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冲刺白金婚》
作者/ 王志毅
我的老伴姓张名兰亭，河北保定府人氏，是一位地道的农村姑娘，上过初中。因为她赶上了1958年“大跃进”年代，全国大兴工业，几乎所有工厂都扩建招工，她考取了北京轴承厂。从此她正式成为一名国营企业的产业工人。
我俩于1961年2月4日结婚，生儿育女。夫妻恩恩爱爱，家庭和和睦睦，妻贤子孝，可算是幸福之家。我们度过了金婚，钻石婚，正向白金婚冲刺。
我们儿女双全。但是，子女们童年时，没有享受过父爱和母爱。可以说他们就像是路边的两株草，任由风吹雨淋，顽强生长。
我们没有带着他们看过一场电影，逛过一次公园，买过一件新衣服。
他们上幼儿园，机关有班车接送，一周一次。有时周六接孩子，赶上我出差，孩子妈倒班，没有人去接，幼儿园的老师只好又把他们带回幼儿园照看。所以，半月二十天全家难得团圆一次。
后来又是我岳母照顾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土造”的，基本上没有穿过商店买的衣服。我女儿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爸！你们除了生我们，养了我们之外，你们管过我们什么？我这一生只记得你带我上东四一家牛奶店吃过一次酸奶。”女儿的话，让我内疚了一辈子。
儿女们从上小学起，我们夫妻没有检查过他们一次作业，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可以说他们完全是自生自长起来的，好在他们也算是成材了。
儿子1976年走“后门兵”，“投笔从戎”，当时年仅14岁。全凭自己勤学上进，考上了军官，职务升到正连级工程师。1988年主动要求转业，1989年赴英国勤工俭学，获硕士学位，技术移民侨居加拿大。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在上大学，儿子念高中，一家四口，和和美美，衣食无忧。
女儿初中毕业时，我劝她上职业高中，学门技术，好找工作。她对我说，爸！我有点“野心”，想上大学。她以良好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市重点高中。又以640考分进了北方交通大学。大学毕业，又于1985年赴英国攻读博士。她曾在英国国王大学任教多年。学校授予她“终身教授”的职称，她辞退了。随丈夫去美国华盛顿就职于世界银行。其丈夫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有女儿三个，老大老二大学华业已经工作。老三正在上大学。一家五口过着白领阶层的生活。
我们家庭能有今天，这要得益于我的初恋。
我由于家庭经济负担重，赡养老母，还要供两个弟弟上学。所以，被逼上了晚婚的道路。
我是1959年秋第一次交女友谈恋爱，时龄已26周岁。我第一次恋爱可以说是既偶然，又必然。 所谓偶然，就是一次巧遇。没有我那次出差到工厂办事，没有那天去看工厂女子兰球队练球，没有同学焦玉华牵线，也就没有这段恋爱史，也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家庭。
所谓必然，就是两人都有一见钟情的思想基础，这种婚姻就牢固。我俩在家是默默无言，心心相印。出门则成双成对，形影不离。
我们的恋爱史是这样开始的。一天，我出差到北京石景山区我管辖的工厂办事。别看石景山区离城区只有几十里路程，但交通非常不方便，只有从阜城门开往门头沟区的一辆36路公交车，一小时一趟（现叫336路）。所以，去一次工厂就得住一宿。
我这次来工厂办事，晚饭后一人闲溜，正赶上工厂女子兰球队在练球。我有意无意地对球员们扫了一眼。突然眼睛一亮，一名身着13号球衣的队员映入我的眼帘。圆圆的笑脸，均称的身材，腼腆的姿态，让我一见钟情。
工 厂女子兰球队队长名叫焦玉华，她曾是我军校时的同学，又是军械部机关的同事，当时她转业到工厂当厂办公室秘书。
当晚我询问她“女兰13号”的情况，说我有意与“13号”交朋友，你给我牵个线，要“13号”一张相片，你周六回机关时交给我。她满口答应了。还对我说，你也该谈婚论嫁了。
周末焦玉华同志回机关把“女兰13”的像片递到了我手上，这表示她同意与我交朋友，我一块石头落地了。我也把早准备好的相片和一封约会条子交给了焦玉华，由她周一回厂上班时转给我的初恋情人张兰亭女士。
周六又到了，焦玉华同志给我捎来口信说，“女兰13号”同意本周日在厂东门同我见面，不见不散。
我周日一早就匆匆穿上便服到飯店吃了点东西，就直奔阜城门赶坐36路公交车。车是老式车，单门横排坐，车顶上还背着“煤气包”（那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郊区的公交车一般都烧煤气）。
我第一个上车，但不敢坐下， 因为排队上车的人很多，迟早要给老人让坐。所以，我干脆就一站到底。车一出阜城门，路边全是老玉米地，庄稼长势不错。一路上就是见不到一个人，一辆车。直到田村才见到一辆36路对开的公交车。
黑石头车站到了，我下了车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往工厂方向走去。到了厂东门路边，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士站着不动。身着浅兰色短袖上衣，下穿一条白色裤，一双布鞋。一看就是一位朴素大方的人。我们握了第一次手，互相客套了几句，俩人就朝山坡僻静处坐下。相互间谈了谈个人简历和家庭情况，约好下周日原地再见面，就分手告别了。
第二次见面我俩衣着照旧，海誓山盟表了一阵子心愿，互相摆手分别。
第三次见面我带上我们一个科的梁积富同志，他是我们科的摄影专家，为我们初恋拍下了最珍贵的照片，至今已有64年。
1959年10月北京轴承厂这批学徒在我们军区工厂实习结束，回到了北京轴承厂。厂址就在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外。这样我俩乘车就方便多了。当时我们机关在黄寺大院，大门口就是8路公交车的始发站，而广渠门则是终点站。这样北海公园就成为我俩每周日谈情说爱理想地址，而我俩也成了鼓楼一家叫“马凯飯店”和红星电影院的常客。
一晃到了1960年初，组织上安排我下连当兵，去青海参加平叛战斗。我把消息告诉了她，她态度坦然，只说了一句你去吧，等你回来我们就结婚。这一天我们分手时已是晩10点钟了。我们赶上南去北来的末班车就分手了。那时北京市的社会治安环境很好，半夜一人行走也是绝对安全的，人们真正生活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日子里。
1960年2月4日我们到王府井大华照相馆照了一张订婚照，把我俩的恋爱关系正式确定下来。2月29日我便离开北京到青海下连当兵去了，从此我俩断了联系。后来听她说，3月初，北京轴承厂又派她们这批学徒工到长春汽车厂实习去了。真是孔雀东西飞。在这近一年的时间，每天只有拿着订婚照默默思念。
我1960年底下连当兵结束，1961年初回到了北京。第二天我便直奔北京轴承厂去找断了一年线的风筝。
我一踏进工厂值班室便打听女工宿舍在什么地方。值班室的老大爷往南一指，我便直冲女工宿舍走去。
事情就是这样巧合，对面走来了一群女工，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穿着一身工作服，脸型消瘦多了。当着众人的面也不好有什么表示。她只问了我一声，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答昨天刚回北京！她又说我们到长春汽车厂实习了一年，也是上周才回北京，现在要去广渠门折城墙砖，周日北海北门见！连手都没有握一下，就各自南北了。
1961年2月4日我们正式结婚，没有婚纱，没有酒席，更没嫁妆。就在军械部机关会议室（地址在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3号），由我们科孙谦科长主持，全部人员参加。墙上贴了几张革命夫妻，白头到老等标语。桌上摆了两斤“高价糖”和花生，热闹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我们婚房是组织上分给的一间平房，有十四五平米，房内设施有两块铺板四条长凳搭起的双人床，一张没有抽屉的两屉桌，一张方凳，一个煤气炉。这是公家配的全部傢俱。个人的东西有凭结婚证买的一个木箱，一个美多收音机。我盖的军被当了褥子，花了120元买了一床双人鸭绒被。这就是我们当时全部家当。
房子的水泥地凸凹不平，一张桌子都摆不稳，要用石头来垫平。新娘子一进洞房眼泪刷刷流了出来！我安慰她说，我们大家住的都是一样的房子，大家不是都这样过吗？军队结婚公家还给间房子，你们工厂工人结了婚还不是仍住在集体宿舍里吗！这一说她止住眼泪，我们的恋爱史也划上了句号。
恋爱结束孕育出新细胞——家庭的诞生。而家庭又是组成国家的细胞。处理好家与国的关系成为我们这对共产党员夫妻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六十多年生活实践证实了一个事实，国强才有家富，国泰才能民安。我们这个家是在奋斗中成长壮大，过上了幸福生活。而今我们依然满怀信心向白金婚冲刺！
【作者简介】王志毅，广西桂林人。1933年出生，1950年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1956年11月从朝鲜轮换回国，在原北京军区后勤部任职。
1981年2月晋升师职，直至1990年退休。为了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又继续工作到2000年才离开工作岗位。
退休无事，开始自学诗词，借以抒发心志，陶冶情操。在九十高龄，荣获《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证。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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