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啊，战友（上）

——谨以此文献给赤胆忠心的军转干部

作者| 十师 萧根胜

让我经常惦记的战友很多很多，随着岁月的流逝，纵然音容渐淡，少了交流，但是铁道兵的情结与血液同在、生命同行。

在战友的群体中，让我惦记最多的首先是我的那些把青春年华乃至家庭幸福都献给铁道兵的首长们，那些为铁路建设付出鲜血和汗水、吃了千辛万苦、贡献了青春、贻误了子孙，最后生活拮据、家庭埋怨、社会不屑的老战友们！

我分配到老连队以后，第一任连长是张圣艮，山东人，1959年兵，刚到连队时他正在休假，待他假满归队，没停多久就待命转业。第一任指导员是余光才，北京人，到连队后的起始教育都是他传授的，为人谦和，工作认真，只是胆子有点小，到隧道里面去总是心惊胆颤。1975年下半年与张连长一起转回地方工作。由于接触时间短，没有过多的交往，也就没有很深的感情，到地方以后就少有联系。听说余指导员回北京市安排的不错，落脚在首都，生活一定很幸福。

我的指导员钟传兴（右）

当时有位副指导员姓赵，也是北京人，听说他是从襄渝线上的学兵连回来的，等待着转业，基本上没再参与连里的领导工作（由于我是新兵，当时他是不愿意干还是组织上没有安排，并不清楚。只是有他在连里任职，上级党委再没有给我们连配备副指导员）。也可能是由于第一批转业的指标少，两个正职安排了，他没有挨上号。这位领导明眉大眼，五官秀气，很有点伟人气象。也可能是由于他的帅气，在学兵连颇受女学兵的追捧，据说是与个别女学兵关系近了点，受到组织的追究，只是在位时都没有看到他的处分决定。当时关角隧道工地上大会战连轴转，他闲着没有什么事，闲得无聊时就去打猎。我曾跟着他去过两次，偷着去的，心里挺害怕。我们两个新兵一人背一支冲锋枪，一人背一支半自动步枪（遇到猎物时，为确保命中率步枪瞄准先击发，冲锋枪同时扫射），跑很远的山路，累得半死。第一次空手而回，第二次打了一只黄羊，几十斤重，两人抬着走到很晚才到连队。以后这位领导再找我“潇洒”，我以我的特殊身份谎称有事，逃过了几次担惊受怕。78年下半年他临转业时又专门打了一只黄羊，让炊事班给他红烧以后，装到一个空咸菜坛里，带回北京让家人品尝去了。在施工紧张阶段，连队干部战士都累得找不到感觉，副指导员不上班还去打猎，不少人心里直犯嘀咕。他是第二批转业。走了以后，把连队、把我们这些跟他一起干过真枪实弹的喽啰们都忘了，大家也没有记住他。没有人知道他回去干了什么。

郭国法营长属于第二批转业，连长杜金亭是第三批，与这些领导、首长、老乡接触的多一些，即是分别后也在想法取得联系，对他们的情况就有不少惦记。有感情才有惦记！内心的惦记让我较多地了解了那段时间的转业干部和那个时期转业的老领导、老战友的一些情况。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了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坚持毛泽东主席“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导方针，集中讨论了军队的整顿及编制体制调整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重点提出了解决部队“肿”“散”“骄”“奢”“惰”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的“消肿”就是压缩定额、精简编制的问题。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将军队总员额减少60万。

这一年的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军队要整顿》的文章。文章说：“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军队干部大量参加“三支两军”，全军干部停止转业到地方工作。到1975年，按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体制、编制方案，全军干部超编60万人。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军队集中处理超编干部的工作迅速全面铺开。这一批安排的主要是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不适应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些同志，也有入伍前有工作转业后不需要组织重新安排（复工复职）的。由于是第一批安排，而且还有邓小平同志讲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都是国家干部，地方干部能安排，军队干部也应该能安排”的精神，这一批干部安排得相对比较好，走得也很顺利。只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邓小平的“下台”，整体工作的后期受到影响，直到1977年底才基本完成。我们三连的余指导员、张连长也就是这一批。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全军的精简整编工作仅开了一个头。1976年2月，中央军委通知全军停止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精神，部队精简整编工作偃旗息鼓，被迫中断。“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8年上半年，部队的精简整编、干部转业工作重新启动。面对10年“文革”的遗留问题，军委确定这一批干部的去向是充实工业交通、农业生产第一线，同时明确了可以进入文教、财贸等基层单位的政策。1978年是我国历史上极不平常的一年，落实“抓纲治国”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提上议程。这次会议形成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从22个方面对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军队转业干部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政治保证。这一年仅用7个月的时间安置了25万名军队超编干部，成为我军安置转业干部史上的奇迹。1979第三批军转干部工作启动。这一批军转干部是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安置超编干部的最后一批，针对当时“文革”帮派体系的影响、基层政权混乱的实际，当时的分配去向主要是加强基层、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团营职干部由国家统一分配，连排职干部在原籍参军的一般由原籍省、市、自治区分配工作，部队内部称“哪来哪去”。当年四月中旬中央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到年底全军送走了18.8万名干部。

1980年，邓小平开始在军委发挥核心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1969年到1975年间作为复员处理的军队干部。老元帅身经百战，坐帐不忘兵卒，果断决定为41万已到地方种地、放羊的军队干部改办转业手续，补发工资，安置或调整工作。也就是那一年的3月中旬，邓小平发表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再次提出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指挥不灵的问题，全军震动，踊跃响应。也就是这一年，总政治部出台了《关于军队精简整编中编外干部安排方案》，建议这批军转干部主要充实到基层政法战线和教育战线，其次是加强其它基层行业。也就是这一年，全军23万军转干部多数人看到了社会发展将由政治向经济转轨的端倪，加之不少同志收入低、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纷纷要求向基层经济流通单位挤进，全军仅有不到40％的超编干部进入政法战线。我们团那一年转业的干部基本上是“非经济部门不去”“非流通单位不去”，多数同志都去了商业、供销、粮食、物资、外贸等基层单位，有的副营职干部到基层供销社当一名排在第四、五位的副主任，也高高兴兴、心满意足。我们县那一年接收军转干部94名，其中71名去了经济流通的基层单位，还有8名同志去了交通、财政、水利局的公路施工队、汽修厂、打井队，有专业技术的7人去了基层卫生院，去公检法系统的仅有2人，乡政府3人，税务所1人。

第三批转业干部安置完成以后，中央军委对外宣布全军整编任务已经完成。部队干部转业交流进入正常化，到铁道兵集体改工前又转业了两批，但不再称第几批，说是正常转业，以忌有悖于中央军委的“决定精神”。这期间转业的干部如果带有家属，多数仍选择经济流通单位。我的老指导员钟传兴正营职转业，回原籍成都市龙泉驿区选择了物资局。已任48团政治处主任的刘茂轩，先安排在县检察院任副检察长，经过做工作后又调整到县商业局任副局长，由政法部门的意向安排降半格又调整到经济主管部门任职。

1978年是铁道兵的而立之年。在庆祝铁道兵组建30周年纪念大会前，叶剑英元帅欣然题词：“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坚持这一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光辉题词，是对铁道兵30年历史的精辟概括，是对铁道兵精神的高度评价，也是对铁道兵全体官兵的褒奖和激励。

如果看一下铁道兵干部在落实中央军委全会精神中的状态，老元帅的题词犹言未尽，好像没有把铁道兵干部的精神世界、思想素质全部概括进去。我冒昧的添上两句，拟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铁道兵前无畏惧；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铁道兵前无怨言。”虽为敞家微言，却是为战友们的精神有感而发。

近十年的军队干部“封口”（停止转业），不仅造成了干部编制上的严重超员，也使干部中积压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家庭有一定实际困难，本人回地方后又不需要政府为家属安排工作的一些人，想走走不了，思想不痛快。精简整编工作开始以后，不少同志为之高兴，但军委扩大会议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准备打仗”，“提高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水平”，落到具体上就是要保留骨干、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这样就使一些工作上有一定能力、家里有一定困难、一直要求转业的同志转不成、走不了。我的老股长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组织股的老股长叫许宏翔，浙江安吉县人，1962年入伍前在上班，爱人是长兴县医药公司职工。他在部队与爱人分居两地，爱人带着两个孩子与许股长的父母各居一方，互相不能照顾。在襄渝线上许股长就要求转业，却是一年拖一年，今年推明年，一直走不了，其原因就是许股长政治素质好，思想水平高，工作能力强，人格魅力大，领导看得起，群众威信高。结果，他拒绝提拔要求转业，职务没上去，而转业时组织上又抓住他这个人才不放，城也误、乡也误，最后，“城乡两耽误！”许股长的特点就是工作认真，待人热情，以前是这样，不让转业还是这样。直到1979年底，同级别比他年龄大的同志全走了，才安排他转业。虽为组织股长，近水楼台晚得月，守着领导没法说。他转业后安排在浙江省水电系统的工程局工作，流动了十几年又到个流动单位，江里跳到海里，还是两地分居。一向不找领导提要求的许股长，离开铁道兵以后第一次向地方党委提出照顾性的请求。当地党委考虑了他的实际情况，把他又调回长兴县工作。他凭着铁道兵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习惯”，从头干起，最后提拔到湖州市人大副主任的位置。

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何况铁道兵干部！

当时47团还有几位技术干部，老团长邵青海、丁明德等，年龄已经不小，子女急需就学，家里困难不少，要求回地方工作。他们是技术骨干，铁道兵修铁路没有技术力量不行，技术人员不能走，这些同志从七十年代就要求转业，直到脱了军装，到了工程局，最后退到中铁公司基地，一辈子献给了铁道兵，献给了铁路。

无怨无悔！

——摘自萧根胜长篇报告文学《青海长云》（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六章六节

《未完待续》

肖根胜，笔名：萧根胜。男，汉族，195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郏县人。1974年12月入伍，先后任连队炊事员、团组织股干事、县政府办公室秘书、镇党委书记、县级市副市长、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开始写作，出版有《舞钢五千年》《青海长云》《国瓷之光——李国桢传》等。《青海长云》荣获河南省委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生命的赞歌》获河南省首届报告文学二等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任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平顶山市作协副主席、县慈善协会会长等职。

槛外人 202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