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洪胜题字

第四节：在县委大院12年

       电视剧《县委大院》正在热播，我每集都看，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对县委大院比较熟悉。我在县委大院工作12年，呈现给大家的是我工作的另一个侧面。

        1990年底，我被正式安排在县委大院工作（和我同时安排的还有一位同事）。这又是我人生转折的重要关口，是宣传部领导和县委领导，给了我更高层次的发展机会。当时，我们的人事关系在县委办公室后勤，我们在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上班。这又是为何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转了户口，还没有安排工作，既是安排工作也是工人，只能在县委后勤，不能安干部序列管理。让我们到县委大院上班，虽然困难重重，领导们还是破了格，先招工，后调动，“曲线”用人，把我们招进了县委大院。领导让我们去宣传部，就是看到我们写新闻稿还有点长处。为了不辜负领导的期望，我也竭尽全力了。那时候写稿，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下乡采访骑自行车，写稿先用钢笔起草，修改，定稿之后，再用圆珠笔抄写，垫上三四张复写纸，一遍一遍的抄写，一稿多投，广种薄收。有时一篇稿子寄往十多家媒体。那时，钟陶万对我很好，工作上给我创造条件，帮助我提高写作水平，带着我去济南，上北京送稿子，面对面的接受编辑们的指导，后来还推荐我当了新闻科长。大家工作很卖力，对我很支持。那时候，全市对新闻宣传很重视，月月通报，直接通报到县委书记。我们县始终名列前茅，有一年拿了全市第一名。我个人还获得过全省宣传思想先进个人。这些都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集体的劳动所得。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位知名学者，对我写稿，对我们县的新闻宣传给予了鼎力相助。他就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农村工作组组长，高级编辑黄彩忠老师。我刚到宣传部工作不久，我们收到了黄彩忠老师的一封来信，对我们的一位通讯员写的一篇稿子提出了修改意见，让我们重新采访，把一事一议改写成通讯体裁。这篇稿子的内容是：乔官屯村分地以后，生产队只剩下两头耕牛没分，方便了农民种地。领导让我完成这个采访任务。我和一位同事骑上自行车，到该村第十九生产组进行深入采访，写成了题目是《两头“公”牛》的千余字通讯稿，很快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表。从此，我们和人民日报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我记得，我在宣传部工作了七年，我写的稿子，有八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如，《棉铃虫咬“疼”俺的心》，《夏津县500眼“股份”井》，《听听牢骚话》，《植棉大户背后的故事》，全县水土保持的消息，还有为官道李村支书代笔，为县里领导写的访谈稿件。印象最深的是《棉铃虫咬“疼”俺的心》一稿，稿子发表后，全国20多位植保专家云集夏津，帮助农民防治棉铃虫。农业部的专家带着药械到植棉大户的棉田里承包治虫，为农民治一亩地，还补贴给棉农500元。这不是美丽的传说，而是真实的故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党报的力量。后来，我又连续报道这件事，被《农村大众》头版头条采用后，评为全国农民报好新闻二等奖。

       当自己的工作，有了一点成绩的时候，党组织和领导总是在想着我，关心我。所以，我工作起来从来没有抱怨。我总觉得，自己工作做的少，组织上给予我的多。1996年，我被提拔为夏津县新闻出版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职务。1997年7月5日在德州市参加了全市工作人员向国家公务员过渡的考试，我考了69分，过渡为国家公务员。从此，我再也不受工人身份的限制。工人的“工”字，有了出头之日，成了“干”部。

       不久，我又调到县委组织部工作，任县委组织员办公室副主任兼组织部研究室主任，后来又提拔为县委组织员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是正科级一把手实职，但是我在其位不谋其政，还是负责组织部的一些文字材料，后来，县里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我任办公室副主任。就这样，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了五年。先后在县委大院工作了12年。作者家庭合影

作者风采

王风炳，笔名山海，夏津人。1973年在解放军部队服现役；退役后，先后在夏津县香赵庄镇政府工作；在夏津县委宣传部，县委组织部，县教育局任职。2015年3月退休，现定居上海。

本人爱好新闻写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大众日报》、《农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过一些新闻稿件，曾获得全国农民报好新闻二等奖。

退休后，学习打太极拳，学着写散文、诗歌，写了《我的点滴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