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丽娟诗访谈”：姜涛｜诗歌批评浓郁紧张的氛围，有助于激发写作和解读的新向度

“崖丽娟诗访谈”：姜涛｜诗歌批评浓郁紧张的氛围，有助于激发写作和解读的新向度精华热点

2023-01-28 22:50:43 1338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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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涛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崖丽娟:姜涛教授您好，感谢您百忙中给我机会完成这次访谈。去年诗人、批评家张桃洲教授《我特别希望树立起“姜涛的诗歌批评”这座标杆》一文引起关注。您从事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歌研究已经30年, 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张教授说“（姜涛诗歌批评）这个标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尺度，以之去衡量当下诗歌创作和批评，厘定诗歌批评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诚如张教授所言，在文学批评领域，恐怕没有比诗歌批评更充满争议的了。您进行诗歌批评的志趣因何而来，秉持的批评标准、原则是什么。

姜涛：丽娟老师好！桃洲的文章是一次讨论会发言的整理，感谢他的鼓励，但老朋友的表扬未免有点“耸人听闻”，千万不可当真的。我最初写一点诗歌批评，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写作中的困惑，也顺带整理一下阅读当代诗歌的感受。后来这件事做得还算顺手，就歪打正着，不断写了下去。但诗歌批评，在我这里仍然是某种“副业”，自己的主业是在学院里教书、做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可能正因为是“副业”，心态倒也放松，不必特别关注“现场”的种种，跟进什么最新的动态，更可推卸“表扬”的任务，只是在自己关心的问题脉络上，根据此时此刻的心境发言。

正像你提到的，在文学批评领域内，诗歌批评的位置有点特殊，这大概和当代诗的基本文化处境有关。怎么说呢，新诗这一文体的发生，虽然是传统士大夫文化下沉、解体的结果，一开始包含了平民化的面向，但由于先锋性、精英性的取向，也不得不一直扮演了某种文化异端的角色，处在重重争议之中。这种状况在朦胧诗之后的当代诗歌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用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诗歌写作和批评像一对“难兄难弟”，始终摸爬滚打，在共同的磨砺中成长，批评主要起到一种辩护、说明、保驾护航的作用。久而久之，这种“为诗一辩”的态度，也可能会导致某种内倾性、封闭性。比如，针对外界误解和非议的抗辩，对于诗人诗作的细致分析，如果缺乏内在的紧张感，难免也会陷入某种感知和观念的“舒适区”，变成对现代诗学一些基本原则的反复重申。更低级一点的表现，就是“诗歌批评”蜕变为“诗歌表扬”，无论什么诗集出版、什么样的诗人出现，出于私人情谊或诗坛关系，按需生产一些细读或评价的文字。这样的话，“诗歌批评”好像成了一种服务行业，只是寄生于看似热闹其实内卷的文学生意之中。

诗歌批评应该有更远大一点的抱负，在阐发诗歌形式奥义和独特文化使命的同时，也能澄清一个时期观念上的迷思，通过审慎的、有想象力的写作，来提供一种好的判断力，塑造更活跃、也更严肃的诗歌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也包括适度的紧张感，这就是说，能时刻对可能落入“舒适区”的感知结构、观念结构，保持一种反思的敏感。更强力的批评，是将当代诗的讨论放在更广阔的思想和文化视野中去展开，在诗歌写作、阅读与其他文学、艺术、人文知识工作之间，创造积极的内在联动，回应总体性的思想课题。正如常被人称道的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阐释那样，使诗歌仍能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经验中耀眼且深邃的部分。

崖丽娟：您刚才说，诗歌写作和批评像一对“难兄难弟”，的确如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诗人兼事批评成为风尚，有一个原因似可归结于批评对解读当代诗歌的无力。批评家、诗人冷霜在《分叉的想象》一书中对“诗人批评家”现象研究颇为深入。不久前，青年诗人赵目珍也把这一现象的研究课题结集出版《探索未知的诗学》。诗人的批评术语与批评家的批评术语确实存在微妙不同，为理解当代诗歌提供了独特而有效的视角。作为学者、诗人、批评家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姜涛：对诗人批评家的关注，确实不是一个新话题，冷霜的文章应该就是他20多年前的硕士论文。我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一般批评的无效、无力是其中之一，但不一定就是主要原因。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诗本身就是一种批评意识、反思意识极强的写作，诗人批评家更是不胜枚举。先不说外国的“洋大师”们，仅就20世纪的新诗而言，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梁宗岱、废名、艾青、袁可嘉，哪个不是重要的批评者？

诗人的术语和批评家的术语，确实会有微妙的不同，特别是诗人批评不必有论文腔、学院腔，往往更挥洒，更能凸显个人的才情。当然反过来说，这样的差异，我也认为不是什么本质性的，因为诗人的批评和批评家的批评，生成于共同的知识氛围和当代文艺的圈子中，引述的资源、依托的观念以及可能的毛病，或许都差不多。就像学院化的批评，常被认为是概念化的、笼统和没有才情的。在追求个人风格的诗人批评那里，这样的问题可能同样存在。一些所谓的诗人批评看似洒脱，实际也不免笼统、偏执，甚至更喜欢搬弄概念。不是说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就一定会避免思维的直观和僵硬。

崖丽娟：从青年诗人、批评家王东东主编的《雅努斯的面孔》诗歌丛刊专辑里的三篇文章题目《一份提纲：诗还有未来吗？》《诗歌何用？》《现代诗教漫议：何谓正常的写作？》可窥见现代诗学面临诸多自身难题，不得不引人深思：当下新诗发展处于什么阶段，未来前景如何？什么样的写作才是有效的，诗人何为？抱歉，问题太宏大，请择其一回答吧。

姜涛:这些问题确实很宏大，也不太可能有明确的答案。但写诗的朋友们能不断提问，不断构想诗歌的可能性和文化位置，还是好的，说明当代诗的自我意识还是相当活跃，没有停留在前面说的“舒适区”里，只是依据一些现代诗的原则或“惯性”将当下状况看作是自明、自足的。我个人感觉，近年来确实有不少诗友在思考当代诗的新前景，比如，为了突破“现代性”逻辑提出“当代性”的问题；通过借镜传统或重申浪漫主义，希望能纠正现代诗的否定性、碎片化美学，赋予诗歌写作一种浑然的整体感和超越性；或站在尼采式的“反历史主义”立场上，强调诗歌与时代的对峙，凸显“不合时宜”的精神肖像；或者，希望强化与其他的人文思想工作的内在联动，破除那种直观化的“个人”感知，为当代诗的写作和阅读注入更多的思想力和现实感。这些思考选取的路径不同，所依托的对于当下现实情境的判断也迥异，彼此之间甚至是冲突、对立的，但这样的局面要好过大家闷头自顾自写所谓“好诗”的状态。事实上，现代及当代诗歌观念和美学的活力，都是涌现于观念和价值立场激烈冲突或发生转换的时刻，一种浓郁、紧张的氛围，往往有助于激发新的写作和解读向度。刚才提到的几种讨论，还是发生在局部，尚不能形成什么大的潮流，但局部也是好的，至少有一点制造氛围的效果。

崖丽娟：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同时颁给了学院派、民间写作的两位代表性诗人，由此令人联想到九十年代那场影响很大的“盘峰论争”，现在回过头来看，与当下众声喧哗却语焉不详的网络批评声音（包括一些“网暴”现象）相比，这场论战在当代诗歌史上的积极意义大还是消极影响大？

姜涛：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好像有所关联。当年造成“盘峰论争”的原因很复杂，甚至涉及诗坛话语权和出版资源的争夺，有一部分是意气之争，不完全是诗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当代先锋诗歌内部的“共同体意识”由此瓦解了，这可能是消极的影响吧。但现在回头来看，相比于后来网络上的一些喧哗、乃至一些网暴，“知识分子”和“民间”的论战还是很有质量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并非只是泡沫的话题，像如何理解诗人的文化位置和角色，在一个市场化、世俗化的场景中，批判性的视角如何持续有效？如何理解写作和外来影响、理论话语的关系？如何理解诗歌语言的开放性和活力，也包括如何看待当代诗歌取得进展的同时自我封闭、固化的可能？这些讨论都包含了真实的诗学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而且，在更大一点的视野中，在90年代其他人文思想和知识领域，类似的论战或分裂也在发生，这与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矛盾的显露有关。和80年代“改开”意识状态下，国家、社会和知识界有大致的共识不同，90年代中后期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向、文化的走向，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诗歌界的争论和其他人文知识领域的争论有某种同构性，都在一定程度塑造了后来的文学场域、知识场域的分化。还有一点，和其他人文知识领域发生的争论相仿，由于论争的双方你来我往，执着于各自的立场，有比较强的阵营意识、攻防意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虽然被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特别深入的展开。记得当时臧棣的一篇短文章，给周边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贴标签的话，臧棣应该算“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代表，但他却认为“民间”一方对诗歌写作过度知识化的批评是有合理性的，诗歌和知识的关系并不是自明的，需要做更多的检讨，他进而提出“诗歌是一种特殊知识”的命题。这样的思考突破了论争设定的逻辑，将问题翻转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是论争中为数不多非常有启发性的发言。实际上，这个话题还可进一步延展：在一个专业化、知识和感受不断分化的现实情境中，如果“诗歌是一种特殊知识”，那么这种特殊性怎么理解？如果仅仅将“特殊性”理解为想象力、感受力，那是否一定程度还是默认了现有的知识分化格局？其实，在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浪漫主义的传统中，诗歌往往和人类更高级、更有整体性的认知能力相关，诗歌作为一种“知识”的“特殊性”，是否可以包含对现代知识分化格局的突破意识、不同认知领域的联动意识以及情感和认知更深层的综合意识？对于开放当代诗歌的问题视野，这样的讨论都有必要持续而且深化。

崖丽娟：从学术角度分析，诗人代际以十年来划分是否科学有效？如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这样是否更有利于彼此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辨识，抑或相反。女诗人安琪倡导过“中间代”；张桃洲教授对“70后”学人、诗人也有过精辟论述。对此，您有什么见解？

姜涛:代际的话题，时不时会被谈起，好像每隔十年，自动会有一代人登上舞台。这样大致说说，倒也无妨，可较真一点的话，“代际”的出现，并不是简单依据自然年龄的差距。“同一代人”的感觉和意识，更多还是由特定的历史经验来塑造，在社会状况和文化潮流剧烈变动的时期，往往会将一代人推向前台。而且，即便是同代人，由于社会位置的差异和不同的价值立场，也不一定就有共同的代际感受。过去了的 20世纪，因为是一个革命和战争的世纪、社会持续重造的世纪，变动的节奏很快，大概每过十年就会一大变，这样也形成了一种印象，每隔十年就会冒出一代人。但这种代际节奏，是不是可以持续，还有待观察。特别是在文学的意义上，能否构成一个新的世代，还要看是不是真的创造出新的文学可能，带来风气和观念的转变。

当代批评有一个可以检讨的积习，那就是喜欢频繁发明各种标签，身份的、性别的、代际的、阶层的。这些区分性、归类性的说法，不是不可成立，也会带来新的视角，但希望更耐心一些、更审慎一些，不必匆匆忙忙，只是作为一种标签随意张贴，或一个大个箩筐，将不同的人和事囫囵装入其中。这么操作会具有话题性，吸引一些眼球，实际价值却可能没有提倡者期待的那样大。

崖丽娟：以下问题同样困惑关心诗歌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文化语境的变迁，尤其是自媒体的勃兴，极大改变了诗歌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现在诗歌写作非常活跃，日产量之高可以用盛世来形容；与此同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频遭质疑。积极看法判断标准主要是文本大量诞生；悲观看法判断标准主要是读者数量锐减。评价新诗有哪些基本标准？

姜涛:新媒介的发展，极大改变了诗歌的生态，带来传播、交流便利的同时，难免也会泥沙俱下，抱平常心来看待即可。本来，文学的标准在历史中始终在变动，像朱自清当年辨析的，文学阅读的传统标准是百读不厌，但在一个民主化、平民化的时代，雅俗共赏也可以是新的标准。再比如，古典诗歌推崇温柔敦厚的美学，但在革命、战争的年代，爱憎分明也会成为新的美学、新的标准。

至于新诗的标准问题，一直以来就纷纷扰扰，好像很难取得共识。希望能确立稳定的标准、规范，好让新诗编入唐诗宋词的中国诗歌家谱的，大有人在。深谙新诗“现代性”品质的诗人和批评家，却会强调挣脱传统给定的感受方式，不断自我刷新，才是新诗最值得珍惜的活力。这样的分歧不会轻易化解，保持一定的分歧和对话，也没什么不好。形成标准的共识很难，但这不是说，在具体的个人阅读和判断中不存在标准。一些基本的文学标准，也包括传统的文学评价尺度，还是起到支撑性的作用。诗人席亚兵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古人所谓“二十四诗品”，可以重新引入到现代诗的评价，比如，先有了“雄浑”、“冲淡”、“纤秾”、“沉著”等不同的风格和功能设定，再来讨论相应的标准，这样避免了判断的单一，更有助于现代诗多元美学的成熟。这是一个可以玩味的思路。再有，从批评和研究的角度看，标准不完全只是形式和美学的，也会包含一些更整体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考虑，比如，一种写作是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位置和功能，或者在向更多人敞开的过程中，提供了一种新的人和人之间的链接。

崖丽娟：我发现您在做诗歌研究的同时，还做诗歌普及和诗歌教育工作。2010年您曾参与由钱理群、洪子诚主编的《诗歌读本》编辑工作，您编著的是“大学卷”。您怎样看待大学教育对诗人的意义？1994年您在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弃理从文，直接考了该校中文系读研究生，199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毕业后留系任教至今。您的经历是否可以佐证您的观点？

姜涛:诗歌“普及”的工作，我做的并不很多。钱老师、洪老师主编的那套《诗歌读本》分为“学前”、“小学”、“中学”、“大学”、“老年及儿童”几卷，贯穿的是钱老师提出的“诗歌伴你一生”的构想。这套读本面向一般的读者，目的不完全在诗歌的“普及”，更偏重于“诗教”的一面，强调诗歌对于审美感受力的开启、情感的教育以及健全人格的塑造作用。“诗教”是一个传统概念，现代诗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以个体内面的自由为前提，看起来与强调社会功能的“诗教”距离较远，可事实上，现代诗的阅读和接受，也提供了一种人格养成的方式，或者说，也包含了一种“现代诗教”的可能。前面的提问中，好像也提到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文章。

我当时编选“大学卷”的时候，对于钱老师的想法领会不深，更多还是从现代诗自身的立场出发，视野虽然扩张到了诗歌阅读、诗人形象、诗歌翻译等方面，但主要还是面向现代诗的爱好者和写作者，更偏重“为现代诗一辩”的态度。如果有机会重编这个读本，我可能会多考虑一些“诗教”的因素，更多考虑诗歌和现代中国人精神形式、情感结构的联系。再补充一点，按一般理解，诗歌的“普及”和“教育”就是让更多读者接受诗歌、了解诗歌,这对于诗歌文化的培植而言，这自然很重要。然而，“普及”不完全是单向的，按照老套的说法，“普及”也伴随了“提高”，当你不只是在小小的诗人共同体内部思考问题，而考虑通过诗歌与更多的人建立关联，那么你的思考方向和感知方向，或许会有很大的不同。从“诗教”入手的思考，也会为诗歌写作打开新的面向。

说到大学教育和诗人的关系，我想这里的“大学教育”不是指一般的学院专业教育吧？物理系、数学系、计算机系的教育，哪怕是中文系的教育，与是不是写诗，关系应该都不大。大学能提供的主要还是一种阅读、交流和感知氛围，在当代诗歌的展开中，很多高校也是重要的策源地，这个不用多说。说到我自己，最初写诗确实和八九十年代之交北京高校浓郁的文学氛围相关，如果不是参加了校内的文学社团，人生的轨迹会有很大不同。我自己“弃工从文”，最后留在学院里以文学为业，只是个人的选择，其中有一些偶然性，并没有特别值得解释、引申的东西。

崖丽娟：我们前面用较大篇幅讨论您的诗歌批评，现在想请您谈谈自己的诗歌创作。迄今，您先后出版4部诗集。2020年诗人、评论家、学者周伟驰对您的诗歌创作进行过深入批评。除了诗歌批评，您的诗艺同样为同行称道。新诗集《洞中一日》与早期诗集《鸟经》比较，感觉创作风格变化挺大的，这种变化是人生积淀还是艺术追求？

姜涛：伟驰兄的文章写得非常细致，也很有洞察力。我觉得他的意图，是通过检讨某个人的写作，来回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诗歌青年”的蜕变史，顺便带出不同时期的文学氛围和群体心态的勾勒。这是我读的时候感觉最会心的部分。我写诗的时间应该不算短了，虽然作品数量不多，但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个人的轨迹和当代诗歌风气的转换也有一定的呼应。大学时代，最初习作的抒情意味较浓，喜欢用一些自然或宗教性的意象，还有祈祷的语气，这和当年海子的覆盖性影响，以及对里尔克的阅读有关。后来，转而追求修辞的密度和包容性，写了一批技巧繁复过于冗赘的组诗，这与90年代诗歌“综合性”观念的激励大有关联。大致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有了更多写作的自觉，主动降低语言密度，尽量写得更放松、更精准一些，也将题材范围，缩减至个人情感和周边的社会和社区生活，试图在“微讽”距离中形成某种洞察。这其中有特殊的个人趣味，可总体上说，还是在90年代之后“个人化”写作的惯习之中。这些年写得少了，甚至基本停笔，除了忙于其他工作，无力分身之外，更内在的原因是，那种旁观、冷峭、有点虚无的态度，已成了某种感受力的痂壳，不能激发新的写作欲望和活力。当然今后还会有写作的规划，希望那时能一定程度走出“个人化”的峡谷，在相对高一点、宽阔一点的地方，首先更新一下自我和世界、和他人的关系。

崖丽娟:北大是新诗的母校。其实，清华大学也有非常光荣的诗歌传统。北大诗脉与清华诗脉二者似乎互为渗透又各呈异彩。您的好朋友、诗人、批评家、清华大学教授西渡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百年清华诗脉》。你们的经历挺有意思的，他曾求学于北大，现任职于清华，您曾求学于清华，现在任职于北大。西渡的博士生、青年诗人王家铭主编“清华学生诗选”《那无限飞奔的人》刚出版，您和西渡都为该书写了推荐语。理科生与文科生写诗的差异性大吗？

姜涛：北大和清华，互为隔壁，常被拿出来比较。北大是新诗发生的摇篮，北大百年诗脉也没有断绝。清华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50年代院系调整后变成一所工科院校，清华的文脉、诗脉即便没完全中断，还是受了不小的影响。我在清华读到大一快结束的时候，发现原来这里还有一个文学社，在比较枯燥的理工科环境中，还有一小撮终日无所事事，喜欢闲聊和写诗的人，感觉惊喜又意外。后来又进一步发现，这一小撮写诗人，基本都是校园里的“异端”分子，不怎么认同当时学校里的主流价值，也不愿意参与“考托”、“下海”等潮流，与其说是因共同的文学旨趣，不如说出于对周围环境不满、活跃的天性以及对更生动思想交流的需求，才凑在一起、抱团取暖的。这种状况和隔壁的北大诗友或许十分不同，特别是，这个小团体没有太多参与当代诗坛的意识和抱负，心境更为素朴、浪漫，文学活动更多以喝酒、唱歌、“秉烛夜游”等共同生活的形式展开。简单说，大家不太把写诗当成一个专业、一个可作未来“志业”的行当，更看重的，似乎是以诗为媒介形成的兄弟情谊以及某种热烈又严正的态度。这是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状况。后来清华的文科发展很快，校园内的人文气氛更为浓郁，文学活动的展开方式，应该有很大的变化，应该更丰富多样了。这是我不太了解的，家铭最新编选的清华诗集，收录的就是更为晚近的新世代校园作者的作品。记得两三年前，有一次参加西渡、格非二位老师组织的“青年诗人工作坊”，在清华文创中心轻奢又古雅的小楼里，一众诗友高谈阔论，当时就颇感慨：清华园中有如此高尚的、可以谈诗的空间，在20年前不可想象的。那时清华写诗的朋友，好像只配坐在路边、操场或草地上，各自抱了一瓶啤酒，在黑暗里说话。

崖丽娟: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新诗是从外国现代诗引进和演变的，不读外国诗写不好中国新诗。另一观点则认为，所谓的意境、意象、象征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翻译腔”无助亦无益于中国新诗发展。作为学者和译者，您在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方面有哪些具体感受和建议？

姜涛：如何看待外来影响和传统资源之间的关系，是新诗史上的一个老问题，翻来覆去，像一个解不开的连环套。这样的争议既是一种客观实存，又是一种认识的“装置”，有时需要绕开孰是孰非的判断，追问一下争议生成的特殊语境和文化逻辑。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郑敏先生批评新诗断裂于传统，观点并不新鲜，影响为什么很大，这和90年代初反思激进主义的文化守成思潮，就有很大关系。追问争议的生成语境，会在一定程度将中外、古今的关系理解为动态的、诠释性的，避免抽象、孤立地看待问题。无论“化欧”还是“化古”，都是新诗十分内在的要求，如果刻意构造对立，那或许是一种认识上的“强迫症”，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还有两点提醒：其一，外国诗歌的影响和传统资源的转化，对新诗的展开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否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从某个角度说，要把握新诗自身的主体性，还是要着眼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新诗人对于新的语言形式、新的想象力的构想和实验，离不开对外部和传统的参照、借鉴，但更根本的，还是基于“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基于对现代中国人自身历史经验的开掘和表现。其二，无论“外来影响”，还是“传统资源”，都不能作为一个笼统的整体看待，其中的差异很大，构成非常复杂，每一个具体的写作者只是在自身的脉络中转化、承袭其中的某一个部分。比如说到“传统”，一般的批评和解读的关注点，总落在文学层面，如象征、意境、意象等等。事实上，对于诗歌写作发生影响的“传统”并不局限于“古典诗歌”这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古典传统的存在，文学和审美之外，也涉及政治理想、社会伦理和人格修养多个方面。张枣在早年的一篇短文中曾说：“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这个说法隐含的态度，便不只是文学意义上，更指向一种文化和生活的整体，“传统”提供的是一种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顿自我、敞开自我，以及如何形成完满人格的路径。当然，这些看法都是很多朋友的共识，这里也只是大致说说。

崖丽娟:感谢您坦诚问答。

姜涛：感谢您精彩问题。

(2023年1月24日春节)

附：姜涛作品选

洞中一日（8首）

现如今，住的是足够高了

仿佛伸一伸手，就能摸到

洞顶的雪（这新房

怎么看都更像一个山洞）

没有毛瑟枪，就拿把毛刷吧

涂抹壁上几道爪痕

新添的，带了一点母性。

倘若天气晴好，还能从洞口

探身出去，这京郊大地

原来有美洲风，水泥在天边

连续浇筑了框架、断面

然后，又陡峭地、插入万户

一处处的人民城郭

有黑狗在跳、在和白狗咬。

可你又在哪？一大早，好性格

又伤过人，于是粘上绿毛

蹲在半空：等了沏茶、放屁

等牛肉下锅？电钻唱歌？

再呆一会，装修的队伍

就要来了，扛了梯子，壁上观

洗剪吹的师傅也要来了

（今天换了一条新皮裤）

鸟儿问答：洞中一日，外面多少年？

看洞外，千万上班族

一大早，还是确认蝼蚁命

四面八方刷屏、抄近道

比赛不团结，或咬了热煎饼

轮番升降地表

多亏了他们，江山不变色

在电视墙上，比20年前更高清

间或，还有人扮演蜘蛛侠

手腕弹出长长纤维

一下子，从北京弹落昌平

保佑这帮坏小子！

跳着的心脏不堵塞，20年后

还像一个个黑窟窿

他们的战壕、他们的沙发床

持续搬到了山外，也保佑

山外旧区又翻出一座新城

包括那些费劲装修出的

寒碜的厨房、寒碜的客厅

正一层又一层，旋转了

垒上新山岗，垒成了擎天树

“乡下人听传奇故事

都是一笔笔的狗肉账”

山岗上的领袖，如是说

在架上行走，如是我闻：

这装修仅半日

世上未革命，洞中已大变

——你跌倒、爬起、抱拳

又轻跺了地板，抑或

把脑袋塞进花盆

等天下雨？等不归人？

可手机不来电也震颤

在裤子里，像一次次

不分场合地求欢

2011, 7/2015, 7

茅山下

——给丘东平

炮竹撕开山色

空气的爆音里，如果确实蹲了

一个吹号的小红军

如果还有血丝，从他的肺管里

他的军号里飞出

持续地，让满山的游客

有那么出神谛听的一小会儿

上午的座谈会，按时开场

早早阵亡的那一个

照例不能出席，在淞沪战地

他用“新感觉”击垮了一位连长

到了茅山，加入游击战

手撑在板凳上

又告诉读者，必须且战且死

今天的座谈，与他无关

清茶一杯，穿插几则文史闲话。

年轻的馆长微胖、有视野

总是一路小跑着

几年下来，他跑出了一大片馆舍

扩大中的编制

或许已接近一个排

暗地里，我佩服这样的作风

他清了清嗓子，没发现

原来座中有知音

但会后，他还是引我去看你

去看现在的你

越过拥挤的人流，你的照片

胡须静垂，就挂在纪念馆的第一层

你的遗著也摆在那儿

残缺了一角，隔着玻璃

倒像是一部风水之书

（看得出，你并不想就这样躺了进去）

此时，窗外天色由朦胧

转为明亮，已到午饭时间

一只山雀像炮火，飞出了树丛

2016，11

郊区作风

穿体面点儿，就能像个中介了

每个早上，打开洞穴，骑电动车冲出去

人生，需要广大绿色的人脉

那随便放狗咬人的、随处开荒种菜的

人其实不坏，就想花点闲钱撒野

剩下的日子，熬着也是盼着

周末得空：上山吸氧，采摘熟烂瓜果

深夜不睡：写写打油诗维权

即使不能如愿，北边窗户下

那些开往包头的火车还是甜蜜的

甚至空了所有车厢，一整夜地

蹂躏着铁轨——惹得枕边人

也惆怅，忙不迭在被窝里

为秀气的身子，插一朵红花。

2011

“小农经济像根草”

今天偶有心得，读书笔记上

多了这么一句，像微风吹过纸面

这些说理浅近，这些比喻联翩

借故，我还练习了打坐

真以为坐上飞毯

20分钟飞遍全球：绿油油一片稻子

星罗棋布，都是养鸡场

都是敬老院，大都会也倒卖油盐醋

全球化倒逼合作化

学术人不再争胜，不再望星空

不再面壁思考“怎么办”

新一代人借助卫星、火箭

不再想了置业，只迷恋时空疏浚

在银河漫步，在土星土改

他们的集体生活，也安静多了

秀了饭局之后不秀恩爱

再看小小寰球，西风乍起

卷起了败叶，卷起了美元、欧元、日元

花花绿绿，那些各国老人头像

在风中鼓掌、解散

如此，早上罢工的电脑

便不必去修了，任它去发癫

任它自动重启一万次，一万次

从黑屏深处释放亿万蝴蝶

任其脱了镣铐、飞舞

最好，再配上的士高的音乐

可这幻觉来得快去更快

只坐了一小会儿，就感觉两个脚板

像两只摇晃的小船

半个身子麻痹，像路边的孤墙

决定轮到夜间夫妻对坐

再研习禽鸟合群的技术

分析上升流动与下纵的猛烈

2014, 8

病后联想

奔波一整天，只为捧回这些

粉色和蓝色的小药片

它们堆在那儿，像许多的纽扣

云的纽扣、燕子的纽扣、囚徒的纽扣

从张枣的诗中纷纷地

掉了下来，从某个集中营里

被静悄悄送了出来

原来，终生志业只属于

劳动密集型

——它曾搅动江南水乡

它曾累垮过腾飞的东亚

想清楚这一点

今夏，计划沿渤海慢跑

那里开发区无人，适合独自吐纳

2014．7

空军一号

飞机穿越云层，带来列岛的焦虑

那些匍匐在海礁上

演习的官兵，才习惯了说hello

又要唐突地竖起自己

在灯火通明的冲绳县厅

可是你，“黑身体”的大统领

“黑身体”的大情人

今夜，又下榻在哪里？

隔壁，又睡了哪一位白身体的

照耀了亚洲事物的国务卿？

从太平洋暗流中，谁又能

慢慢游过来，露出

圆圆的带星星的军帽

敲敲你的腰，说：

“老兄！时候尚早

我们出去走走。”

2009，11

*仿大学时代喜欢的诗作《给黑身体的情人》，作者李朱。

樱花树下

应无政府教授之邀，花前月下

终于可以在法制外修身了

苦闷的日子要更善交际

正如那些树，比想象中伟岸，沿着海

在黑地里怒放不休

哪怕来路和去路，都缺少够格的痴汉

再看日本女优的平胸处

正是近代史的迷人处

他们吃鱼，造电器，脱去亚洲衣服

他们的勤奋，陪衬了我们的懒惰

他们的礼貌，正是我们的阴谋

他们善于营造细节、安排日程

为了一张桃木桌子昼夜开会

分出民主与自由的党派

可他们更善于在地下修路

在花下疾走——人和鬼

喜的神和怨的灵

看来，我今晚要建造神社了

把七十年代囫囵塞进胃口。

但做梦没有兑换率

不管一衣带水，还是同文同种

教授只说成熟的民主太坏

而中国广西有一个百色

那里的香蕉随便吃

贪官里不乏伟大之人

我说：哪里，哪里

一只太阳舰队还冻在冰箱里

不如一起出海遨游吧

继续喝麒麟的酒，看孤芳自赏的龙

在浪里分享它的核子能

抱歉，抱歉——我有些醉了

言不及意了，但对于山口百惠等等

我终于有所幻想，却总不非分。

2009，4

四周年

盘旋的不是旧作而是旧妻

大宗的纸张和墨迹在飞

这家私，是花三万元买下的

怎么能算不上小康

这誓言，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

怎么竟让你信了

坐进蚊子的血腥

吐出一个个楼盘，缤纷又虚空

于是，我们关了电视

摸着黑谈判，银河系巴掌大

怎么能纵火后又纵欲

公寓里都是主旋律

你看我没话说，主动换了睡衣

我抱了酒瓶，像抱了一枚火箭

这轮回太浅显，也太深奥

干脆，卷了云里的地板革

靠一只呼吸的风筝

就独自过海，挣脱邪念

可夏天过去了，怎么我还是

睡在这儿，嘴里填满纸屑、海沙

手里攥着遥控器，还在

指鹿为马，出完十年前憋住的冷汗

——拜托，我不是隐士，从来不是

我胡子眉毛一把抓

需要的是理发师，一夜剪刀喀嚓

残忍地分晓了五官

我需要的还有泥瓦匠，唱儿歌、活稀泥

在无边的兽笼里翻修出樊笼

顺便把我，也彻底砌进墙里

你当然反对，并流下眼泪

我只好溜进冰箱，开启了

下一枚火箭，但盘旋的不是旧作

而是旧妻，点火发射时

我还是觉得脚底踩空，眼前一黑

2005

姜涛，1970年生于天津，1989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后攻读中文系研究生，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文学、中国新诗等，出版诗集《洞中一日》《鸟经》《好消息》《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学术及批评专著《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历史深描中的观念和诗》《公寓里的塔》《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译著《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年代的中国小说》等，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王瑶学术奖青年著作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东荡子诗歌批评奖”、“金沙诗歌奖理论批评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等奖项。

崖丽娟，壮族。主任编辑、二级编剧。《世纪》杂志副主编。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并有诗歌获奖。在“南方诗歌”开设“崖丽娟诗访谈”专栏，诗歌、评论、访谈发表于《文艺报》《文学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上海文学》《作品》《诗刊》《诗选刊》《诗林》《草堂》《百家评论》等。现居上海。

附：

鸿山.玉和祥杯

首届“南方诗歌奖”入围名单

诗人奖入围名单

1.哑石《日落之前：哑石诗集2012-2020》（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2.朱朱《我身上的海：朱朱诗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5月）

3.伽蓝《磨镜记》（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

4.王璞《序章和杂咏》（《新诗》丛刊，2021年5月）

5.刘立杆《尘埃博物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8月）

青年诗人奖入围名单

1.方少聪《哈孜的记事册》（飞象界编辑部，2021年1月）

2.彭杰《群峰的试探》（ϔ诗丛，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