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一包“点心”

           作者   张晶

        到今年的3月份，母亲已经离开我们36年了。

        时光荏苒，岁月已去。可是，我依然忘不了1980年初冬与母亲依依的那个场景。

        11月的一天，已经高考失败三次的我，即将踏上没有一点把握的新征程。

       出发的头一天上午，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刚出家门准备出去散心，突然看到母亲手里端着一个平时洗脸的瓷盆，从村西头颤颤巍巍的向家里走来。

       裹着小脚的母亲，端着那个瓷盆，显得有些吃力。我紧赶几步从母亲的手上接下了盆子，看到瓷盆里的“沙土”，我不明所以的就责怪起母亲来。“弄这些土来干什么用，要弄的话，也该让我去啊。”母亲并没因我的无礼而生气。她说，“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让你去弄，怕你不肯。”为我？我看着母亲有些沧桑的脸上泛着隐秘的笑容。母亲当然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你马上要到湖北去了，你姐姐住的那里是山区，和我们家不一样，何况，你也没有出过远门，我怕你到了那里会水土不服。老人们说：出门在外带点老家的沙土放在水里沉淀一下，喝了这样的水，就不会水土不服了。我在咱家的责任田里，弄了最细的沙土，晒了两天，和面粉一样细。你看看！”说着，母亲用左手把沙土抓到手里，攥起拳头大头朝上，只见这沙土，缓缓的如丝线一般从母亲那粗糙的手里流了下来，我顿时感到无声的母爱流遍了我的全身。那一刻，我看到母亲不浅的皱纹里荡漾着满足和兴奋。我理解了，“沙土”是母亲对我此行的期待，对我未来的祈福。之后很久，我被母亲那快乐、又夹杂着自信的神情深深地感染着，我知道这是母亲发自内心的期望和托付。1981年我被警校录取后母亲才告诉我，就在我去湖北之前，母亲找到村子里一个算卦的先生，为我“算了命”。那个算卦先生告诉我母亲：来年你儿子一定能考上大学。看来，母亲信了这个“卦”。

       我问母亲，“要我带这么多的土啊！？”“哪要带这么多，只是准备着呗。” 母亲一边说着话，一边就把她平时用作剪纸的红纸，裁成大约比现在3A纸还大些的方块形状，把红纸的正面贴着案板，红纸的反面朝上。我用手抓起沙土就往红纸上放，被母亲用手挡住了。她说，“我来包！”我是一贯顺从母亲的，就让母亲自己动手了。

        只见母亲双手合拢，捧起沙土，放到了纸的中间。一捧、两捧、三捧。这时，她抬头看看我，“三捧土，够了吧？”我怕路上受累，赶紧说“够了够了。”母亲说，“沙土也不是很重，再加一点吧？”“要是水土不服，就把沙土放到水缸里，沙土会沉下去的。你习惯了家乡的水土，喝了沙土泡过的水，水土就服了。”母亲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道理。接着，又捧了两捧土。只见她把红纸的四角轻轻地往上一提，那本来已经满纸的沙土立即归拢起来。她又把红纸的底角往上一折，用手在红纸的折痕处，慢慢用力地从左边划到了右边，再从左边的一个纸角折向右，右边的纸角折向左，又轻轻的立起来颠了颠，使沙土归拢成为一个四方体的形状。最后，把上方的那个角下折，压在左右两折的下面。这样一个四方体沙土包就包好了。母亲把准备好的一根扎绳，用十字道捆扎结实。为防止红纸破裂，她又找了一个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的包扎，确保这“点心”万无一失。

       两天后，我到了大姐家。大姐帮我收拾行李时，还以为我带来了什么好吃的“点心”给他们，打开一看竟是一包沙土。她的表情有些愕然。待我说明了其中的缘由，大姐笑着夸赞说：“老娘想得真周到啊！”

        那包沙土点心，一直放在我当时学习的书桌前，直到我第二年的春天回来第四次参加高考。

作者简介

      张   晶，江苏省监狱工作协会副会长，上海政法学院柔性客座教授，研究员、二级作家；中国监狱工作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委政法委首批特聘专家；司法部师职团成员，教育部学位中心专家库成员，教育部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类教学指导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职工文艺明星；清华大学课程主讲，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警官学院特聘教授，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犯罪与改造研究》编委；中国监狱工作协会教育改造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监狱工作协会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法治心理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版监狱学专著7部，长篇小说2部，散文集1部；在中文核心期刊《环球法律评论》《刑事法评论》《中国法律评论》《法治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法律评论》《金陵法律评论》《犯罪与改造研究》《人权》《人权法评论》等期刊发表文章50余篇；其中，5篇文章（约12万字）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刑事法学》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