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在声名狼藉的“墨西哥城”酒吧间里，在阿姆斯特丹油腻的当拉克街上，在大雾弥漫的运河畔，在地狱般了无生气的玛尔肯岛上，在洗衣盆一样冒着热气的须德海上，在坚硬的荷兰床上，一个巴黎律师正滔滔不绝、厚颜无耻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对话者的地位很特别，读者只见其人，不闻其声。这是一个狡猾、聪明、有着相同的文化修养的对话者，其质疑、诘难、反驳（在这位律师的自白中反映出来）引起了他的辩解、说明、进一步的表白，于是，他的一生便昭然于天下了。他同读者看得见而听不见的人的对话，时而显得志得意满，时而显得刚愎自用，时而显得飞扬跋扈，时而显得锋芒毕露，时而又显得躲躲闪闪、底气不足、寡廉鲜耻和心绪烦躁。他是一个法官—忏悔者，他想尽办法留住他的对话者，诱其入彀，终于在第六天向他的对话者和盘托出“法官—忏悔者”的精义：“上下左右，全面地认罪”，目的在于绘制“一幅既是所有的人，又不是任何个人的肖像”，然后把这幅肖像变成一面镜子，让所有的人都在这面镜子前露出真面目，于是忏悔者摇身一变，成了法官。“既然人不审判自己就不能判决别人，那就得自己攻击自己以获得审判别人的权力。既然任何一位法官有朝一日都得成为忏悔者，那就应该走相反的路，当忏悔者，以便最后能够成为法官。”这就是忏悔者成为法官的逻辑，他坚信，他的对话者最后也能和他一样，那时，他将变成一个读者听不见的对话者，对昔日的对话者说：“我将怀着深厚的博爱之情倾听您的忏悔。”原来这个对话者也是巴黎的一位律师，焉知不是因为这个律师圆滑狡诈，循循善诱，克拉芒斯才入其彀中，跌进他的陷阱，一步步敞开他的内心世界呢？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这是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堕落》，小说发表于1956年，他曾经想把小说题为《当代英雄》。1951年，他与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导致了友谊的全面破裂，一方面也使他清醒地认识了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有评论说，《堕落》是加缪的自述、忏悔或者清算，无论如何，说这本书是对存在主义者的一种不算完整的描绘，总是没有错的。1957年10月17日，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原因是“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据说，在法国，加缪被称作“《局外人》的作者”，而在外国，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他被称作“《堕落》的作者”，以此见出两部作品在法国和法国以外的地方的地位。在我看来，两部作品难分伯仲，一部是加缪二十九岁时出版的，一部是他四十三岁时写的，《局外人》冷静的笔触难以掩盖年轻人的激情，而《堕落》则表达了中年人洞悉世情的悲观，两部作品都反映了现代社会的虚伪、冷酷与无情。虽然两部作品的风格有所不同，但是有一条秘密的通道把二十九岁的加缪和四十三岁的加缪连在了一起，这条通道是对当代人或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
加缪在为这本书所写的“读者须知”中说：“在《堕落》中说话的人沉湎于一种算计好的忏悔。流落在阿姆斯特丹这座运河与冷光之城中，他扮演着隐居者与预言家的角色，这位先前的律师在一家可疑的酒吧里等待着百依百顺的倾听者。他有着一颗现代的心，也就是说，他不能忍受被审判。因此，他急忙控告自己，为了能够更好地审判别人。他最终把自照的镜子转向了别人。忏悔从哪里开始？指控从哪里开始？在这本书里说话的人控告自己，还是控告时代？总之，在这个精心设计的镜子游戏中，唯一的真理是：痛苦，以及痛苦所许诺的东西。”加缪的话暗示，痛苦许诺了希望。在《堕落》中说话的人的名字叫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独身，四十岁，原先在巴黎当律师，目前流落在阿姆斯特丹，从事着一种很奇特的职业：法官—忏悔者。一天夜里，他走上塞纳河的艺术大桥，周身涌起“一种功德圆满的巨大感情”，正准备点起一支“满足的香烟”，突然“一阵笑声”在他背后响起，然而四周空空如也，既无人，亦无船，只有塞纳河水滔滔西去。紧接着，他又听见了那笑声，那笑声却顺流而下，渐行渐远……他回到家里，又听见窗子下有人在笑，打开窗户一看，原来是“有些年轻人在快活地告别”。他进了浴室想喝杯水，他的脸在镜子里微笑，然而，他的微笑“似乎具有双重性”了。良心的拷问，从来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正是这笑声打破了克拉芒斯良心的平静，把他从精神的亢奋与傲慢中拉回来，逼迫他回顾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回顾的结果是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表面上乐善好施，实际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侠仗义，实际上见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蝇营狗苟；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睚眦必报；表面上是忏悔者，实际上是法官……他终于认识到，“我长期生活于普遍和谐的幻境中，满面春风，无所用心，来自各方的审判、利箭和嘲笑都遇我而消融殆尽。从自我警觉的那一天起，我清醒了，同时遍体鳞伤，一下子失去了力量”。这笑声是他在夜里听见的，然而为什么是在桥上？为什么笑声顺流而下？这不是正常的笑声，与克拉芒斯的判断相反，它是“神秘的”，它来自他的心中。不过，他的感觉是对的：“笑声渐渐微弱，但我还是在背后听得清清楚楚，除了水里，这声音不会来自任何地方。”原来这“水”与他不幸的根源有关，难怪他在谈话的第一天就宣称：“我夜里从来不过桥。”事情发生在他听见笑声之前的两三年：半夜一点钟，克拉芒斯走上王家大桥，一个身腰纤细、身着黑衣的女人正凭栏“望着流水”，他只在深色头发和大衣领子之间的“后脖颈”前“犹豫了一下”。他过了桥头，走上滨河路，却“听见身体跃进水里的声音”，他“立即站住了，但未回头。几乎同时”，他“听见一声呼叫，重复了好几次，顺流而下，然后戛然而止”。“夜色突然凝固”，他“觉得随之而来的寂静无边无际”。他“想跑，却仍伫立不动”。软弱，或缺乏行动的能力，使他只能想：“太晚了，太远了……”他“冒着细雨，走远了”，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可以不对人言，但是“蛀虫”已然在他的心中住下了，并开始长大，开始噬咬。终于，两三年之后，它发展成了无缘无故的“一阵笑声”，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起无边的涟漪。首先是他的微笑“具有双重性”了，接着，他的身体上“出现了某种沉默”，然后，他莫名其妙地“感到虚弱，难以恢复好兴致”。更为严重的是，那笑声使他“重获记忆”，并且“发现了回忆”。我们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在“重获记忆”之前每每说到“晚上”“桥上”“滨河路”之类的字眼，就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或打岔，或沉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就像阿Q一样，一直要忌讳到“灯”“亮”一类的词。记忆是一个深渊，是个可怕的地方，有多少人们羞于启齿的隐私被悄悄地打发到那里去，像弃物一样地堆着，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旦那个地方被搅动了，天知道会有什么圣洁或不洁的精灵乘风而起，飞出来攫住人的灵魂。克拉芒斯就是这样地被震动了，他清醒了，承认自己有“两副面孔”，是个“贾努斯”，以往的一切不再是单一的了，一枚光彩夺目的徽章呈现出极不光彩的另一面。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早就说过：“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在克拉芒斯，是一阵笑声唤醒了那条蛀虫，在别人，也许是一声哭泣，一记枪响，一个眼神，一句突如其来的疑问，或别的随便什么东西。总是有那么一个时候，在那么一个地方，由于那么一种原因，人突然从混沌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堕落。记忆或回忆，是《堕落》的基本主题。
有人问加缪，他最喜欢的十个词是什么，他答道：“世界，痛苦，土地，母亲，人，荒原，荣誉，贫穷，夏天，大海。”这十个词的确是经常出现在《局外人》《鼠疫》《婚礼集》《夏天集》等作品中，但是我们看看《堕落》，经常出现的却是另外一些词，如羞耻、衰老、死亡、冰冷、运河、审判等等。那十个词表明，加缪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还对世界存有希望，土地上生活着母亲和男人，痛苦中有荣誉，荒漠上有阳光，夏天里有大海；而在《堕落》中，人们对双重性感到羞耻，冰冷的河水带走了令人心惊胆战的笑声，阿姆斯特丹的同心的运河好像地狱之圈，一圈深似一圈，法官泛滥成灾，每个人都想着“清扫”别人。加缪对《局外人》中的默而索还充满着同情，而对克拉芒斯则怀有复杂得多的情感。克拉芒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知识界的一种典型，其典型性不仅仅在于他意识到一种普遍的堕落和犯罪感，而且还在于他痛切地感到末日审判的来临。他辗转腾挪，力图摆脱恶在人的良心上所形成的那种不堪忍受的重负。在一个信奉《圣经》的世界中，最令人忧虑和恐惧的也许莫过于《启示录》中所说的“末日的审判”了。死去的人，无论大小贵贱，都须站在生死册前，按照个人所行接受审判，或升入天堂，或沉入火湖。对于这个疯狂、动乱、腐化、人人“争先恐后地清扫别人”的世界来说，末日似乎正在迫近，按照克拉芒斯的说法，人们竟不必等待末日审判了，因为“它每天都在进行”。加缪在1953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人最难忍受的是被审判。”克拉芒斯深明此理，并且进一步认识到：“人们为了自己不被审判，就匆匆忙忙地审判别人。”于是他说“问题在于逃避审判”“问题在于中止审判”。但是，如何才能逃避审判？如何才能中止审判？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当法官—忏悔者。克拉芒斯的狡黠在于，他的忏悔真真假假，朦胧晦涩，不难集恶之大成于一身，正如他的自供所言：“我把涉及我的事与涉及别人的事混在一起。我博采共同的特点，一同经受过的痛苦、共有的弱点、时兴的气派、时下的名人，如同它在我身上和在别人身上存在的那样。”所以，克拉芒斯的肖像既是他自己，又是他的同时代人，而他在这种巧妙的过渡中，发现了一座他“独自攀登”的“高峰”，感到了他“自己是上帝”。但是，无论克拉芒斯以怎样严厉的法官的面目出现，他实际上是终身背负着恶的重压的，因为在他之后还可能有更严厉的法官出现，例如他的对话者。因此，他所说的“逃避审判”或“中止审判”，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托词，他真正要求的是“能够为所欲为”，而“为所欲为”只不过是“堕落”的代名词罢了，说到底，他所要求的是生活在恶之中而不受良心的谴责。那么，堕落的只是克拉芒斯吗？当然不是。且看他对他的同胞所下的断语：“对于现代人，一句话足矣：通奸和读报。”读报者谁？知识分子也。我认为，加缪的这部《堕落》，主要说的是欧洲文明及其知识分子的堕落，尤其是某些加缪颇有微词的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存在主义的信徒。克拉芒斯的形象是复杂的，加缪对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他身上既有加缪本人的影子，又带上了以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者的特征，同时又打上了另外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印记，最后又什么具体的人也不是，成了一种滋生在战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综合体。加缪对于他，是厌恶的、批判的、讥笑的、嘲讽的，同时又企图通过对他的揭露和鞭挞使自己获得某种净化，使自己从他的堕落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们又看到，克拉芒斯并非没有自己的向往。他向往希腊：“那儿的空气是贞洁的，大海和娱乐是明朗的。”他憧憬“扶桑国”大海上的岛屿：“在那些岛屿上，人们死的时候疯狂而幸福。”他梦寐以求的是：“全心全意的完全的爱情，日日夜夜，在不间断的拥抱之中的、享乐的、令人狂热的爱情，就这样连续五年，然后死去。”有的评论指出，这是一个人孩童时代的写照，表明克拉芒斯不能忘怀童年的纯洁和无辜。在悲观中抓住哪怕是极微弱的希望，在痛苦中蕴藏着一线希望，这是加缪给人生的一点亮色。但是，克拉芒斯毕竟是长大了，成年以后的克拉芒斯“失去了光明，失去了早晨，失去了那个自我原谅的人的纯真”。他尽管也会生出某种悔恨之心，希望那个年轻女人再往水里跳一次（多么荒诞的希望啊！），给他一个救人和自救的机会，但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虚伪和怯懦，使他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行动，即使时光倒转，给他一个补救的机会，他也仍然要退缩。“哎哟……水这么凉！”这句话、这种反应、这种感觉，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多么尖锐地勾勒出他那不可救药的软弱的灵魂啊！“现在太晚了，将永远是太晚了！”这位“当代英雄”只能带着这无可奈何的感叹沉入无底深渊，永远地失去了上升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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