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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4年7月中旬，我们村积极响应国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号召，便临时组建了一支包括我在内，共七八个年轻人组成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小分队，由驻村工作队干部辛得泉任队长，前后共持续了约十天左右。
前六七天的中心任务是将本村每家每户养的狗，无论大小一律打死。行动前，所有队员的手里或拿着一根大木棒，或一把镐头，或一把二齿子，或一把二股叉。
在真正开始挨家挨户打狗的时候，由于每一家对自家养的狗都很有感情，所以都设法使自家的狗能逃过一劫。当有狗的人家得知要集中打狗的消息后，便在第一时间内把自家的狗隐秘的藏了起来。有藏在自家鸡窝洞里的，有藏到菜窖里的，有牵到村外远离村庄的大沟或树林里去的，有趁着夜色转移到邻村去的。但真正能死里逃生的却是寥寥无几。
打狗的手段是极其残忍且血腥的，甚至是惨不忍睹的。这些人每当到了养狗的人家后，往往都是五六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像土匪一样不由分说便争先恐后的闯进院子里把狗团团围住后，镐头、木棒、二齿子，二股叉齐上阵，照准狗的头部、背部、腹部，哪里最致命就往哪里打。而狗的主人们，在眼睁睁看着自家养的狗，被打的血肉模糊而撕心裂肺惨叫的时候，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子，或大姑娘小媳妇们，大多都掩面失声痛哭。
待打狗告一段落后，接下来便是挨家挨户的去把全村每一家院墙外种植的玉米、向日葵、土豆、豆角、倭瓜等农作物全部铲除掉。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每每回顾起那段年轻时的往事，最令我欣慰的有两点。
第一、在打狗的始末，其他人往往都是争先恐后，奋勇当先，而我却远远的躲在后面。毫不夸张地说，我对哪一条狗就连一根指头都没有动过。换言之，哪一条狗命都不沾我的边。
第二、在铲除各家院外种植的农作物时，我带着另一个比我大四五岁的光棍汉，由我负责去清除二、七两个生产队每户人家院外种植的农作物。在我的示意下，二队和七队每一家院外种植的农作物都毫发无损的保留了下来。
事后不久，我就有意无意从受益农户那里得知，当时无论是挨家挨户的打狗，还是走街串巷而铲除各家各户院外种植的农作物的时候，你动与没动过手，都被人们看在眼里，并牢牢的记在心里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却是这七八个人当中，唯一没有动过手的另类。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要知道，在七十年代初那个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都已经进入七月中旬了，玉米棒和土豆基本上都能当饭煮着吃了。这时候你却亲手毁了人家全家男女老少，辛辛苦苦侍弄了长达三四个月之久，眼巴巴看着即将到口，四五条二十多米长垄头的农作物，意味着什么吗？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待打狗与铲除各家各户院外种植的农作物后不久，那位驻村工作队干部辛得泉，便趁着身边没有其他人，私下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对我悄声说:年轻人不错啊，我看你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小伙子。
我微微一笑，故作不解的反问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稍顿了顿说道，前几天，无论是打狗还是铲除农作物都是上级派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在例行公事。不久我们就要各自回城了，而你却要长期在这里生活下去。你打与不打人家的狗，动不动人家的庄稼，人家嘴里虽然不说，但眼里和心里却都装着你呢。又过了几天后，想不到驻村另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刘振志，也跟我说了与辛得泉类似的话。
时隔多年过去了，他们那些阅历丰富，简短而又充满着人生智慧与哲理的话，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是啊，人心都是肉长的，人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将心比心，在无关大局，而又直接涉及到个人切身利益的前提下，只要你稍抬贵手，或许就可以在不经意间而挽救了一人或一家的命运。反之，你若真的像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而触碰了别人的奶酪，其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迷信讲因果关系，尽管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从来就不信奉鬼神，但因果关系我还是坚信不疑的。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永远也颠覆不破的真理，是古往今来无论如何也违背不了的自然规律。同时，这也是为人处世，能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人生哲理。
话说回来，事后，我也曾多次反思过，无论是当年那次全国性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事，还是其他类似于当政者一声令下强制人们去完成看似某一重大任务的事。而直接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某一事时，倘若你不做，他也不做，最后怎么才能完成上级派下来的任务呢？
显而易见，这是件非常矛盾且棘手的事。如果谁也瞻前顾后却不能圆满的完成任务，但倘若积极去执行了又要伤害到别人的切身利益。类似于这样的事，国家基层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面临的最多了。
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只能说，无论做什么事，总要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就像一个主权国家一样，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只靠拿枪的军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支拿笔杆子的外交队伍方可。这就是到什么山上什么唱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
结语：凡事都有两面性，文武之道，张弛有度。两权其害取其轻，两权相利取其重。
张绍一
2023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