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探究小说的源起，说它“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⑨属于小道末流，他还从《博物志》《述异记》《酉阳杂俎》里摘引小说源起之说，认为“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⑩从这些早期古代文人对待小说之态度上，可见其含有贬抑之意。但从小说艺术的本体特征而言，这“类琐语之属”，却恰恰伸向生活的最深微处，或者说在这些地方，充分展现了生活深微处的韵致。小说在其发展之初，以道听途说为事本，以琐碎之语为渲染，难登大雅之堂，但却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深深扎根于生活的琐细处，扎根于普通民众之中。普通民众所经历体察的生活细流，就是小说之根，就是小说不断获取能量的源泉。我在这儿说的普通民众生活，就是生根于最为深厚土壤的乡俗乡情文化，这一点，也具有了人类学意义。
《大戏坊》以20世纪20—40年代为时间纵轴，以陕西关中地区洽川县哭泉镇留马邨为故事发生地。主人公魏仁湘，是方圆几十里的好乡绅，乐善好施，仁德仗义，支撑起留马邨的大戏厢。小说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留马邨的线偶戏班子。以这个提线木偶戏班子，串起了云云众生相，构成了故事展开的氛围。四先生魏仁湘与狼咬儿魏九成，留马邨这两个家庭曲折引人的交错关系，构成了小说故事发展的主线。故事所依凭的具体事由，则是线偶戏班子的生存、发展、传递和演出。人物的喜怒哀乐，个人命运的展开，多与线偶戏相关。我觉得，小说中三次重大且精彩的故事场景，都与线偶戏相关，且极为自然地铺排了乡间线偶戏的生存与戏规。
比如，六里堤王老虎门前的擂台戏，可算惊心动魄，高潮迭起。魏仁湘的岳父王老虎，是朝邑民团的大团总，方圆有名的“吃铁杆庄稼”的人物。大敌当前，他决心率领手下弟兄们过河打鬼子，临行前邀约了三家社戏来唱壮行戏，同时也是给儿子娶媳妇，暗藏的真实用心却是趁机劫走甜寡妇。于是，特邀留马邨的戏班子来演出，早知甜寡妇周心慧必是戏中人，然后伺机劫去，做成既成事实。魏仁湘带着线偶戏班来到六里堤丈人王老虎门前，与其它两家打上了擂台。周心慧也是魏仁湘心底喜爱的人儿，中途有人送信，他匆忙带着甜寡妇提前逃走。上述是第十章的大致情节。但故事中还穿插有魏仁湘与老媒旦之间因为周心慧所产生的矛盾，老媒旦私心想让周心慧嫁了儿子咬儿。事情急迫，魏仁湘应了事，通知戏班中人做准备。当魏仁湘告知老媒旦演出之事时，心里还打鼓，担心节外生枝。作者写到：“说到这一点，老媒旦虽是女流之辈，却也是行道上做人守规矩的老艺门。她当然知道‘戏比天大’这个老理，不但十分爽快地把事情答应了下来，还一口说定带着儿孙和媳妇一起都去。不过，她还是给四先生捎了一句不软不硬的话过来说——‘辣子一行、茄子一行，其他事儿跟做人行事没有一丝干连；哪怕下了戏台打捶闹仗，不能把戏耽搁了’……”⑪人物的行迹、心理、动作，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特别是戏行的规矩，“戏比天大”之理，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读者见识一种民间戏行的内情。作者的笔触，自然地带起了关中地区的风俗，戏班的生活特点，民间的乡情心理等，这些都在读者心里留下了鲜亮的印记。
第二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魏仁湘带领戏班子随王老虎民团组成的陕军东渡黄河抗日的故事。作者借此颂扬了1939年6月以“陕西冷娃”为主体的第31军团，坚守中条山抗击日军，最后弹尽粮绝，宁死不投降，英勇投黄河的故事。作者将小说中魏仁湘带领线偶戏班子随军慰劳放进这场震撼人心的壮烈场景中，以线偶戏人的眼睛，再现了这一令山河失色的壮举。
第三个精彩的场面，表现了魏仁湘屈辱中的大义品质。事情的原委是这样：镇长岳富葵召集各村保长开会，商量协助国军修筑工事之事。工事需要木材，让各村积极筹集。陈满仓说没有办法，顺口加了一句气话：“不行你们就派人来拆四圣庙”。事后没想到岳富葵真派这些兵爷来留马邨拆庙找木头来了。为了对付这些兵爷，保住社庙。魏仁湘好吃好喝招待他们，最后领头的提出要看戏，村人又手忙脚乱地搭戏台。“正如陈仓满所料想的那样，戏巷里在家的人，看见有人开始在庙院布置台子，不用招呼都主动忙活起来。线户家就有这点好，哪怕两家人刚才还在为地畔子抡着䦆头打架，只要听见锣鼓家伙的响声，天大的事情都能先放下来相互撑台雇事”⑫。这样的剧情交代，耒耜班的浓郁文化所衍生的行为方式，看似闲笔，却如生命诞生时的羊水，包裹构成了故事衍生的活水元气。看戏期间，刘团副发现戏台上有女人挑偶，于是非“点名要台上俩女艺人给他的弟兄们唱一曲《十八摸》提提神儿”。关键时刻，魏仁湘为了保护戏班子，保护村民，不惜放弃尊严、忍辱应诺。他说：“既然刘官长好这一口儿，鄙人就舍着这一张老脸，给你老人家唱一曲《害娃娃》，把您已经出口的这句话搁住”。⑬然后唱了这首“难登大雅之堂的炕头戏”。唱到最后，将自己的舌头咬掉一块，带血吐了出来。这些地方，活画出关中民间风情的状貌，同时也展现出小说主人公大义担当的刚烈性格。
顺便说一句，关中地区与同属陕西的陕北陕南大不同，没有民歌，只有戏曲，所谓的“高台子教化”。既然是教化，所以，戏曲中的故事思想，大都是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所以，关学的深刻影响，使那种情爱为主的酸曲难以在这块土地上露面。小说中，魏仁湘的这种惨烈抵抗，是具有现实依据的。
小说语言，是构成小说魅力的法宝之一，除此则有人物塑造、故事营构、主题意蕴等。《大戏坊》的故事发生地是关中东府的洽川，其语言也颇得关中东府方言神韵，较好地将关中方言与普通话杂糅一起，妙加运用。这样，使叙事语言更多散发出一种浓郁的关中普通话味道。而人物对话，则以关中方言为主。如此，既能令非方言区的人看得明白，又不失关中地区的乡土韵味，作者将两者融合得相当好。
小说的叙事语言调质，有意识运用了诙谐幽默语素，似乎是以漫不经心的调侃语调在看取人生，既是旁观，又是亲历，带读者参与到故事人物的活动中，形成一种独有的味道。比如，在交代人物事件时，作者常常喜欢用“这厮”来表达，仿若说书人式的旁评，又有几分搞笑。在《水浒传》中，我们常见到以“这厮”作为口头禅的叙事基调，但用在关中地区的故事人物口头是否合适？关中人喜欢说“这货”，一般带有诙谐调笑式的贬义，但在特定语境下也带有亲昵喜欢的味道。我猜想作者可能考虑到“这货”一词的贬义，而用“这厮”做了替代。还有一个口头禅：“这人厢”。在叙事中多以魏仁湘为对象，感觉说的是一种在群体中有威望和影响的人。其实关中地区更具表现力的说法叫“人望”。这是表示声望、威望、敬仰之义。汉唐以降的文字里经常使用，成为关中地区对尊者的褒扬式称谓。从这些字眼的选择中，足见作者对语言的用心和讲究。
就整部小说的叙事格调而言，显然是在严肃方正的氛围里，加入一些活泼调侃语调，从而产生阅读快感。比如，作者交代线偶戏，说每在开场前，会提溜出来一个“塌塌鼻子白眼窝，樱桃小口耷耳朵”的丑角“癞报子”，说一段开场白：“老老老，老少爷们仔细听，小的名叫四先生，只因貌样长的嫽，得了个诨名——葫芦瓢。”之后，本戏才算正式开始，也由此带出故事主人公四先生来。如此的叙事口吻、叙事调质，使方正滞重又典雅的关中式正襟危坐，掺进了带有活泼趣味的方言俚语。语言本身的那种活性，通过乡间俚语扑面而来，历史与生活的现场感顿然而生。
与小说的叙事语言相并而显的是小说的人物对话。对话离不开人物的身份性格、气质教养等等，也就是人物语言须得是个性化的。这一点在《大戏坊》里也有鲜亮表现。比如，作品写到刘管家找陈满仓来商议让甜寡妇所在的戏班子到王老虎那儿演出的事情，两人都是道上的人，身上一股子匪气。而刘管家的来头更大，是奉民团老总王老虎的旨意而来，陈满仓当然不能不小心应对。作者勾画陈满仓的话语姿态：“陈仓满怔了一下，紧着吹灭了手里的媒纸，放下刚掂到手里的水烟袋，堆出一脸的谦恭紧着问道：‘三哥有话尽管讲，慢说是大哥托付的事情，就是你老兄放个小屁出来，我那也得拿纸包着呢！’”（45页）。瞧瞧，如此鲜活的个性化语言，顺手拈出，人物形态心理全出。读者在这样的文字里，一下子就见出陈满仓那满脸堆笑，假装谦恭，在台面上讨对方心里舒坦的那一幅油滑嘴脸。
再说老媒旦这个人物，她是个媒婆，不仅如此，且是一个厉害角色，撒泼骂街无人敢惹。受魏王氏之托，她见了甜寡妇周心慧，要将她说给魏仁湘做个偏房。临末，忘不了教导几句人生之理：“慧儿，想来你也知道世上的这些事情喀。唉，犯危履难，岂避风霜。给人做小这也是世上行下的规矩，女人家，谁能逃脱老天爷给的这条苦虫命呐。”（41页）“苦虫命”，多么形象又贴切的形容。给一个寡妇说媒，且是“做小”，用“苦虫命”来言说“女人家”的普遍命运，这对甜寡妇当然是一个宽慰，女人都如此嘛。但老媒旦先这样试探周心慧，心里另有想法，没提防这个甜寡妇竟有答应之意，她一下子口气又变了。原来老媒旦私心想着要将甜寡妇说给儿子咬儿续弦。
接着，老媒旦立即显出不屑，开口说：“慧儿，婶活了这大半辈子，不说吃的盐比你娃儿吃的饭多，世上这号大大小小的事情也是经见过一些。你遇到的这些，都是个瞌睡碰见枕头的大好事喀，可你得听婶把丑话给你说到当面。唉，万事没着落，女儿家宁可卖身娼寮，千万莫要思摸着走给人去做小房这条窝脚的路哟……”（42页）老媒旦嘴里出来的是势如破竹的训导，什么“吃的盐比你娃儿吃的饭多，”什么“瞌睡碰见枕头”，什么“千万莫要思摸着”走“这条脚窝的路”等。这些用语非常形象，也让人一见这个媒婆的能言善辩和泼辣形象。有些用语，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现在，哪儿还能找到“脚窝”？只有庄稼人知道，田地里行走，总能看见脚印，脚踩在松软的土壤上会留下深深印痕，乡间人称之为“脚窝”。水泥路上，光溜溜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说，“脚窝”这样的形象性表达，慢慢就成为历史化语言了。思摸是一种让人思考的意思。关中方言里还有“踅摸”一词，意谓一个人慢慢靠近某物，伺机下手。老媒旦的话语里似乎还有这层意思。所以使用“踅摸”是否更形象准确？
小说里的魏王氏，是魏仁湘的正妻，因生了一窝儿女娃，眼看又不能再生了，于是劝说丈夫续娶甜寡妇，又听说了甜寡妇那儿可能生变故，于是，作者这样写魏王氏对丈夫魏仁湘的规劝：“家中大小事情我历来都依着你，这也是我自己的夫命喀。续娶这件事情，心慧那头如果有变故，咱们也不能认着一条道儿走到黑。不妨四下里让人多费心打听打听，走了一个穿绿的，保不齐就不能聘一个穿红的进这个门来！”（60页），魏王氏的心情，为魏家子孙绵延的考量，活画出传统礼教熏陶下的一个贤德之妻的形象，用“走一个穿绿的”“聘一个穿红的”来表达让丈夫续娶的决心。
作者写人心理感觉，拿捏得好，比如，张干大与陈仓满过招，两人的话，说一半留一半，彼此试探，伺机而动，各有自己的核心利益，火候拿捏，甚是恰当。（301—302页）。刘欣耕与陈仓满的对谈，也是各据心思，人物的动态心情，很是到位精彩。（382—383页）。
还有人物在不同语境下的双关语，各说各的话，但是却说出了深刻的两相差异，话语背景完全错谬，但却意味深长。如小说的结尾部分：高文都区长对魏仁湘说：“你最好能在斗争大会上表一表自己对土地改革的态度，给自己找一条重新做人的路嘛……”四先生说：“照你的话说，我活半辈子没做一天人？”这一对话真是精彩！在已经解放且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语境下，区长让魏仁湘重新做人，是时代规定的政治话语。魏仁湘却不认同，觉得自己一直在以仁礼之道“做人”，魏仁湘的做人与区长口中的做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阶级意识和儒家伦理的碰撞。语言在这儿的妙劲儿全昭示出来了。
下面我说说《大戏坊》的氛围营造，从这一点来说，它是相当成功的。我指的是围绕戏坊而氤氲其上且充溢其间的一种气息，人物和故事就展开在这样的气场里，具有了某种活性。
这部作品，作者讲述了这个以戏为业的村庄中，耒耜戏班对演艺的敬重，“戏比天大”的敬虔之心，因戏而产生的种种故事和冲突，使小说在氛围的营造上别有胜意，一种生命元气借以成形。人与人之间，当然会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但在线偶演出时，却半点马虎不得，这是留马邨的传统，是一村子人所敬重的行当规矩，也可说是职业操守。
小说一开始，从一块打胡基的石头碑文说起，线偶戏坊的历史由此展开。上溯至杨贵妃的对家乡玩意的喜爱，到它的千年传承，大约用了30页的篇幅来铺展。这个层层叠叠的线偶溯源，到了魏仁湘的爷爷老罗锅成为了城隍爷，揭示出另一脉系的民间线偶传说。这样带有民间传说色彩的枝枝蔓蔓的源流铺排，当然不是一个讨巧的叙事策略，因为它没有与直接的人物关系及故事冲突关联，只是大段的铺陈，一点一点叙说线偶的历史和对人物的介绍。关于魏仁湘爷爷老罗锅，作者采用了倒叙的方式，先说他如何进了城隍庙成了神，再说他生前做的一件留名百世的事，倾其钱财置办了“一副全挂挂的线偶戏箱”，再说他如何在卖完甑糕的回家路上救了叼在狼口的魏九成，也就是狼咬儿。这才慢慢进入到故事的情节叙事中。前面的这些渲染，多是民俗传说志怪故事。在这样貌似絮絮叨叨的话本里，要能抓住读者并使其着迷，不是易事。由此可见，作者对民俗乡情的情感之深，所下功夫之大，这一点也正成为小说独有之景。
作者关中牛，1957年生人。能以这样的年纪，再现民国时期的生活场景，再现人物关系，铺陈人物语言，描述行为举止，且毫无违和之感，这是令人赞赏的。民国时期的乡俗、风习、文化，他能这样准确理解，其熟稔把握的程度，很是难得。不知道作者的脑子里，怎么就有那么多的先辈记忆？能做到如此精彩还原。尽管以关中牛的年龄，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中地区的生活场景有记忆，这没有问题，但还原到民国时期，还是有诸多障碍。特别是那种私人生活场景，与六十年代的集体化农村生活大为不同，但作者却能不显山不露水地让读者领略另一时空的场景。让读者对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农村境况，历历在目。他仿若神意指派，就为了还原一个时代的面貌。
有一种理论认为，作家艺术家再造的那种生活，是自己心中理想的生活图景，是一种想象性的虚拟再现。就是说，作家与作品之间，是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是一种从不确定到确定的完成过程。读者与作品之间，也是这样。唯有读者（主体）打开作品（客体），才能使这种不确定的文字存在，得以确定。两相交融，双双获得肯定。这也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变化的过程，获得的过程。就是说，作家的写作，以自己的趣味，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愿望。他的审美趣味里，包含着一系列的愿望于其中。这种氛围的酿造，是作家自我的丰富展开。
中华文明传统，作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性特征，其文化取向扎根的深处，就是人的忠孝仁义。作者在叙事中，将他的触角深深地伸向传统文化的纵深之处，乡间生活的基本伦理尺度，被作者挖掘揭示。被现实疏忽并遮蔽的人伦暗处，又以隐秘的方式展开，使其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比如，魏存贤与老媒旦生的那个私生子魏九成，这当然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个秘密没人知道。小说并没有因了这件事，将魏存贤写成一个道德败坏的伪君子，而是写出人物在某种特定情景下所构成的私情关系，写出了他的难场。一个人摇曳多姿的多重面貌，就在这样的复杂矛盾中显现。
此刻，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文化嬗变，就是传统的回归，民族主体性格的重建。革命叙事与传统伦理之间，怎样融合？作者关中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问题。这样的弥合，恰逢其时，是一个时代或者说是历史发展的呼唤。这部小说就站在这样的时代节点上，呼唤了一个从本己的文化传统出发的存在，从而将上个世纪前半叶的那场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精神人伦道德紧密关联，让人们看到了另一幅中国文化图景。我想，这大约是这部小说颇为不寻常的地方。
最后，说说小说的不足。其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其一，小说在交代故事或事件的前因后果时，有时线条显得不够清晰，让人费猜。比如，囊哉的身世，我是看了数遍才搞明白。还有甜寡妇处在三个男人的争夺之中，三者的勾连，人物的心理，甜寡妇的应对，都有点儿缺欠，线索不大清晰。作者叙事中，为了回避直接呈现，许多时候云遮雾罩，可能关键点就是一句话交代，这样易于使读者漏掉重要的节点而不得其详。尽管作者的用意是避免阅读中的一览无余，有意识设置了故事阻隔，仿若庭院设计中的照壁或花墙，以此隔景。但尽管有隔景之设，线索却一定要明晰的。
其二，现代小说，与传统古典小说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心理描写刻画增强，不管是意识流还是心理小说，重视人的心理呈现，是现代小说的显著特征。但在《大戏坊》中，这一点却嫌稍弱。人物的行状，大都是被一定的事件推着走，缺少了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然，它带来的另一个效应是情节性加强了，但读者与人物总是隔着一层薄纱，不知道张干大在与魏仁湘长久的相处中，其内心深处的念头想法。情节化遮蔽了心理纵深。
其三，小说在开头部分，过分冗长地叙说线户的历史源流，没能一下子进入故事之中，这在小说叙事里显然不是一个好选项。想想看，陈忠实在《白鹿原》开首第一句话为什么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为了吸引读者呀。没有个体人物活动的外在的历史陈述，多少会影响读者进入阅读。
尽管有上述诸多不足，但瑕不掩瑜，如前所论，《大戏坊》无疑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小说。
注释：
①②陈忠实《白鹿原》第246页、第5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④⑤⑥⑦⑧⑪⑫⑬关中牛著《大戏坊》35章329页、35章329—330页、42章391-392页、12章104页、12章105页、12章110页、10章83页、43章404页、43章407页、
⑨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3页、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仵埂，陕西富平人，1956年10月生，西安培华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教授，西安音乐学院艺术哲学（美学）方向研究生导师。文艺评论家。长期致力于美学、小说、戏剧、散文、电影等方面研究，在《人文杂志》《南方文坛》《文艺争鸣》《西北大学学报》《小说评论》《中国作家》《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论文及评论二百万字。著作有《受难与追寻》、《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魂魄何系》等，主编有《影视鉴赏》《柳青研究文集》《柳青纪念文集》《中国古典文学赏析教程》《外国文学名著赏析教程》等。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第二届德艺双馨荣誉称号”获得者。其理论作品《论作家的内心生活》，《小说的伦理精神》等，获陕西省文艺评论奖、柳青文学奖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等。《影视鉴赏》一书，获陕西省教育厅优秀教材奖。专著《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2014年1月获陕西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同时获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奖。
2023-1-29二稿于西安小寨
2023-2-13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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