初，我还硬撑着不理不睬，可没过几天就萌生了复学的念头。但是，这么不明不白地返校，既担心遭老师严厉的训斥，又害怕同学们耻笑我是吃“回头草”的“劣马”。正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我那位慈爱的、没上过学的、很少跨出过大门槛的母亲，鼓足了十二万分地勇气，亲自到学校去，找廖老师替我接上了茬，终于在我离开学校十二天后，又重新回到了那间还是有些不舍的教室。接下来的几天，廖老师还像长辈一样，替我与其它科任老师协调，抽出不少的休息时间，帮我一一补习早已经上过的功课。

学生寝室是一栋破败不堪的土墙屋，上面没有楼板，窗户没有玻璃。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呼啸。廖老师偶尔也送点蚊香来，或者帮学生在寝室喷些敌敌畏之类的消毒杀菌的药水。有一年冬天，陶忠华同学因为被子薄，冻得直打哆嗦，同学们讥笑他是寒号鸟，廖老师知道后，就从家里抱来一床棉被搭盖在他身上。第二天上课时我们却发现，廖老师自己得了重感冒，讲课时都咳嗽不止。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覃某某同学从家里带来准备第二天交到食堂里的十斤玉米面不翼而飞了。翌日中午，我回到寝室里，只见几个同学挤在一块儿嘀嘀咕咕的，从他们遮遮掩掩的怪像中，我觉出他们目光里似乎全都藏着点儿莫名其妙的东西，好像怀疑我就是小偷了。趁我出去打饭的当儿，覃某某同学就在我床铺的木质顶棚上，用粉笔规规矩矩写下“次皿先生”四个大字。我打饭回来，有个同学站在我的床前，故意高声大嗓地把那几个字念叨出来，还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瞅着我。这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次皿”就是盗贼的“盗”字被拆开了写着。一个大个子甚至煞有介事地指着我说：“是你偷了人家的玉米面吧？”人多嘴杂，我有口难辩，满腹委屈地跑到廖老师那儿，向他哭泣着诉说我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廖老师详细询问我回家取玉米面的全部过程，并认真了解我在食堂事务室交玉米面的时间、地点以及人证物证之后，严肃地对那个被盗的覃某某同学说：“同学之间，不要动不动就胡乱猜疑。猜疑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往往还会酿成大祸，事情总会弄个水清明白的。”一个星期后，经过廖老师明察暗访，他终于查出了那个顺手牵羊的学生，找到了真凭实据。廖老师替那个同学保守了秘密，让他此后能挺起胸膛做人；也还了我一个清白。我无比感激廖老师的细心侦查和处事明断。

进入高中，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岁月。那时，乡下还很贫穷，电灯时有时无，大多数夜晚只能用煤油灯来照明。廖老师作为班主任，每天早晚都提前来到教室，正襟危坐在昏暗的油灯下，当面跟同学认认真真地交流作业批改情况，督促学生现场改错或重做。迟到或早退的同学，晚自习后还要补习，有时熬到深夜11点，廖老师拖着他那瘦弱的身体也一直陪伴着大家阅读和背诵。

有时候，面对“恨铁不成钢”的学生，廖老师心里也免不了着急上火。临近高考时，一批成绩不太好的同学，索性破礶子破摔。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把对不求上进学生的焦虑之情，常常转嫁到了自己心爱的小儿子身上，几次当着我们大家伙的面，把他那懵懵懂懂的小儿子东东的屁股打得“啪啪”直响。他知道，作为老师，他不能够责打自己的学生，什么时候那种善意的惩戒行为都要被人们称作体罚的，体罚总是一个说起来就让做教师的气短心虚的词儿。但是，当作一堂学生的面，打打自己的儿子，杀鸡吓猴般地震慑一下班里那些不争气的学生，总不为过吧。现在想来，老师的用心是多么良苦啊！

廖老师特别关心那些听话的、上进的、努力的学生。我的同桌陶忠华同学，是班上的学习尖子，母亲死得早，就靠父亲一人拉扯着他们仨兄妹，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常常连玉米面都供应不上。廖老师多次用从牙缝里节省出来的少许粮票和零星猪油对他进行接济，担心他因气馁而荒废了学业。高考时，陶忠华同学没有辜负廖老师的殷切希望，考取了宜昌地区财经专科学校。

高中毕业，我以微小的分数之差，留下没能跨进大学校门的遗憾，却有幸考取了国家公务员。记得公务员招聘考试的作文，恰恰就是曾经在廖老师指导下写过的一道训练题，我便轻而易举地考了个全乡第一的好成绩。

廖老师一辈子可谓桃李满天下，上有联合国的文职官员，下有省内外知名的作家诗人、人民教师、医生护士。可他从来不找任何一个学生，拉关系为自己捞好处、寻方便。廖老师退休以后，和爱人在宜昌城区买了崭新的一套房子安度晚年。前几年，他一位学生的女儿结婚办喜事，廖老师闻讯风尘仆仆赶回他奉献了一辈子的土家山寨，为自己学生的女儿走上红地毯前来祝福贺喜。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廖老师的联系方式，拨通了他老人家的电话，师生之间，嘘寒问暖，总有述说不完的话题。他动情地说：“几十年了，难为你还记得教过你的老师，我已经很感激了！”

其实，廖老师就像红硕花朵下的一片绿叶一样，是太朴实太谦逊了，真正应该感激的是我们这些一辈子受惠于他的学生，我们心里应该永远珍藏着那份缅怀的情结，那种即使洗涤一百次也不能抹去的传道受业的感恩之情！

去年，在参加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会期间，听廖老师曾经的得意门生覃远歆同学（现为县非遗中心主任、知名作家、诗人）悲伤地告诉我：廖全岱老师已经走了！噩耗如雷贯耳，让我沉重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时间，廖老师的音容笑貌立马浮现眼前。可亲可敬的廖老师，生于1943年冬月初八，不幸去世于2021年1月30日，享年78周岁。今日，他老人家已离开我们两年了，我写下此文，予以纪念这位呕心沥血、表里如一、循循善诱、德高望重的百世之师！

愿天堂里的廖老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