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活（回忆录） 

1971年，我去永和县高家山村插队落户。高家山村属于城关公社东峪沟生产大队的一个生产小队。东峪沟村是永和县的大村，驻过乡政府，县委党校等机关也在这里驻过。东峪沟生产大队的七个自然村为七个生产小队。

这七个自然村散落在两条沟里。西边沟里有前桑壁村和后桑壁村。东边沟里有东峪沟村，圪噔里村，龙口湾村，北庄村，最后上坡就是高家山村。东峪沟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李凤德，这是一位老书记，人很正派。有一年，他的女儿在临汾二中教学，他来看女儿时还跑到我办的学校来看我，我当时正好不在，回来后我到二中去找他时，他已经回永和了。大队主任是圪噔里村人，也是老队长，人很瘦，那时候胖人极少。会计是北庄村的老会计，民兵连长是另一条川里的李宁宁，虽然年轻，已是多年的民兵连长。

高家山生产队是一个小村子，一共十几户人家，地广人稀，全是山地。全村几乎全是“三年困难” 时期从河南逃荒过来的人，而且，全是一个村里的人，都姓张。所以，相互之间都知根知底。河南人饿怕了，所以勤劳，相比于周围懒惯了的永和人，他们这个村子的粮食就打得特别多。那年月有粮就是草头王，被县里树为学大寨典型。队长张庆伟光棍汉，没有老婆，没有儿女，但头脑清醒，思路敏捷。虽然不多识字，汇报起来一套一套的。全村只有一个党员，叫张祺禄，老俩口都是大高个儿，好人，挺慈祥。一个女儿瘦瘦的，十几岁，上小学。张祺禄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副队长也姓张，一大家子人。村里有一家地主成分，也是一大家子。

由于是一个村里逃难来的，所以，在那么严峻的阶级斗争年代里，他家在这个村子里倒不怎么受磕打。这个村子原来有过学校，由于学生人数少，学校就停办了。

自从高家山被树为学大寨典型，经常有人来参观，没有学校显得不重视教育，所以，经过教育局协调，学校又办了起来。而且，选派城关联校最优秀的教师康志福老师来教学。那时候的优秀是真优秀，而不是与现在一样，花钱就能买到奖状。康老师的优秀，首先表现在他的人品优秀。他与别人不多言语，见了面也只是一笑了之，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其次是学校的事能自己干的绝不麻烦生产队。

他向队里要了两只铁桶，一付担子，学校里用水都是他自己下沟里挑。他一个人自己起灶做饭，教室与做饭都在一个窑洞。教学是一个老师的学校（叫一人校）通用的复式教学。所谓复式教学，就是一个老师同时教几个年级的学生。一般是先布置让其它年级的学生复习上一节的内容，然后，先教一个年级的学生，教完后，让这个年级的学生完成作业，再教下一个年级。就这样，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教，直到教完为止。就这一人校，当时，高家山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还很好。其实，成绩好与不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这个小小的山村有了朗朗读书声。

一个有学校的村子就是有希望的村子，而一个没有学校的村子就是没有希望的村子。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农村已经没有学校，所以，人们对这些村子的未来也就不抱任何希望。

我与学校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一共两孔窑，一孔是学校，而另一孔就是我。由于是插队落户，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就是一户人家。村里同时来的还有两位下放干部，一位是原来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赵玉遗，一位是原城关公社书记冯明胜。

他们两人住在大队部，吃派饭。他们不是蜻蜓点水式的干部下乡，而是成年累月跟社员一起下地劳动。赵玉遗副县长一条腿还有点残疾，但锄地、修梯田啥活都不误。他的妻子李林梅，胖胖的，县城那个公司的经理，人挺随和，见面总是笑喜喜的。冯明胜独身，有两个儿子，那时还很小，有十来岁。赵玉遗与冯明胜，先前都与我一块住过学习班，他们虽然都与我不是一派，但这些人做事都是有底线的。到了高家山后，共同语言就更多了，所以，我们的关系都很融恰，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插队落户就意味着柴米油盐一切都自行解决。有一天中午，我从沟河地里下工，扛着一大捆柴禾，爬陡坡回村。路上，远远看见有一个人站在我院子的硷畔上，我心里就纳闷，不知道谁来光顾。

因为，如果是来参观的人，不会是一个人，而会是一群人。待我满头大汗爬上陡坡，走进院子，并放下柴禾时，一个让我尴尬的人----高振儒站在我的面前。

他和我一样瘦高个儿，都是陕北人。但不一样的是他比我多了一副黑边眼镜。我这人看了一辈子书，写了一辈子书，但从来没有戴过眼镜。小时没有近视过，老了也没有花过。原临汾市委农工部部长、书法家吉晋明曾送给我一副上好的水境，我都极少戴。高振儒年龄比我大，完全是成人的样子，已经没有青少年的影子。头发也有点谢顶，活脱脱一个学究。

我在城里见过他，认识。我把他领进屋，他吊腿坐在屋里土炕的边上。我开始给他做饭，也是给我做饭。因为，下午还要上地里干活，所以，就一边做饭，一边拉话。他是与闫双娥的关系遇到了困难。闫双娥担心我会找她的麻烦，所以，打发高振儒来探我的底，看一看我对这件事的态度。

这也算是情敌了，我完全可以对他破口大骂，三拳两脚揍他一顿，将他赶下高家山。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完全否认了我与闫双娥有过这回事。我说：闫双娥是我的同班同学，很有才，文化革命中帮了我不少忙，也给她带来许多谣传。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事，你也不要听别人说长道短。我做好饭，一个炕桌两头坐着两个男人，一边吃饭，一边谈着一个女人。

吃完饭，他下山了，我也上地去了。从此，我与闫双娥的事永远画上了句号，我一生也没有给任何人说过高振儒来高家山找我的事。

其实，闫双娥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人就活那么几天，“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什么“爱情价更高” ，那纯粹是文人吃饱了撑的，瞎编。爱情既不能顶饭吃，又不能顶衣穿。我就常为那个爱上套马汉子的姑娘担心，好好一个姑娘，爱什么人不行，偏偏要爱上一个套马的汉子，臭哄哄的。虽然，看起来豪爽威武，但不就是一匹马吗？而且要到处流浪，那多遭罪。

何如嫁个公务员，虽然文弱了些，但什么保障都有，还有三公经费，多自在。如果嫁不了公务员，嫁个生意人也行，虽然成天要与他耍心眼，但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多实在。闫双娥也曾给我说过：她“这样做肯定没有好下场”。其实，这是她多虑了。

后来听说她跟高振儒去了西安，还当过一个中学的校长，这不是好好的吗？要是跟了我，那才是受不完的罪。所以，离我而去对她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解脱。最近，听永和同学说她退休后在西安给一所民办学校当校长。

她能不依赖公有体制，自己下海闯世界，如果是真的，这说明她终于成熟了，这在人生历史上是决定性的一步。我对她肃然起敬，祝她幸福！这也说明整个中国人民正在走向成熟！

因为，一个一生靠吃公家饭的人，就像是无根的沙蓬一样，肯定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力量的人。无论他自己把自己看的有多高贵，但老百姓则始终把他们看成是没血没肉，没心没肺的冰冷机器人，尽管他们很智能化。

我在高家山除过参加劳动，还要进行民兵训练。1971年正是和苏联打仗的时候，一个珍宝岛事件，闹得全国紧张，大搞三线建设，到处挖防空洞，叫人防工程。

报纸上高调宣传“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缓称不是不称，而是想称但力量还不行，所以，才缓称。要不然又怎样解释团结亚非拉，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全县的基干民兵一个团的编制，城关公社一个营，东峪沟大队一个连，高家山生产队一个排，我就是排长。这肯定是吕政委打了招呼的，说明吕政委当时确实是想培养我。高家山是吕政委包的点，他有时在高家山下乡就住在我屋子里。

基干民兵隔三差五就要集中训练，通知训练的方式是广播。当时政府提的口号是户户通广播，就是每家每户墙上挂个广播盒子。

我的窑洞里也挂一个广播盒子。通知开会都是大队会计的事，或会计本人，或会计的家人。东峪沟大队的会计是高家山村底下的北庄村的老会计，人很实诚，她的女儿也是基干民兵，经常在一起集训，所以，也熟悉。有一次，我刚从地里下工回来，就听见她通知民兵集训，但具体在什么时间，那里集训，没有听见。因为，广播盒子是挂在炕的上头，所以，要听清必须脱鞋上炕，爬在广播盒子上。待我脱鞋上炕，爬在广播盒子上时，她已经通知完了。

一着急，就在广播里问她时间、地点。她一听是我，因为熟悉，在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就闲扯起来。她问我高家山好不好？我说：挺好！她说：她还没有上过高家山。我说：欢迎你来高家山。她说：没人管饭。

我说：我管。那时的广播没有任何保密性，两个人在广播上说话，全大队的人都能听见。年轻人说话，“嘴上没毛，说话不牢”，根本没有想到“隔墙有耳” 的古训。所以，整个东峪沟大队传了一股风，说张树斌与老会计的女儿谈恋爱。我倒无所谓，人家姑娘“好人担了些赖名誉” 。

197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有一天，公社通知开会，说是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地点在圪噔里村的一孔窑洞里。来传达文件的是公社副主任夏稼祥，他大高个子，临汾人。平时，开会都是我作记录，因为，回去还要传达惯彻。但这次开会神神秘秘，也不让记录。

原来是传达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通知。大家马上都转不过这个弯，昨天还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怎么今天就成了反党集团，叛逃出国，摔死在蒙古。我的直觉是：飞机是用导弹打下来的。

自这一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明显降温，军队领导逐步退出了政坛，吕政委也不怎么管高家山的事了。我的民兵排长一职也逐步由张庆伟的亲戚张芳妮代理了。张芳妮叫个女人名字，实际上是个大后生，干瘦，不识字，其实，他也是个实诚人，干活从来不耍奸猾。只是张庆伟让他替我，而并不是他主动要替我。张庆伟要芳妮替我的目的是不让我当他的接班人。其实，他多虑了，一是我要替他，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绝不是三年五年的事情；二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我已无意再当他的接班人。

我在文艺沙漠的岁月，也想到了走文艺创作的道路，1971年底，我拿起了笔杆子。我创作的第一部小戏叫《卖粮》，拿到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时，队长是一个瘦瘦的南县人，叫乔尊民。

他看了本子后，决定排演并参加地区的调演。同时入选的剧本有文化馆馆长张怀信的《半袋粮》。在文化馆修改剧本时，我的同班同学冯生生已经到了文化馆，他是文艺上的全才，主要善长美术，字也写得好，再后来他就当了文化馆长，文化局长。那时，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女孩成天在他房子里泡着，后来，就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近亲，不合法。当时的文化馆馆长张怀信的《半袋粮》要配曲子，所以，原永和县晋剧团的编导贾允文就成了坐上宾，每天与张怀信一起哼哼曲子。

我的《卖粮》用的是现成的曲调。文化馆还从农修厂调来一位专业编剧，叫魏太明，浮山县人，好像当时没有拿出什么上演的成果。其实，无论是张怀信的《半袋粮》也好，我的《卖粮》也罢，都是按照江青的“三突出” 的原则写的。从现在的角度看来，那都是胡编乱造，都还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因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胡编乱造的东西岂能有艺术性？在文化馆的这些人中，张怀信瘦高个子，见了面嘻嘻哈哈，人挺随和。但此张怀信非彼张怀信。

山西省群艺馆还有个张怀信，诗人，写了许多有名的长诗。永和文化馆的贾允文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秃顶，小个儿，自恃清高，自命不凡，见了人爱理不理。

1972年春节我回了一趟老家，二弟张树恩也从临汾回到老家张家畔。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合葬我奶奶的事。我的父亲还在监狱里，所以，合葬奶奶的事就落在我们弟兄几个身上。合葬奶奶有两个原因，一是母亲说，寄埋不能过十年，过了十年不好。奶奶1964年去世，已经八年了，不能再拖了。二是自从奶奶去世后，我家连续出事，说明奶奶的坟地不好。不过原来就要求阴阳先生不要选太好的坟地，以免不能再动。谁知道他选了一个完全不藏风的圪梁上。

由于我们觉得爷爷的坟地还算差不多，不想打动它，弟兄三人和母亲决定将爷爷与奶奶并葬，所谓并葬就是爷爷的坟墓不动，在他旁边再打个坟把奶奶的棺木放进去，然后，两个墓子起一个坟头。定下来日子后，就通知奶兄张树前和张树森等二门家人来先在爷爷坟旁打坟。坟墓打好后，就择日刨奶奶的坟，奶奶的松木棺材还全新，我们弟兄几个就用平车将奶奶的棺木拉到爷爷的坟里并葬了。那年春节正好二弟树恩从临汾带回来一袋面，那时候，义碟镇到黄河边还不通车，树恩弟硬是把这一袋面从义碟镇扛了三十里路扛回来，路上压得他哭过好几回。不过，总算扛回来了，而且，应付了这场事情。

当时，除过请了两家姑母和奶奶的娘家外，其他亲戚全没有请，因为请不起。埋完奶奶我就把我母亲与最小的弟弟兵卫带到我插队的永和县高家山。

如果说，高家山生产队队长张庆伟过去只是对我有本能的戒备心理，那么，我因为要修改剧本而经常跑城里，就已经有些不满情绪。

1972年春节后，我干脆铺开摊子写了一出大型戏剧《吕梁深处》。写完后，我寄给了蒲县蒲剧团的团长卢生英。卢生英团长接到剧本并审阅后给我来信，让我到蒲县剧团去。我就去向张庆伟队长请假，他说：要向公社领导请假。于是，我就找到城关公社书记卢成管。卢成管本来还与我是一派，但由于听了张庆伟的汇报，所以，他说：要么就不要请假，要请假就把户口也办去。话很绝，不请假又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先把母亲和四弟送回老家后，就把户口也迁出永和。没想到这又是一条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