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入党之谜

·杨荣标·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鞍山市人。生于1901年6月，2001年10月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病逝，享年101岁。

提起张学良，国人皆知。张学良所以名扬天下，一是1928年6月的“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二是1930年9月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参战，使蒋介石在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挑起的内战中获胜；三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很快落入日本人之手；四是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张学良联合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

在张学良的个人生涯中，还有一件令世人十分意外的事情，就是张学良曾在1936年6月提出要求加入中共共产党。

一个堂堂的军阀，竟提出加入中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前，蒋介石就已调遣东北军进入陕甘剿共。当时，张学良手下辖有5个军的兵力：驻甘肃天水一带的51军，军长于学忠；驻陕北苏区正南方的57军，代军长董英武；驻陕北苏区西南方的67军，军长王以哲；驻甘肃西峰镇一带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师和两个直属师。

中共中央经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分析时局形势时认为，红军此时面对的国民党军，正是当年不放一枪就仓皇丢掉东北老家，以后长期受到国人唾骂和良心谴责的东北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日甚一日，不仅整个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热河、察哈尔也先后落入日本人之手。1935年，日本更进一步公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华北事变”，蓄意吞并整个华北。因此，抗日无疑已成为全中国各政党、各军队、各阶级、各阶层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时刻，只有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才能团结广大的全国民众和武装力量。于是，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救亡的统战工作，就成为中共和红军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5年10月，东北军67军对陕甘苏区进行了第三次围剿，结果是其110师被红军全歼，107师遭重创，107师的619团团长高福源被生俘。

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第5期步兵科学生，后升入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颇受张学良和67军军长王以哲赏识。高早先曾是北京大学学生，在校时恰值“五四”运动不久，深受新思潮影响，思想较为激进，被俘后自然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心悦诚服，并表示愿意回到老部队去做统战工作。回到东北军后，高福源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1月8日，高福源从红区回到洛川，去见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听了高福源被俘、被放的经过，对中共中央的共同抗日主张深表赞同，并向张学良报告了高福源回来的情况。张学良知道后，亲驾飞机飞到洛川和高福源谈话，当即表示愿意与中共方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的问题进行商谈。

1936年1月15日，高福源返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的甘泉，向我方领导汇报了张学良、王以哲的思想态度，彭德怀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接电后，当即意识到此事意义重大。第二天，即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王以哲接到消息，立即致电张学良告知相关情况，并于当晚就与李克农见面，进行了初步交谈。

18日，张学良复电王以哲，请王转告李克农，称他将于近日亲到洛川晤谈。20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谈了三个小时。自李克农前往洛川会谈王以哲、张学良之后，双方正式建立起电台联系。

3月5日，张学良又亲自驾机飞抵洛川，又与李克农进行了一次会晤。后来，张学良又于4月9日亲驾飞机抵延安，当晚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6个小时的见面会晤。

张学良由原先的反共，逐渐转变为和共、联共，自然有种种原因。按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所言，概括地讲有以下六点：一是少壮派的谴责，二是沈钧儒等老朋友的鼓励劝说，三是党内纷争为私不为公的状况，四是蒋介石不抗日的决策，五是汪精卫两面派的言行，六是刺汪杀手孙凤鸣的敢作敢为和慷慨陈词。所有这些，都使张学良对于理应肩负抗日救国重任的国民党日渐失去信心。

除此，张学良没有明说的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张学良看清了蒋介石派东北军赴陕甘剿共的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派东北军去剿共，既打击了共军，又消耗了东北军，蒋介石则可一石二鸟、一举两得。对此，张学良心知肚明，因而对蒋介石“攮外必先安内”的先剿共后抗日的政策日益不满。

除了以上原因外，张学良思想的重要转变还在于东北军三次剿共作战的严重失利，眼看不过数月，东北军连损两师，自然“使良心中倍增痛苦，并对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能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矣。”（见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另外，张学良思想之变化，不得不提及张学良的两任秘书。两位秘书平时长时间的吹耳边风，其一言一行或多或少也影响到张学良的思维和认知。

张学良曾用过一位叫潘文郁的留苏学生作秘书，潘文郁曾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秘书。虽然潘后来脱离了共产党，但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各种主张，特别是对苏联的情况相当熟悉，能力极强，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影响。

后来，当潘文郁离开后，张学良想找一个类似潘文郁这样曾留学苏俄，且有才华、有见解的人来当秘书。于是，就委托其手下将领、亲信李杜来办此事。李几经周折，终于通过一位与上海共产党组织有关系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找到了刘鼎。

李杜将刘鼎的情况告知张学良，张学良听后觉得满意，很快派人将刘鼎从上海接到西安。几次接触下来，张学良认为确实不错，就把刘鼎作为心腹。后来张学良飞赴延安和周恩来会谈，就把刘鼎带在身边一起参会。当时参加会谈的一共只有5个人，即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和刘鼎，可见张学良对刘鼎之器重。

那刘鼎是何许人呢？

刘鼎，原名阚尊民，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1925年8月受中共旅欧支部指派，随朱德等60人经莫斯科回国参加工作。但因情况变化，中共旅莫支部决定将刘鼎等22人留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刘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军事班支部书记，刘返回国内参加工作后，任中央军委保卫局二科科长，1933年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934年随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在转移途中遭伏击被捕，关押在九江俘虏营，后趁上街购物之机出逃。回到上海后，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帮助下，隐居在新西兰工程师路易·艾黎家里（解放后，刘先后任二机部、三机部付部长、全国政协常委）。

1936年6月初，发生了广州陈济棠、广西李宗仁联合反蒋的“两广”事变。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主张抓紧推动东北军发动西北事变的一切准备。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拟定了《行动计划书》，由中共代表邓发交刘鼎转交张学良。

经过与李克农前后两次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共产党在政见的许多方面已相当接近，后又经周恩来与张学良延安的长时间会晤，在若干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特别是双方商定了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行动之“西北大计划”，其中心内容就是“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这个“友邦”，指的就是苏联。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张学良已决心联俄联共，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1936年6月16日，是中断了两年之久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首次恢复的第一天，中共中央当即将国内的政治形势电告共产国际。

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抗日讲演：“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宁肯因斗争而死，决不束手待毙！”

张学良回到西安后，多次主动找刘鼎密谈，在询问了有关共产党的各种知识后，恳切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请求中共中央考虑和接纳。

张学良为什么此时会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呢？只要了解张学良自4月开始决心联俄联共、逼蒋反蒋的变化就不难理解了。平心而论，张学良要求入党，其实未必真的带有多少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和理想政治上的目的，更多的恐怕只是出于对苏俄的了解和对中共政策及能力上的某种信服，相信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实现真正的抗日，才能帮其实现打回东北去的主张，同时获得苏联的同情与物资的支持。

张学良要求入党，现能查到确切资料的可见之于1936年6月30日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该电报第三部分是张学良要求中共派员帮助训练其干部，并帮其配备发报员，而第四部分则是“日要求入我党 ，求专人训练。”这里的“日”，就是张学良当时与中共中央通电时专门的代号。关于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还能在1986年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文件汇编里查到。

中共中央收到刘鼎电报后，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明确认为，可以允许张学良入党。1936年7月2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为此事发了专电：“张自宁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电报还对东北军及张学良的特殊性进行了详尽分析，强调要求共产国际对东北军和张学良给予信任。

当时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而王明是一个出了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自然不会同意中共中央从中国实际出发作的的决定，于是在同年8月15日以共产党国际名义复电：“你们关于接受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深感不安，”强调“不能把张学良看作可靠的盟友。”

至于对张学良入党要求最后作出了怎么样的处理，从现在掌握的档案材料看，还难以有一个准确可信的定论。目前看，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认为，向共产国际去电前已明确答复同意张学良入党。比如，前为东北军将领、后为中共将领的吕正操，在参加张学良葬礼后曾对当时的统战部领导阎明复讲：“张汉公是共产党员”；还有前东北籍大学生，后主持过东北军史编辑工作的宋黎也曾说过：他曾当面问过叶剑英，“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但叶帅在回忆录和其他记述中都未提及张学良入党之事）。

二是认为，鉴于当时情况，接到共产国际否定的电报后，不可能违背共产国际意见而给予入党；

第三种说法是，当时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入党要求不可能不予表态答复，但为稳妥起见，当时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按向共产国际发专电时的精神予以答复，即“将来许其入党。”

综上所述，张学良究竟有没有入党，至今尚是一个未解之谜。但以笔者一孔之见，鉴于当时既要团结争取张学良，又不能违背共产国际的明确否定意见的历史背景，个人倾向于第三种说法的可能性较大。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二日于金华

编者简介: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