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不寒

时代呼唤好的文学作品，正能量小说在当今也应当是有可为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家对诗可以怨、发愤抒情、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等这一路向的创作规律更为熟稔。“礼赞”在小说中如何成为可能，则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作家王雨新近创作的短篇小说《雪影》（发表于《重庆文学》2022年4期），对于该课题或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雪影》的体量在短篇小说中亦算得上短，但它讲述的故事却丰富、曲折、引人。重庆姑娘倪嘉多年前自驾游汽车抛锚曾借宿于邦达兵站，为军人丈夫牺牲在大雪山的刘慧娟接生了儿子俞回山，由此,和刘慧娟母子结下不解之缘。此后，在医大护校任教的她，每年夏天教学假都会自驾游到邦达兵站去看望刘慧娟母子。参加重庆援藏医疗队后，她更是每星期都会从昌都去邦达兵站，为兵站的小孩做幼教。她初次自驾游过邦达草原时遇险，幸被藏族小伙江措搭救。一切在冥冥中都仿佛有天意安排，后来，开车为兵站运送物资的江措途中翻车，又被倪嘉救得性命。援藏结束后，倪嘉回到重庆晋升为副主任护师并组建家庭，而刘慧娟与江措也结为夫妇。小说的描述真实感人。

小说艺术中的真实性往往靠细节来抵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好小说都是无法概述的，许多细节会被我们高傲地略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正是前文概述中那些被我们略过的东西，让《雪原》对新时代的“礼赞”超越了宣传口号，成为了真挚动人的艺术作品。小说以插叙开头，倪嘉带领6岁的俞回山往兵站走。作者描写那画面，宛如电影镜头，并且听得见声响：“一大一小两双靴子踩得雪地‘嚓嚓嚓’响。”倪嘉在雪地中遇到藏族小伙江措时，作者会谨慎地注意到后者的口音是“带川味儿的普通话”。作为重庆女性，倪嘉行事果断，性格爽朗，自言“我身材好”……《雪影》是不缺细节的，并且都呈现得较为准确。而准确正是避免平庸的唯一方式，也是呈现与传达意义的不二法门。

王雨在小说中既能展现倪嘉援藏的公心，又不讳言援藏为她的职称晋升带来好处，表明“礼赞”并不盲目，反倒给人一种“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印象。这样的路径帮助作品抵达了另一种真实，也即现实逻辑中的真实。现实与艺术往往处于某种背反状态，但在基本情理上却有着根深蒂固的互文关系。教条主义地、夸大其词地、罔顾事实地宣扬政策、人权甚至伦理道德的文艺作品，都会遭受人民群众的背弃，从而遮蔽乃至丧失其“礼赞”可能生发的机制。《雪影》的真实就在于小说从事实出发，在事实中去甄别、展现、艺术地表现美与善，在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中去发掘个体所蕴含的社会和时代价值。

在《雪影》中，我们发现，小说的真实性并不排斥诗性。作者形容天黑为“星星把太阳推走了”、把雪地比作“白色的火焰”、状写雪暴是“狂风搅昏搅黑了天地，倾下厚密的鹅毛大雪”等等笔法，都浪漫而具有诗意，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官，让那些情景变得可见可感，历历如在眼前。倪嘉与刘慧娟交流育儿理念、倪嘉对绘画中点线面的讲解、倪嘉驾车时看到路边磕长头的藏民等闲笔，在叙事的延宕中既丰富了小说的细节，也增添了小说的意趣。

从叙事策略看，《雪影》并没有直接进行道德或政治的说教，而是直接呈现出时代的一些美好。且不说多年前兵站大胡子站长对倪嘉的收留，只看倪嘉每年都会去看望萍水相逢的刘慧娟母子、为兵站干战的子女做幼教，随后又参加医疗援藏，再看兵站干战对倪嘉报以的热情和感恩，看藏族小伙江措在雪地中与倪嘉的真诚互助，我们就能在其中看见浓浓的军民感情和深深的民族感情。

动态演绎出这些美好现象的，是一群鲜活的人物形象。无论是耿直善良的倪嘉，还是坚韧淳厚的刘慧娟，或者是热心的藏族小伙江措等等，都在有限的笔墨中都显露出了丰满的血肉，并凸显出一定的群体典型性。作者对时代的理解，并不在论述与表白中，而是贯穿在人物的行动和性格里，成为了水中盐，蜜中花，无处不在，但又无迹可求。《雪影》中的这一群，各自在各自的命运里坚守着勤劳、友爱与良善，分明是时代的最好注脚。可以说，在终极意义上，小说“礼赞”的是人性之光辉。这光辉是新时代的，也是永恒的。

我们似乎可以说，从现实出发，于细节的刻画中营造出艺术的真实，让《雪影》获得了读者的信任。而作者消融理念，用形象来演绎现象的策略，又在寓教于乐中实现了意义的传达。人性的光辉当然值得“礼赞”，新时代也在呼唤能鼓舞民心的小说，《雪影》在这方面的尝试及其取得的成功，都足够给人以启示。祝贺该小说获得今年重庆市作协、重庆日报、华龙网“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征文一等奖。

作者简介

杨不寒，本名杨雅，在读文学博士，小说、诗歌与批评见于《十月》《诗刊》《星星》等刊，著有长篇小说《满江红》。

责任编辑:海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