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2019年的春节档，被称为中国首部“硬科幻电影”的《流浪地球》带给了观众许多惊喜。暌违四年，《流浪地球2》在今年的春节登陆全国院线，呈现地球开始“流浪”之前危机四伏的景象。
坠落的空间站、遮天蔽日的巨浪、被陨石击毁的城市……在《流浪地球2》的预告片中，末日来临的科幻奇观尽收眼底。人民网“文艺星开讲”对话《流浪地球2》导演郭帆、演员吴京和沙溢，为我们讲述地球的“流浪”经历，感受中国科幻的能量与视野。
新故事：阐述“前传”拓展充实世界观
作为《流浪地球》的续作，《流浪地球2》并没有将地球的“流浪”旅途延续下去，而是选择阐述地球缘何要流浪的“前传”。
“往前其实比往后好写。”郭帆笑道，正因为前作有所留白，所以恰好可以借此机会把整个系列的世界观进行充实与拓展，“地球为什么要流浪？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社会有什么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
在前作中，由吴京饰演的航天员刘培强壮烈牺牲，令人感慨。而在此次“前传”中，刘培强的人物成长经历将得到更充分的展现。“我也希望能借此对京哥表示感谢。”郭帆说，吴京在前作中给予了他们许多无私的帮助，所以大家都希望他也能在续作中出现，“但是我们又不想写什么复活之类的桥段，因此往前写也是个比较好的办法。”
“这一次，郭帆导演给了刘培强一个完整的人生。”从少年到青年，从恋爱到成家，从幸福到磨难……吴京向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刘培强的成长历程，“在影片中，刘培强就和普通人一样，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被赋予不同的身份，这也让他整个角色更加立体，让观众更有共鸣。”
不过，“越活越年轻”的刘培强，也给技术团队出了一个难题。“从技术层面来讲，把人年轻化的难度可比一些‘天崩地裂’般的特效镜头还难。”最终，郭帆和团队同时采用了多种技术手段来完成这一目标，“这次的经验，可以说是我们在视觉效果制作方面的最后一块拼图。如今关于视效制作的门类，基本上我们全都涵盖了。”
新面孔：演员敬业碰撞出不同火花
有了新的故事，自然也会引出更多新的角色。本作中，不仅有刘德华、沙溢等多位知名演员参与，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的加盟更是令人期待。
在郭帆看来，李雪健饰演的周喆直演起来并不容易，“这个角色的信念感很强。‘信念感’其实是非常抽象的概念，但通过李老师的表演，这种信念感就能自然地摆在观众面前。”郭帆透露，李雪健为了演好一场在联合国演讲的戏，还特地把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发言录像都看了一遍，揣摩他们的说话方式和肢体语言。
影片中，刘培强和他的师父张鹏之间的师徒情谊也是一大看点。张鹏的扮演者沙溢用“亦师亦友”来概括二人之间的关系，“虽然经常斗嘴，但是感情却非常好，甚至超越了所谓的辈分。”沙溢表示，电影中有一场空间站见面的戏，最能体现二人之间的感情，“在戏中我已经变老了，时隔多年突然与他相见，就像是一个老人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一样。”
戏内的张鹏和刘培强师徒情谊深厚，戏外的沙溢和吴京则是剧组的气氛调节剂。“我们俩在拍摄现场的话，基本上都是欢声笑语。”吴京回忆道，他们曾经在冬天拍过一场设定在夏天非洲的戏，因此二人都穿着短裤背心，却也还是笑声不断，“我觉得我们演员还是应该用自己的感染力去让大家更开心，这样大家才会享受其中，一起把电影做得更好。”
“这次我还有幸和华哥演了一场很过瘾的戏。”吴京描述道，在那场戏中，他们被单向透视玻璃隔开，“我看到的是他模糊的轮廓，他能看清我却听不到我说话，只能看着我的口型和表情做反应。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呈现出来的感觉非常有默契，一切都那么水到渠成。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一个演员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新愿景：探索中国式科幻表达之路
如果说《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化征程，那么《流浪地球2》所承载的，更有一份对中国科幻电影工业化走向成熟的期待。
郭帆认为，所谓“工业化”就像是一条路，沿着这条路向前行，可以将愿景化为现实。然而，要摸索出正确的道路绝非易事。“拍摄的时候，我们还请了专人来记录发生的错误，最终整理成了一本厚厚的错误集。”郭帆表示，自己当时还很惊讶，居然犯了那么多错，“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根据这些错误，整理出了一个初步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就好像是那条正确的路一样。可能在未来，又经过了几部影片之后，这个流程能逐渐成型。以后如果有人想拍科幻片，这能让他们有据可循，至少能避开我们曾经犯过的错。”
除了走出中国电影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之外，影迷们也希望中国的科幻电影能够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一概念就生发于中国人的故土情怀。我们首先要找到自己的根脉，再用自己的方式，并结合今天的科学技术，完成我们中国科幻电影的文化表述。”
此外，《流浪地球2》的主创团队也为当今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到自豪。“如果在以前拍这些内容，观众可能心里都在想这能实现吗？到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火星探测器，有了自己的空间站。所以电影里再出现类似情节的时候，观众也不会感到陌生。可以说，国家科技实力的提升，是我们拍摄科幻电影最大的底气。”郭帆说。
（来源：人民网）
2022年《三体》出版16周年之际推出新版，刘慈欣写了新的自序。图为该书封面，依据小说第一部中三体游戏的场景绘制。（科幻世界供图/图）
2012年夏天，李赟在开车回家途中打开了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放读书节目。从节目里，他第一次知道了刘慈欣的《三体》——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小说。
当时，他所在的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教图）正在尝试开启版权对外贸易新业务，以科幻和悬疑文学为主方向。第一部作品选什么，几轮决策下来，中教图决定打破国内出版公司惯常做法，不惜以翻译近百万字全文的方式来推出《三体》。
《三体》第一部由刘宇昆完成翻译后，被推荐给了托尔图书出版公司的资深编辑利兹·格林斯基。
托尔是美国最大、最成功的科幻出版社，但在翻译小说方面没有多少经验。在美国，翻译作品往往只占文学市场的极小比重，大多数商业出版公司都对此缺乏信心，科幻出版社尤其如此。格林斯基认为，许多美国读者拒绝阅读翻译的作品，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阅读过好的科幻译作，不相信有值得阅读的作品存在。
格林斯基之前也未留意过刘慈欣和他的作品，她读到过相关的文章，但没动过出版的念头。读完《三体》，她对同事们说“这本书里的科幻想象是我们从没有想过的，真的十分值得出版”。但也有些同事保持疑虑，因此，起初大家对这本书的预期并不高。
《三体》最终登陆美国，不到一年，销售量达到两三万册，而业内衡量一部中国翻译作品“成功”的销量指标是两三千册。格林斯基在2015年9月接受采访时提到，《三体》销售额已超过托尔出版的绝大多数作品，且在获得权威杂志好评和各种顶级奖项提名方面都超出预期。
2023年1月15日，国内的《三体》真人版剧集播出，Netflix开发的剧集也定档2023年。两部剧会分别打造出怎样的三体世界，引来书迷不断揣测。Facebook小组里的热议话题之一，是Netflix释出的选角中一众欧美面孔，有外国网友“打赌百分百会美国化”，他们相信，两部剧会拍得很不一样。
2012年，刘慈欣在大英博物馆古希腊雕塑前留影。（资料图/图）
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之后，《三体》系列的海外传播逐渐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仅2016年便出版了德语、法语、泰语、西班牙语等八种语言的译本。
《三体》登陆德国。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曾提出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揭开了恒星、行星构成的二体引力体系之谜，为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奠定基础。在这个诞生了多位物理学泰斗的国度，《三体》掀起波澜。
《三体》第一部的德文译者郝慕天曾翻译过莫言、陈丹燕等作家的作品，科幻是她从未尝试过的类型。出版社打电话约她翻译，她答应了，因为“女儿是物理学家，很多物理知识可以请教她”。
2017年2月，德文版《三体Ⅰ》登上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榜，位列平装虚构类作品第四名。书出版后，郝慕天收到了一大堆读者来信，还有很多物理爱好者打电话找她讨论。
书中的“古筝行动”描绘了一场悄无声息又惊心动魄的战斗——汪淼、史强等人利用高强度的“飞刃”纳米丝材料，将地球三体组织的轮船解体。郝慕天和女儿饶有兴味地讨论过这个情节，最后得出结论，“这是可能（做到）的”。她们还找出书中一处计算错误，把正确结果告诉了刘慈欣。
刘慈欣对郝慕天说过，他写这本书，就是要让人读得很痛快、舒服，不要动脑筋。“他是这么说的，我也不是完全相信，因为我感觉到他心里的一些事情，也被他摆在书里。”郝慕天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对书中特别提到《寂静的春天》印象深刻，这本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或许暗合了刘慈欣自身的忧思。《三体》第一部连载于2006年，三年后，为响应“上大压小”（以高效节能的大型火力发电机组来替换小型火电机组）政策，刘慈欣所在的娘子关发电厂关停。
在英文版出版之前，法国译者关首奇就曾将《三体》推荐给一些法国出版社，当时没有一家愿意翻译出版这三大卷。《三体》获得雨果奖之后，出版社又回过头来找他翻译。
“《三体》这种宏观的硬科幻作品这几年在欧美科幻文学中已经很少了。另外我当时觉得，《三体》既有中国元素，又有更广泛普遍的故事和议题，会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好奇。”关首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少时开始，他徜徉在科幻宇宙中多年，对一部科幻作品的分量有自己的判断。
相比欧美快速刮起的风潮，在文化背景相似的亚洲国家，《三体》的流行姗姗来迟。全球首个引进《三体》的国家是韩国，早在2013年已出版第一部。然而，《三体》在此遭遇了滑铁卢，科幻迷们猜测，这或许与发行时间较早有关，也可能被封面装帧拖了后腿。“第一部才卖出，不是4000册，是400本。在日本的话到现在还没出版。”2019年，刘慈欣在“另一颗星球”科幻大会上表示自己也很困惑。
两个月后，《三体》日文版发行，这是其第25种语言版本。第一天，首印一万册全部售罄。一周内加印10次，印数达8.5万册。书店里出现这样的画面：结束一天工作的“打工人”，抄起一本《三体》就去结账，发现好几个人做着相同的动作。
《黑暗森林》在日本出版时，恰逢疫情暴发。由于种种巧合，《三体》系列在日本收获了独特的评价，被奉为“预言了全球性危机的新一代神作”。
译者之一的立原透耶用三个关键词概括这三部曲：“第一部封锁了地球人的知识，与之对抗的人们，还有智子的存在等作为‘智’。第二部象征着策划斗争的两个阵营的‘谋’。第三部围绕着程心的各种‘爱’。”
《三体》日文版的延迟，部分缘于译者稀缺。起初，日本发行方早川书房打算从英文版翻译，但中方坚持希望中文直译。
翻译团队最终组建。光吉樱和湾仔首先完成大致的中日翻译，大森望拿来英文版对比修改日文，立原透耶作为监修，最后再对照中文版斟酌打磨。
到了第二部时，立原透耶成为译者之一。这甚至改变了她的职业方向，“以前完全没有依赖翻译的工作，《三体》之后越来越多了。”她本是北星学园大学文学部副教授，研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自己也写科幻、奇幻、恐怖小说。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今译介中国科幻几乎占据了她所有的案头时间。
2022年9月，在瑞士一个小镇的书店里，陈楸帆看到科幻书架特别醒目的位置放着一本法语版《三体》，还得到了特别推荐。
他回忆起2018年陪同刘慈欣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签售时，排着长队的都是外国读者。作为国内更新代科幻作家代表，陈楸帆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件事，真正落地是在科幻文学上。此前的中国文学出海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纯文学领域的，比如莫言、余华等知名作家，会有海外出版社主动找来；另一种则更多是国家行为，政府层面提供各种翻译项目的资助。
根据《三体》小说对星环城的描写绘制的场景，作者王茅俨。（三体宇宙/图）
“除非是莫言、余华这种级别的作家，肯定在海外有一定影响力，但其实只会对原来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那部分人产生影响。在《三体》之后，我觉得情况就变得很不一样了。”陈楸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它已经进入了大众文化的层面，包括接下来网飞会出《三体》的剧集，更大程度上打进了欧美文化的核心——好莱坞影视工业——里面去产生更持续的、更大的影响。我觉得可能只有科幻才能达到这样一种破壁、这样一种现象级的效应。”
1964年，老舍的《猫城记》英译本出版，这是第一部走向世界的中国长篇科幻小说。这一时间点，比科幻文学引入中国晚了半个多世纪。
1932年，老舍执笔写下这部他生平唯一的科幻作品，通过对猫城种种怪象的反思，企图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开出一张诊断书。老舍把猫人放置在火星上，与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笔下的火星人遥相呼应。更深层的相似则是，两者都借助科学幻想来讽喻当时的社会现实。老舍也说过，他深受威尔斯的影响。
爱沙尼亚记者、作家尼古拉·卡拉耶夫在俄罗斯关注着中国科幻，他曾感叹，“俄罗斯人对中国科幻小说几乎一无所知，除了老舍的《猫城记》。”
自1970年代开始，中国科幻小说正式走向世界。198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小高峰，译介以收录于杂志或选集的单篇作品为主。1978年至1983年，也正是中国科幻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1982年1月10日，作家叶永烈在上海收到一封来自联邦德国的信。信是科幻小说丛书编辑托马斯·勒布朗写的，他邀请叶永烈主编一部德文版的中国科幻小说选集。“在西欧，美国的科幻小说占统治地位。但是，我相信，随着我们出版各国的科幻小说，会改变这一状态。”叶永烈被这位外国编辑的热忱打动，寄去了自己主编的《中国科幻小说选》和其他几本中国科幻小说。
汉学家董莎乐担任德方主编，她很快读完叶永烈寄去的书，选了一些篇目，另外又从鲁尔大学订的《人民文学》等杂志中选了几篇。叶永烈敲定了最后收录的八篇作品，包括他自己的《腐蚀》、童恩正的《遥远的爱》、肖建亨的《沙洛姆教授的迷误》、顾均正的《和平的梦》等，其中三篇小说与机器人有关。许多故事都设置在学术环境中，一方面，为小说提供了引入间谍元素的机会；另一方面，为处理技术解释提供了恰当的框架背景。
两年后，叶永烈收到了德文版中国科幻小说选集《SF aus China》样书。书的封面挖出一个方块，仿佛画框，透出扉页上的中国彩画。每篇小说前都有作者简介和照片。这是中国科幻小说对外翻译最早的一部选集，早于1989年的英文版《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和1990年的日文版《中国科学幻想小说事始》。
读者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科幻小说很感兴趣，叶永烈后来见到了德国各报刊对此书发表的七篇书评，其中写道：“具有独特的东方风格，作者们的创作态度严肃，主题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美国科幻小说截然不同。但是，读者也指出，中国的科幻小说过于拘谨，幻想构思不够新鲜。”
经历1990年代的低潮后，中国科幻小说外译稳定增长。比如，意大利最重要的科幻杂志《Urania》曾于2006年和2010年分别制作了一期中国科幻特辑。第一本“神秘的波”将吴定柏和波尔主编的《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从英文转译。第二本“时空：中国未来”则选了9篇小说从中文译成意大利文，其中既有老一辈作家郑文光、叶永烈的作品，也收录了“四大天王”——王晋康、刘慈欣、韩松、何夕的代表短篇。
《地球的镜像》与《月光岛》两篇都带有“伤痕文学”的意境，前者借宇航员之口，描绘了“乌伊齐德”作为人类历史实录的“全息电影”，映射着“20世纪的一场愚昧而野蛮的武斗”，后者则以天狼星人的角度观察地球文明。不同于现实主义文学，科幻文学以独特的“间离”方式审视了历史。
选集里也不乏末日幻想与反乌托邦类科幻作品。在刘慈欣笔下，太阳即将毁灭，人类选择为地球装上推进器，在外太阳系流浪。何夕描绘出在人口爆炸的未来，科学家们利用不同的普朗克常数秘密制造了五个新世界，与本世界并称为“六道”，一系列罪恶由此衍生。两者体现出的技术乐观主义与科技悲悯主义相映成趣。
不过，在2015年以前，中国科幻长篇小说的海外能见度始终很低。
《三体》获奖，开启了中国科幻出海的新契机。
中教图陆续向海外推出了刘慈欣长篇小说《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和短篇集《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宝树的《三体》番外作品《观想之宙》也输出了多个语种的译本。中教图买下一些新作的版权，在翻译、包装之后，大量地推给国外出版社。其中，七月的《群星》和灰狐的《固体海洋》被俄罗斯的出版社看中，2022年6月发行了俄语版。王晋康的《蚁生》也预备出版德语版。
2019年，陈楸帆的《荒潮》与郝景芳的《流浪苍穹》英文版发行，这两位科幻作家的名字已为国际科幻迷所熟知。爱尔兰都柏林举办的第七十七届世界科幻大会期间，一位外国博士拉着陈楸帆问了三个半小时，因其毕业论文里有一整章都在讨论这本书。
《荒潮》以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场——作者家乡附近的贵屿小镇为原型，在小说中用赛博朋克风格描写了“硅屿人”与“垃圾人”之间的冲突。其中注入了大量现实批判，点出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灾难、资本入侵、社会割裂、阶层分化、性别压迫等。
同年，刘宇昆翻译和主编的中国当代科幻选集《碎星星》也进入西方读者视野。这是他编选的第二本中国当代科幻选集。2016年，他曾择取并翻译马伯庸、夏笳、糖匪、程婧波等7位中国作家的13篇科幻小说和3篇文章，放入《看不见的星球》一书。比起单行本作品，这些选集无疑能让更多的中国科幻作家得到展示，更好地呈现当代中国科幻的整体面貌。
来自多米尼克的读者莱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三体》，她读过《看不见的星球》。其中，她特别喜欢陈楸帆的《鼠年》，因其很好地诠释了战争中“‘敌人’的非人性化”。作为一个非裔和来自加勒比海的原住民，她深深地被触动，“一个距离遥远的人确切地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导致人们如此轻易地毁灭我们”。她也赞赏夏笳的作品，《百鬼夜行街》读了三遍，“她的文字似乎有很多层次，几乎是以一种梦幻的方式去讲述”。
在《三体》第一、第二部日文版发售前后，刘宇昆编译的两本选集被翻译成日文发行。科幻译者、作家丁丁虫曾指出“日本科幻界比较关注欧美的作品，特别是看美国市场。随着刘宇昆拿到日本星云奖，并在美国出版了几部中国的科幻小说选集，日本的出版社也就开始盯上了中国科幻”。
根据《三体》小说对647宇宙的描写绘制的场景，作者WMM。（三体宇宙/图）
如同书店里悬挂的一式八种的《三体》海报般夺人眼球，中国科幻在日本风头正劲。2020年，立原透耶主编了中国科幻短篇小说集《时间之梯》，从中文直译为日文，这在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科幻译者、研究者大惠和实近两年一直在向日本读者译介中国科幻，他编选《移动迷宫》收录了8篇中国历史题材科幻——甚至在中国，目前都没有类似选题角度的科幻选集。
杂志登载单篇作品，对中国科幻的规模化输出作了补充，一些科幻杂志开辟中国作家专栏，或推出专门译介中国科幻的特刊。
美国杂志《克拉克世界》2015年第1期（总第100期）刊载了中国科幻作家张冉的《以太》，这是其与微像文化合作开设“中国作家专栏”的首篇作品。迄今为止，该专栏刊载了数十位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成为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的中国科幻英译项目。
此外，八光分文化与美国科幻杂志《银河边缘》《科幻世界》与日本早川书房旗下《SF杂志》都以各自的方式开展了互译项目。
“可以把中国的作家，甚至之前没有在国外出版过的作品都译介出去。哪怕只是一个短篇，也是对作者知名度的积累。这在前几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中教图出口综合部国际商务主管陈枫说。七年间，他亲身感受到海外对中国科幻关注度的持续上升。
2014年，德国小伙卢卡斯·杜布罗在柏林自由大学读文学硕士，学位论文选择以中国科幻小说开题后，他才发现，德国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中国科幻译作。他一度想要放弃，但导师非常喜欢这个题目，鼓励他一定要做下去。于是，卢卡斯在硕士课程之外又额外报了个语言班，每周学8小时中文。
三年后，他创办了专门译介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德语独立杂志《胶囊》。每期主推一位作家的一篇中短篇小说，还会收录作者访谈与读者评论来信。由于卢卡斯团队的五名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只是出于热爱而兼职办杂志，杂志每年仅出版一期。
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科幻的海外译介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德国，中国科幻作品译介得不多，除了刘慈欣、郝景芳、陈楸帆等人的著作，市面上基本没有其他长篇作品。日本的情况也类似，译介的作家和作品与德国的高度重合。立原透耶坦承，在日本，火的“只有《三体》而已”。刘慈欣之后，日本读者比较关注的作家是韩松，因为他的许多作品有英文版，方便阅读。立原透耶手头正在翻译他的《红色海洋》。
《三体》摘得雨果奖时，刘慈欣在获奖感言中写道：“在中文与英文这两个遥远的文化星球之间，有一艘飞船将它们连接在了一起，那就是本书的译者——刘宇昆。”
刘宇昆8岁随父母移民美国，能纯熟掌握中英文，同时他本身是一位获得过星云奖、雨果奖的科幻作家，在圈内具备影响力，这些因素使其成为极少数能将中文科幻作品带入西方视野的使者。格林斯基认为，推动《三体》英文版出版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刘宇昆的助力。
科幻作家夏笳曾惊奇地发现，关于《三体》的书评不断出现在美国的资深评论家笔下。她给刘宇昆发邮件：“天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些人真的读了《三体》。”刘宇昆回复：“是我请他们读的。”
2016年，郝景芳《北京折叠》获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译者同样是刘宇昆。虽已成为中西方科幻交流的国宝级译者，刘宇昆最初走上翻译之路，却是出于偶然。
2011年，陈楸帆将《丽江的鱼儿》的英文翻译稿发给刘宇昆，想听听他的修改建议。读完别扭的译文，他觉得与其修改，不如重译。纯粹为帮助朋友，他开启了人生第一次翻译的经历。这篇小说后来刊登在《克拉克世界》杂志，并获了奖。由此开始，中国科幻小说以每年十几二十篇短篇的速度“出海”。
“在世界范围，我们不如中国科幻有影响力，是因为日本没有刘宇昆。”立原透耶这句流传很广的话，至少说明了既熟悉科幻又精通译出译入语的译者之可贵。如今，她所在的中国科幻研究会，成员只有三人，中国科幻作品的翻译，大部分都由他们来完成。
“很多人都想‘出海’。找到一个好的、合格的翻译是第一道坎。第二道坎就是找到那边的一个发表或者出版的平台。当然还有一些能力更强的、年轻的作者有双语写作的能力，他们自己会尝试用英语直接去写作，我觉得这也是未来的一条路子。”陈楸帆分析。
由于与欧美的一些出版社很熟悉，陈楸帆观察到“《三体》热”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现象，许多中国科幻虽然翻译好了，但找不到出版渠道，“短篇当然是会有更持续的平台去发表，长篇就很少”。国内科幻作家写的作品与国外流行趋势并不匹配。曾有美国编辑明确地说不要硬科幻，想发一些文学性更强、议题更明确、视角更独特的作品。
中教图尝试过向托尔出版社推荐一些在国内反响不错的作品，编辑认为不那么吻合当地阅读的潮流而拒稿。陈枫注意到，托尔的某个编辑推出的故事大多与女性主义等热门议题相关，比如“一个单亲妈妈，身体特别强壮，如何如何抚养起了一个小男孩”。
站在国内版权运营方的角度，陈枫认为，科幻出海本质上靠的还是优质内容撑腰，“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源源不断出好的作品”。
这首先受到国内科幻创作人才不足的掣肘。即便《三体》引爆了中国的科幻热潮，创作人数依然未有显著增长。据2019年的“世界华人当代科幻群英谱”统计，中国大陆正式出版过作品的科幻作家有164人。《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拉兹提到过一个数据，美国每千万人口中有56名科幻作家，持续坚持创作的高水平作家约有1500人，而我国每千万人口中仅有1.5名科幻作家，其中持续创作、高水平的，50人左右。
疫情之后，新人新作的输出变得尤其艰难。读者“掏钱包越来越谨慎”，只愿为经典之作埋单。德国海纳出版社有意打造《三体》的三合一精装本，对于中教图递过来的新作品则一声不吭。扶持新人本是欧洲编辑的惯常做法，然而，考虑到经济问题，大家当前普遍不敢冒险。
2022年1月，托尔图书与中教图提前续约了十二年《三体》系列英文版版权，续约金高达125万美元，创造了中国文学作品海外版权输出的新纪录。
“科幻本身需要找到下一部《三体》。”陈枫说。
在刘慈欣构筑的世界里，通过巨大的金属基座的天线，人类的声音被发送至太阳，再由太阳放大后向整个宇宙传达。外星世界因而听到地球文明的第一声呼唤。伴着《三体》划破夜空后绵长的回声，中国科幻亦如同天外来客，经过译介，闯入全球科幻界的视野之中。回答正一点一点飞来。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璐 刘嫄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