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啊，战友（下）

——谨以此文献给赤胆忠心的军转干部

原创｜铁十师 萧根胜

从1975年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全军展开精简超编干部工作，由于情况复杂，任务艰巨，每一次每一批都有一个红头文件，提出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其中自始至终比较一致的一款要求就是各级党委要做好转业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走者愉快、留者安心……”

干部转业，是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大事，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而对干部来说也是终身大事，身家大事。特别是70年代末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初期，各种政治矛盾、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军队干部安置工作困难重重，不少同志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期望值严重缩水。在个人感情与国情，家庭困难与政府困难相冲突的“十字路口”，思想工作解决不了个人的级别待遇倒挂，解决不了个人技能与岗位差异，解决不了子女入学就业，解决不了收入低抚养多，等等等等问题。说穿了就是思想工作解决不了个人的实质性问题。但解决不了还得走，还得顺利地走，高高兴兴地走，这绝不是思想工作能奏效的，奏效的是这些干部的素质、品质，是他们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形成的特质与本质。

老营长郭国法两次出国参战，三上青海高原，三条干线上流血流汗，仅当了两年营长，突然于七八年初决定让他转业。主管领导征求他的去向意见，他只说了一句话：上级决定哪我去哪儿。他被安排在老家一个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在部队钻山沟，回地方到基层。当时他有一个亲戚在地区党校任职，家里人让他去“融通”一下争取能调整到县里工作，他说：组织上安排这儿就在这儿干。这一“干”就是20年，将要退下来时县委给他加了一个括号“正科级”。

我的老连长杜金亭，工作是拼命三郎，为人是菩萨心肠。他以连队为家，把连队工作抓得风生水起，干得有声有色。1979年7月初我调离三连时，还风传他要提拔为某营的副营长。当我探亲结束回来，忽然听说他要转业。我当时咋都想不通。这样忠诚老实、任劳任怨的干部怎么说走就走了！

组织股利用利条件，很快了解到内情。原来公布的名单并没有杜金亭连长转业，名单确定以后到将要报到时，有一位与他一个县的连职干部因家属的一个纠纷问题没有解决好，要求“把问题处理好”再转业。名额不变，地点已定，需要再找一个与那位同志同籍的干部替补上去。杜连长符合条件，就被“荣幸”地选中了。其他要转业的干部已休整准备了几个月，而他当天还在山上组织全连打道碴。教导员通知他到营里谈话，坐下来后才知道要让他转业。他听说后第一句话是：

“什么时间走？”

教导员说：“工作已联系好了，其他人正在陆续报到，你只管先收拾，收拾好了再走。”

“到哪儿报到？”他还不知道去哪儿。

“到你们县税务局报到，去公社税务所工作。”教导员告诉他。

杜连长的人品好、人缘好在我们一营乃至全团的干部中是出了名的。教导员也很喜欢他。

“你有啥困难、有啥要求没有？”

“啥也没有，叫走就走，冇说哩！”

那天教导员还特意陪他喝了几杯酒。我一直不理解那酒是送行酒还是惋惜酒。

由于连长事前思想上没有一点转业的准备，七八年底他家属已搬到了我们团在西宁市的家属院，在那里还没住一年，到西宁买的第一瓶酱油还没有吃完，锅碗瓢盆还没配齐，现在突然决定让他转业。临走前我去西宁看望他，那天连长看我对这件事挺有怨气，吃饭时他反而劝我开心：

“咱是农民种地娃，能到这一步还不是组织上照顾。当兵几十年都听话，现在让转业哩能不听话？听话！”

事后我觉得这是老连长在离开部队前给我上的一堂政治课。一名党员、一个干部，反映他思想素质的不是话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有声有色，而是看他在重要时候、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基本态度。

杜连长走了，他回到曹县孙老家公社税务所任副所长，一干18年，由于他工作极端的认真负责，最后被提拔为国税局税务稽查大队大队长。2009年因心肌梗死忽然去世，死前没说一句话。也可能是他同年战友已有多人患同样的病相继去世，所以对高原严重缺氧所造成的心脏伤害和生命威胁已心中有数。

无怨无悔！

关角山隧道施工

毛泽东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所大学校。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既受益匪浅，又感悟颇深。其实这所大学校也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官兵一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暖意融融。

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在安排转业干部方面也体现的非常充分。精简整编干部队伍“消肿”工作一开始，确有一些急于转业的同志没有得到满足，其根本原因是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需要保留一定的骨干。政治骨干、业务骨干、技术骨干，是部队长期建设的必需，这种需要是政治任务，是大局。为了政治，为了大局，决不能有超出原则的照顾。而在部队建设这个大局之外的工作、政治之外的事情，有照顾可能或有回旋余地的，部队党委、首长都能给予充分的考虑。

全军要精简干部60万，这个任务是硬的、是刚性的，各级各单位必须无条件完成。从1975年军队干部分批转业开始，重点安排了已办理家属随军手续的干部和不带家属安置的基层干部。家属在农村没有办理随军的干部，基本上没有安排一人转业。这主要是考虑到了铁道兵干部钻山沟，打隧洞，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为部队付出心血，做出了牺牲，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在他们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候要给予最大限度地关心、照顾。这个指导思想最突出地反映在1959年入伍的山东兵和1965年入伍的四川兵这两个特殊群体上。

几家欢乐几家愁，欢乐忧愁头对头。

70年代末，在我们47团，连职以下的干部基本上是六五年四川兵，正连到副营职大部分是山东的五九年兵。1975年军转工作开始，按干部家属随军的三个条件之一——军龄15年，山东的59年兵已正好到了家属可以随军的年限。家属办了随军手续以后，除少数能力比较突出的外，大部分都成为转业对象。而此时的六五年四川兵，基本都不具备家属随军条件，有的同志文化水平很低，领导能力很次，只要不犯错误，只要本人不提出要求，组织上一律给予照顾保留，直到1980年以后，按服役年限，可以办理家属随军手续后，才陆续安排一部分同志转回地方工作。

组织的关心照顾，改变了一批65年四川干部的命运，使他们在铁道兵吃苦受累，流血流汗几年后，劳有所得，苦有所获，为家人、为儿女赢得了新的生活契机。而59年入伍的一大批山东兵由于集中转业、突击安置，造成了不堪回首、令人痛心的“曹单现象”。

“曹单现象”的形成也有多方面的因素。

位于山东省鲁西南的曹县、单县均为黄河冲积平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山东省出名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当然也是兵员大县。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历史上这两个县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相对比较落后。多少年来，能反映这两个县的优势和实力的天文数字很少出现，到了1959年则双双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每个县征兵2000名左右。

1958年“大跃进”如火如荼，基本建设规模膨胀。下半年，青藏铁路西格段再次上马，当年中央军委同意铁道兵扩编。10师是重点，47团是重点中的重点，征兵任务部署在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山东。山东省支援部队不讲价钱，仅在菏泽地区的少数县就完成了当年的5000名铁道兵征兵任务。

这批新兵在甘肃酒泉训练，第一站是青藏线西格段，直接拉进柴达木盆地，住进格尔木的土坯房、地窖子。当年底青藏线下马，部队回到河北房山休整、种地。1962年7月，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军委命令正在待命的铁10师抽调部分兵力开赴福建前线，59年兵正符合抽调条件，这批曹、单兵约有近一半的人离开47团到了福建。国民党旨在争取美援的假反攻，我党采取了以假对假的对阵战略，真调动假战备，到达福建前线的铁道兵与野战军混合编队，时间不久就开始遣散。59年山东兵除个别人提干留队，绝大多数退伍返乡。而留在47团的59年兵，在部队仍然是一支骨干力量。1964年成昆线上马，在崇山峻岭中修铁路，手搬肩扛，车推人抬，条件艰苦，任务繁重。一向以英勇善战、勤劳朴实著称的齐鲁男儿任劳任怨、踏实肯干，很快在成昆大会战中打出威风，干出了形象，很多人立功受奖，不少人提拔重用，仅1964年底一次就提拔59年曹县兵206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曹县、单县兵在各连唱主角、扛大梁，被其他省籍兵戏称“曹单（dan）兵”“曹单（dan）县。”

铁10师自59年一路走来，曹、单、成武等山东兵贡献多多，功不可没！

59年山东鲁西南兵有四个特点：一谓吃苦耐劳；二谓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三谓家属全部在农村；四谓子女多。军队干部转业工作一开始，这批同志基本上都在基层，精简整编的消肿任务提出后，超编的高级干部组建顾问委员会，超编的基层干部到地方参加经济建设。精简的重点在基层，基层的重点就是这些职务不高、识字不多、家属随军的营连职干部，而10师的重点正好就是59年曹单兵。

2012年建军节前，看望兰州军区副政委（郏县），在他的支持鼓励下，重返关角隧道，开始创作长篇纪实文学《青海长云》。

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地方工作的曹单干部，就其家庭条件而言，如果不是组织上强行安排，都很自然地选择了商业、供销、物资、粮食这些商品流通部门。不然，上有双方老人，下有几个子女的日子就没法过。为照顾这些同志的实际情况和个人愿望，这批干部大部分都安排在基层的供销社、粮管所和基层所的下级单位：棉花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养殖场等。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商贸流通企业的主导地位逐步被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所取代，失岗下岗成了“必由之路”。

家庭的未来在孩子，生活的希望在子女。而这批干部的子女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幸福的希望。铁道兵常年钻山沟，走野岭，四海为家，到处安营，随军子女从小失去幼教机会，小学教育颠沛流离、时断时续，尤其在青海高原的高寒缺氧区域，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儿童大脑的生长发育造成很大损害，这一批小学没有读过几天的子女到地方后正值上初中高中的年龄段，很自然地成了各班各年级的“插班生”和“差班生”。整个五九年曹单名军转干部没有一个子女考上大学，没有一个子女是靠文凭就业、靠学历成长进步的。所有这些随军子女由于学无所成、没有文凭、没有关系，基本上全部随父母安排在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自负盈亏”“自收自支”单位，又全部随父母下岗下海，自食其力。

下岗下海对全社会的民众来说也可能是一次创业、发展的机遇。虽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但由于我们制度上的不完善，这个过程对那些为祖国铁路建设献出青春、流血流汗的铁道兵干部来说是一次致命的阵痛，也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造成了对他们幸福生活、正常生活的一种颠覆，而对他们最大伤害、最难以逃脱的不公平则是一二十年铁道兵生活对他们生命的伤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1959年入伍的曹单兵参加了我国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三条举世瞩目的奇迹性工程：成昆、襄渝、青藏线一期，一二十年间他们含辛茹苦、风餐露宿，挑战生命极限，打干风抢、饮污染水，长期高原缺氧环境使85％的人心脏移位，五脏变型（被专家称为30岁的年龄，60岁的心脏）。到地方工作后，心理负担重，精神压力大，不少人积劳成疾，不少人壮年罹难，仅曹县就有60多位同志在60岁左右死于心、肝、肾、胃、肺疾病，部队献青春，成年献终身，铸成人生灾难，造成家庭悲剧。

我们不应该忘记！不应该忘记光荣的铁道兵，不应该忘记这些不幸的战友。

——摘自萧根胜长篇报告文学《青海长云》（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六章六节

肖根胜，笔名：萧根胜。男，汉族，195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郏县人。1974年12月入伍，先后任连队炊事员、团组织股干事、县政府办公室秘书、镇党委书记、县级市副市长、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开始写作，出版有《舞钢五千年》《青海长云》《国瓷之光——李国桢传》等。《青海长云》荣获河南省委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生命的赞歌》获河南省首届报告文学二等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任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平顶山市作协副主席、县慈善协会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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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外人2023-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