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叫礼泉马里的小村子，曾经在不少文章中，有意无意触及到描绘到解放前那个穷得叮当响吃烟耍钱为主要营生相互倾轧拆台的父老乡亲，唱戏的只占一小部分，要说例外，要说在外面干大事的，就算兰亭大伯了。
父亲一辈，按族谱排序是“万”字辈，大伯官名却是“兰亭”，他亲弟兄三人，即二伯“荣德”和四伯“荣茂”，我父亲排行老小，为八。至于大伯弟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先祖不“万”，原因就是上了几年学的大伯，仪表堂堂的他，当他晚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一个人打回原籍马里的时候，我那时只有三四岁，印象中的大伯，大个子，长白胡须，一副仙风道骨的长者。年轻的大伯出外闯荡江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我没有见过大妈，据说她跟宋美龄是同学，所以大伯官儿还做的不小呢。
大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说不清，应该是一个官迷吧，说不上着家不着家，可能就是多年没有音讯。哥哥在外面神龙见首不见尾，两个弟弟也就不“万”有了理由而去“荣”了。马里村解放初的时候有四份子，一份还是独户。我印象中的爷爷，似乎不太合群，有一点是肯定的，和土匪沆瀣一气致我爷爷于死地而后快的是我远份子先人。二伯四伯他们在我父亲的“家史”虽没有不好的记录，他们有大哥在外干事，究竟干什么去了，我一直心里嘀咕，总不能天天昏天黑地待在赌场吧。
应该是文革闹的最凶的时期，大伯被打回原籍，他应该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少小离家老大回，村里哪能容得下他呀，他一个人可怜巴巴住在村东头涝池北岸的破庙里，孤苦伶仃，一些小孩子不懂事，常去那里玩，我长的排场，大伯很爱我，常摸着我的头，似有所思。
大妈呢，也许去世了，也许他们离婚了，大伯的儿女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在跟前。村子人没有人愿意去理会他，阶级斗争的路线得划清，只有我们这些傻不拉叽的小孩子，能给大伯带去一些慰藉。后来大伯死了，怎么死的，说不清楚，父亲的叙述，他跟二伯荣德四伯荣茂七伯万恒，晚上找了一张草席匆匆埋了。
荒唐的时代一晃多年而过，晚年的老父亲，弟兄八个人，只剩下他一个老小，也八十多岁了，风烛残年，守望在祖祖辈辈居住的马里村。
大伯有儿有女，一个儿子在甘肃，官职副厅了，一个儿子在兰州一所大学当教授，几个女儿也很优秀。一连多年，每年清明的时候，大伯的后人，十几个人都要回来给大伯上坟，儿女都要在墓前长跪不起，哭哭啼啼。罢了，带着一大堆礼品，看望我父亲，一家人谈古论今，拉不完的家常，然后合影留念，在依依不舍中道别。
父亲一提兰州堂哥堂姐及儿女孙子孙女回来看他就喜上眉梢，滔滔不绝。从几次合影照片看，堂哥堂姐跟父亲年龄差不了多少。故乡已经距离我们越来越远，更不用说下一代了，没有了上一辈，老态龙钟还不知道在不在的堂哥堂姐，兰州的亲人回不回来上坟，探亲，已经不知道了。
大伯如果上天有灵，总算也可以瞑目了。
20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