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童年发起现代诗写作与文本修辞关系圆桌漫谈

诗人童年提出:大家不妨讨论一下关于现代诗写作与修辞，两者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诗人老德:

这个话题很大。总体来说，修辞是为语言服务的，但传统诗歌确实是讲究修辞技巧的。因为传统诗歌是建立在韵律基础之上的。现在的诗，主要遇到了语言屏障，其在语言上就没那么多讲究了，但知识分子、学院派写作就过于讲究修辞了。在词语与词语之间，他们把他很多主题，把很多想表达的东西都遮蔽了，弄得人云亦云，造成一种阅读障碍。

诗人童年:

关于意象，我个人觉得意象的种类是很多的，比方说主观意象、客观意象、潜意象、显意象、拟情意象、拟物意象、描述性意象、隐喻式意象、反讽意象、自然意象、历史意象、现实意象、单意象、禅意象、非独立混成意象、复合叠加意象等，不一而足。倘若从语言学、文艺心理学、意象符号学乃至解诗学等维度来考量其留白点，毫无疑问，其旨归都指向修辞。

诗人比尔汉:

挺有意思，老德诗兄说话题大，是种谦逊与客气。其实，百年新诗发展到今天己经不是修辞手法的障碍，而是人们精神界面、价值观的归属问题。我觉得历经50、60、70、80、90、00这一批执着的诗写者不断地努力，新诗业已呈现了新修辞手法和新语境的重塑。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几十年断层后的伟大诗人，因为根深蒂固的怀疑未来时代的持续性，反而自溺并沉没于新时代的趋势之中。其实，并不是他们真得写不好诗了，而是他们无法用他们固有的思维定势去驾驭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这点是致命的诗殇，所以他们真得没落了。

反观杨黎、老德、皮旦、典裘沽酒、唐突、石蛋蛋、李元胜、张二棍等诗人军团，他们用几十年的写作经验，把握着时代前行的命脉，正如古柏劲松，越写越超出了正常的时代步伐，他们是真正成功的50、60后诗人。当然，以沈浩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70后，由于其完全开放的诗观，没有任何局限，所以延伸出今日诗歌的盛象，这一点正是诗歌自由的长盛基因和命脉。

如果从反修辞和反意象出发，老德趋于唯美状态，他骨子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源泉。

今天姑且闲聊这几句。敬请批评，谢谢！

诗人那五:

我写诗的时间不长，总觉得诗即是语言，感性中又区别于大众化语言。我写的诗大都以白描为主，以自己的生活习性有关，写不出大诗、好诗来！当然，诗要不要观察、语言要不要陌生化、意象经营要不要重于修辞应用，当然要！我读一首诗，就三点。1，画面感 2，跳跃性 3，从字里行间去发现、去领悟。

诗人江南袁韶:

童年兄在群里提出要讨论讨论“现代诗写作与修辞，两者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我没怎么参与，间或插了几句话，因为手机卡，也早删了。后来童年兄留言，让我说几句，想想，长篇大论，非我所长，东拉西扯，又不太合适。只能略微表达几句自己的粗浅看法。现代诗写作与修辞的关系？这看着像个有点迷惑的问题。在写东西的过程中，我倒是经常关注，关心这个问题。同时也感觉到很多写作者在对待“修辞”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可能算是误会吧。有两种倾向似乎常见，一种是特别反对修辞，视修辞为现代诗写作的“大敌”，相反另一种却是特别强调“修辞”，甚至自觉不自觉把现代诗的写作等同于“修辞”，把“修辞操作”当做写作的无上或唯一的法门。我感觉这都有不妥，有局限。我的看法是，人只要说话，言语，当然包括写作，永远离不开“修辞”，若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离开修辞，我不知道还能怎样说话，包括这段文字还能怎样进行下去。另一方面，我有个个人的看法，现代诗写作不能只“在修辞之内”进行。如果只在“修辞之内”进行写作，这种写作一定不是现代写作的全部，也一定不是我想追求的。当然，绝大多数写作，绝大多数写作人，都在“修辞之内写作，都属于“修辞写作”，这也无可厚非，只要是写作者自己主动选择的。但我绝对不能同意某些人“以修辞标准”来限制，来鉴别一切写作，把“修辞的好坏”，把“修辞的标准”当做写得好与不好的标准。很显然，我想说的是，有些写作必须“超越于修辞之上”，在“修辞之外”进行。

诗人皿成千：

诗从语言角度就是一种修辞。并不是说用了意象用了比喻、通感等等才算修辞，修辞就是拉尿拉屎的时候说去上厕所，不一定非说拉尿或者拉屎。表面上看，也没觉得“去上厕所”有什么修辞，但其实在这件事上表达得比较好。这就是现代诗与古诗修辞的区别。古诗呢，很可能会写得很古典感觉，比如：拉尿写成“张弓搭箭射黑虎”（我临时扯的）之类，这是古汉语语境决定的。我们现代诗，语言上修辞是现代语境，你可以把拉尿写成“开机关枪”也可以直白“去上厕所”，算不算修辞，得由你写这首诗的格调走向和节奏、气息等等。成立诗的语言，就是好的语言，就算修辞。比如我用大白话写的一首：

《杨村小流域》

   皿成千

我驱车从龙冈头上高速

和陪妻子回娘家

要经过这个竖石碑的路口

总感觉里面有东西

目测离我房屋后山

直线不足三千米

我这没有古汉语所谓的修辞，但现代汉语的修辞是存在的，是隐性的。解得其中味即修辞，也即诗性。

诗人石乐:

应童年诗友之邀，谈谈现代诗写作与修辞的关系。有点为难，但又却之不恭。只好肤浅地说几句。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既然如此，那么诗歌的语言表达自然不同于散文等其它文学载体。毋容置疑，修辞技巧的运用会使诗歌的语言更美更含蓄（意象）。离开修辞的语言，很难想象能“美”起来。诗歌的语言不管运用修辞手法与否，至少从诗意上讲都应该保持或不失诗歌的含蓄之贵。拟人、物化、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应该能更好地体现诗歌语言的这一要求。离开了修辞，语言的美（语意和语言的流动感、场景感）必然受到局限。从这一认识出发，口语诗写作是有一定难度的，但这并不能说口语诗写作没有修辞技巧的运用。把“口语诗写作”与修辞技巧运用完全分离的认识，是一种误解。不管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或“民间写作”，我认为，一首好诗都必然或应该可以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心颤（喜怒哀乐）、所悟（心灵撞击）、所思（认知提升）……。这也许与修辞手法的运用不无关系。

诗人皮旦:

2020年，我更加注重去掉附加给诗歌的过多过重的负担。对把诗歌写得过于华丽的热爱与追求，现在看来，很像一种要命的神魂颠倒。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诗人们开始反思，并着手结束它。好在这个事情做的比较及时，也比较好。虽然现在仍然有诗人坚持着这种神魂颠倒式的写作，甚至还在产生着一定影响，但更多的诗人早已开始呼吸另一种空气——更新鲜的空气。但缺少认真对待的一个关键是，把诗歌写得过于华丽与给诗歌附加上过多过重的负担，是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不能简单认为把诗歌写得过于华丽才是毛病，而其他方面不存在毛病；也不能简单认为解决了一个毛病，其他毛病随之都解决了。事实上，更具迷惑性的，是问题的后一个方面。不是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是想象上的，后一个方面则是思想上的。二者可以分开解决，但仅解决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将继续存在。我尽量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加以解决。

(请大家踊跃参与，精彩还在后头！)

本届诗学话题圆桌漫谈活动自2023年2月28号正式发起，至3月31号晚上9点整结束。

顺颂:

祝祺！

❂ 童年简介:

童年，本名郭杰，男，汉族，1963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蚌埠市，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自1980年习诗至今已四十余年，笔耕不辍，师从洛夫、丁国成，乔延凤等前辈，诗风多元，中西交融，始终坚持创作实践与理论挖掘互补并重。曾策划中国诗坛第三条道路与垃圾派“两坛(北京评论诗歌论坛和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双派(垃圾诗派和第三条道路诗学流派)诗学大辩论等各类文创活动，多部诗歌原创作品和文艺评论文章入选各知名文创艺术平台。代表作有《天黑之前》、《河》、《短歌》、《短章》等，著有《童年文化批评诗学札记》等文艺批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