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玲:在文化中透视中国
——纪念王学泰先生
↑图为:王学泰先生
2018年的1月16日,冬气未散,八宝山弥漫的寒冷是特别的。北京知识界的数百追悼者,与知名学者、被誉为“文化界泰斗”的王学泰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吊唁大厅里,除了哀乐、献花和花圈,还播放了一小段先生的生平影像。加之子女悲伤的泣诉、学生深切的回味,一个社会人文的浓浓缩影再次浮现,让逝者坎坷的经历在众人一片脑海与心际间滚动、碾压。了解先生的,一定有那些挥之不去的时代悲凉印痕,或还能感觉眼前的现场如同社会学的一次“临床实验”:在生死之间体会精神煎熬与人类磨难。而我已听到,有数人在感慨万千中潸然泪下!
作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巨匠,先生这般离去,却为社会留下了某种文化洞见继续残缺的印迹。以我对先生的了解和理解,相关学术机构对他的悼词虽很权威,但依然缺少盖棺定论时应有的真实与力度,似乎也配不起一位学问大家对这个社会孜孜不倦的探索与付出。尤其是,一种知识分子与当代史的复杂文化关系,并未得到应有的检讨和理性地概括。似乎过于官样的评价,妨碍了人们对一个试图解剖国家性格、解读民族文化的学者的深刻解读与足够尊重。同时,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一句民间说法:人走茶凉!
我亦深为遗憾。在先生患病其间,曾让他的同事安兴本教授转告我:小苏太忙,就不要前来探望了,等出院后再见面。可没有出院,也不再见面,对我自己的忽略大意随即变成了某种做人缺陷的自责与忏悔!我知道,先生向来不愿麻烦别人,尽管他自己这一生总在经受着无数的麻烦——为思想、为著述,为社会、为他人。先生也以读书人的本分,深刻解释着他个人进步同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与承继。所以,他非常重视写书评,为体现新旧作者的思考价值,也表达作为读者的“感激之情”。
在《坎坷半生唯嗜书》的“后记”中,先生如是说:“许多知识人操觚撰文成书有着许多艰辛,我们从中获得了知识或思想,但却缄默不语,仿佛自己所说所写都与他人的劳动无关,我以为这是不可取的。”这种发现并非远见而属于常识道德,也是人生虔诚与文明敬畏,甚至还是一种代人悔过的现代意识。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大知识分子,他对不断发生的社会普遍现象,或肯定或否定,终归有自己的观念衡量。
2010年春,经由朋友、中国社科院安兴本教授(文化学者,钱锺书先生的弟子)隆重介绍,我有幸与学泰先生认识。那时,我正在筹办《影响力中国》网,需要更多知识界的各路思想精英们加盟支持。而先生对“影响力”规划也颇有兴趣,听我详尽的网站定义与对象阐释后便颇为认可,于是承应将以有限精力参与其间。次年,他便同出版家沈昌文、法学家曹思源等德高望重的先生们,以及文化学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各界近百名人士一道出席“影响力中国”的上线酒会,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即席讲话。他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缺乏的正是一种能兼收并蓄的思想,而“影响力”网站应该大有作为,影响社会新观念、新思维、新文化的建构!
那以后,我会不时与先生通电话,或上门打搅,求教各种疑难杂症的困惑。令人高兴的是,每一次讨教都会有满意的结果。而且,先生总是不厌其烦,每每通话至少一个钟头以上,而面对面交谈就更是没完没了。但凡真正有大学问的人,都会善待真诚的求知者。先生有大胸怀,除了诲人不倦,也常接纳晚辈的肤浅。丰富、厚重与谦和、大度,这些纯粹学者的优质品相在他身上、文中实在是随处可见。
应该说,先生对改革开放为促进中国社会的某种转变是积极肯定的,还认为“这次转型的深刻大大超越了以往”。而对个体的发展也是寄予了某种期待。作为其中之一,他曾说我是个“思想的行动者”。这自然是一种勉励,大概看到了我在不停歇地折腾。而那些与知识界相关的、流产或启动的文化诸事,也同时和他关注的社会问题复杂地交织着。包括“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与作为,如何界定意识形态下“人民”与“公民”的真实概念与身份。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文化人应该都成为面向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自觉变革者,而不留恋着旧时代,彻底摆脱旧体制的各种束缚。
先生在国内外具有显赫的学术声誉。其博学强识、研究精深且著作等身,亦被业内人士视为“另一个钱锺书”。而对我这位才疏学浅、见识微薄之人,正是可予恶补的对象。这个年代,许多人也许都遇到了“鬼打墙”的状态。我们的迷路与丧失,是同别人说不清的一种混乱与纠结。但先生博古通今,明了历史正常的神经所以发生阻断的深刻缘由。从《诗经》到《资治通鉴》,从《论语》到《二十四史》,文史哲、儒释道,先生几乎无所不及也无所不究。而研究大文化,当然始终离不开一个共通的背景:历史文化侵染下的政治。
先生平时喜欢在家里三俩聊天。某个夏日,安教授约我同去见先生。到达时,如同往常,几杯绿茶已沏在那儿了。我将一本刚出炉的《大秦帝国》送给他作为参考资料,先生便因此谈起了嬴政与董仲舒两相叠加的历史效应,即专制政治和独尊儒术的互为表里与承袭,就是一部一成不变的传统中国史。先生认为,专制者脑子多是一片浆糊。孟子将人说成是“性本善”是一个重大错误!而世界范围内类似“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实践活动,也包括伊斯兰极端宗教在内,其本质上是一种野蛮而背离了人类的文明。
先生认为,“这个国家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好也好不到什么程度。”此外,在他看来,“士大夫阶层也已消失;今天中国已无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的异议人士。”正因如此,先生一直拒绝人们称呼他为“知识分子”。这种现象,对当下十分期待“知识分子”又实在稀缺的中国,属于难以化解的社会尴尬!
在与学泰先生的交谈中还给我这样的启发:中国社会之所以容易出现民族主义,是因他们更多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缺少反抗的资源(资本),无法平衡自己的生活与心理,容易走极端或被煽动、被利用。在一声吆喝下,被带进革命队伍(混吃混喝)。的确,这也符合先生对游民文化性格的某种定位。按现代表达,他们就是一群权力或利益的依附者,缺少独立的思考与独立的人格。当保命求生成为第一需求时,那种传统的“臣民”意识就会得到自觉强化。同时,缺乏对社会大是大非的判断,人们的精神更是游离于目标的自觉与价值的自为。再从一个角度回望,当漫长的政治史浸染或切割了宗教的神经,饱读诗书的阶层也可能被逼成一群乌合之众。
先生特别提到朱元璋这个从游民到帝王的典型案例,更加确定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及其“农民领袖”,不过是一些游民为了生存本能的驱使,与其所谓“阶级觉悟”、“先进革命意识”并无什么实质上的逻辑关系。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具有天然的反社会的意识倾向。朱元璋并非出身贵族,从游方和尚到士兵军头再至皇帝老子,身份变了,但内在的品性并无根本改变。先生也自然深谙游民社会的习性、弱点,故此,也必然地要“用法令编织成一个网,笼罩着整个社会,他深信这种强硬控制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惟一手段。”至于如何建立国家文明与社会良序,则不是他所考虑的根本。
学泰先生著述繁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就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在洋洋洒洒的50万字的论述中,他从游民、游民文化、游民组织以及如《三国志》《水浒传》这样的通俗文学并行入手,分析了游民反社会、结帮派、野蛮性与破坏性的特征,充分展示了一幅影响中国发展史的浓稠而灰沉的社会画面。他力图告诉人们:游民意识或游民文化是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一股力量。它们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血液,至今还流淌在知识人的血管里,调理着一个民族与社会的生命成色。而我所能理解到的一点,则是游民文化与阿Q精神之间的高度契合,形成了对现代文明的持续损害与消解。
“发现另一个中国”——正因这部巨著的学术价值,即对民族史的本质认识具有颠覆性的文化揭示,而为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充分肯定!他在此书的长篇序言中,不仅感叹作者其研究工程的艰巨,更是盛赞对游民社会文化挖掘的重大意义:“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此外,还有这段意味深长的评论:“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李慎之先生也为此书的洞若观火而引出对“十年文革”的再反思。他把“专制主义”和“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历史的“游民文化”与“痞子运动”结合起来分析,发现了“文革”的造反与其暴烈行动,可同归于一种“极左”的“活水源头”。他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屡遭挫折,屡走弯路,其间中国社会的顽固守旧是一大原因,而游民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身上还有多少非现代的东西,又怎么能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是的,能思考的知识分子,都没敢忽略当代人类曾经的精神劫难史。而学泰先生,作为文史大家,对“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反思无一不是透过表层,精辟入里。那些历史回顾,那些社会论断,那些文化预见,更是这个期望转型的时代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所以在他的言谈中,每每都能得到他的直达要害的启迪。这种启迪,关联到的是数个王朝的勾连形态。通过抽丝剥茧的细节描述,又能感受到中国历史从古到今的一种绝望。而这等绝望,也恰恰是先生所揭示的中国“游民社会”的本质归属。
先生自有背负的苦难岁月。1975年,因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三年多的牢狱之灾与屈辱经历,使他对社会与人性的幽暗又多了一层感悟,也体味了“政治上成了敌人,道德必然也是堕落的”非常规思维逻辑。201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监狱琐记》,将一段浓缩的“号子里”的人生,从文化视角上展露得淋漓尽致。他对“文革”的剖析尤为深入,对造成灾难的根源认识亦很深刻。记得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还转赠了一套厚沉的相关“文革”的书籍给我。他知道之前我曾与哲学与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的徐友渔教授共同策划过《我与文革》专题系列,觉得我们比他更为需要这些历史资料。
作为一种个体意志的存在,学泰先生的学者生活独树一帜。他不因遭遇磨难而止于屈辱,也不为学富五车重返殿堂而沾沾自喜。他坚强的信念,为重开的学术天地给出了一道非凡亮光。对绵绵数千年的中华神经脉络了如指掌,有人称他为一部中国文史的“百科全书”。先生治学正经严谨,也鲜明抵制史学界存在的“非历史的态度”,批评对历史人物进行某种“胡编乱造”、“吹捧过度”,“丧失了史学精神”。这样的假观点或伪学问,无疑都将给青年、给读者,也给社会进步带来不堪的文化后果。
这段时间里,一部叫秦的电视连续剧被各方舆论批得近于体无完肤。将秦一统专制结束分封视为伟大的“转型”之举,着实荒谬!先生若在天有灵,眼下这等对“天下苦秦”历史暴政的歌颂,会有如何的鄙视与忐忑?他曾写道:“现在大家都习惯说‘皇帝也是人!’这成了原谅皇帝凶神恶煞一面的借口。其‘人’有好坏啊,不过普通人影响不大,而皇帝则不得了。”他以清朝的乾隆为例:“制造了那么多的文字狱,连神经不太正常的人都不放过,连年过八旬的老人也毫不留情。”先生对专制帝王的所做作为,充满了深刻的警惕与审视。
作为所谓最高智库的研究员,尤其是深谙历史奥秘又学问声望极高的学者,并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如此感觉,学泰先生似乎该为“朝廷”所倚重。但他却云淡风清,并无专此昆仑心思。对自己的通天学识,他说不过是“雕虫小技”——这对我真的震撼不小,言教极深!传统中国,也培育了浓郁的“君臣”文化。即便当代也不乏“帝师”或“国师”情结者。只苦于不得要领,时常不免落得“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似的尴尬。这些年,有不少自视甚高者也浮在面上,众目睽睽;凭着大概率的把握,做定无风险的“谋臣”。
先生读书破万卷,通晓文史,自然明了诸如“谋士”、“门客”、“师爷”种类的之所以然。但他对当代历史人物及其智囊的感观却缺乏欣慰。他似乎更注重于做定性分析,不热衷那种不坚实的虚构或幻想。在他眼里,天上还是那颗星,地下还是那片土,而其中的人类,也依然是循环反复的炎黄子孙。可先生也曾告诉我一个小秘密:某日,他被召至中南海“面圣”。对方请他讲解清人板桥的诗书奥妙,他便以郑燮风骨大肆渲染,且不免也得一刻借古讽今。我问先生有否改革策论呈献一二?他幽默一乐:哪能?
对于中西文化比较问题,先生自然也不缺关注。他相信欧美民主政治对世界近、现代史的品质影响深刻。然而,对中国如何嫁接西方文明,却不抱太大指望,原因是东方有着特有的性格固执。他是非常期待出现一个有“个人权利”、并由一群“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人们组成”的契约性社会。如今,美国的社会生态似乎有所改变,全球化出现不那么健康的进程加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这些源于西方的新旧思潮,也似乎再一次被全面捣腾,产生某种不确定的变数。而能否以其中真实、优质的一面融入中国社会,在文化上进行一番匠心独运的现代性恰当建构,大约还是一种不小的奢望。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某种执着与顽强的观念沿袭,也会让我们在老路上徘徊不前。
先生与我还曾专门谈论过中日关系和日本的历史现象。在国际关系上,我们彼此的观点有些接近。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他们经历了成功、失败与再成功的社会转型。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是西化与现代的,那种类似“脱亚入欧”的自觉、决绝与彻底,在中国就一直没能形成过。日本诚然也有自己的国情,但往往在关键时刻,“改变”——改头换面就成其最突出的“国情”共识!或许,日本的现代史,就少有像先生所指的那种特别能依附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成功获得的现代性,或取决于一群解放了天性、认同文明生活的人,形成对实现一个国家“贵族化”的整体追求。
显然,作为文化的深度研究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古今面相也是颇有识别的。因此,除了指点李白、杜甫的古诗风格,他还特别对我谈到过鲁迅以及与“左联”的关系,里面还夹着一个年轻轻甚至天真的冯雪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都倒下了,以悲凉的色彩形成了一节文学的创伤史。的确,在非常时期,文学家同政治沾边总归是危险的。而鲁迅,则可能是想象着在任何方面,“都能从没有希望的路中踏出一条路来”。或许鲁迅死得恰如其时。要不,一个绝对“右派”的作家与“右派”的学者同坐一牢,也并非什么值得惊诧的新鲜事。
总之,回味与王学泰先生相处的日子,有太多情节值得回味。平时,即便感觉他就似一座学识高山,却又见其虚怀若谷平易近人,而忘了怎样恰当地给出必要的敬畏。相反,则是欠缺应有的景仰之势甚至过于随便与疏漏!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找到某种自我安慰:遇上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化学大家,却未能产生一丁点的生分。客观是,其背后的一种人格尊重与交往平等,还伴有另一层越过庸常的人性与精神的芬芳。是的,细嚼交往中的细节,没一个不蕴含文化生动的滋味。一个人不具一种对美德的敏感和体验,处于社会人生当中便是件最大的憾事之一。而那类在重要品格上经不住过硬审美的人们,不论他们如何有名望和地位,或所谓“高人”、“权威”,倒也无需为其仰视、折腰,大约也只配那种“敬而远之”!
据说先生在病中,也曾希望能“穿过死亡幽谷”。大概感觉自己有幸越活越通透,可以留在这七上八下、容易令人心神不定的人世间,多为迷糊的人们努力点拨些什么?76岁,对在京城退休的学者并非属于高龄。即便患病,以自身脱离了旧式“游民”身份所享有的医治条件,也可能会有更好的康复结局。可惜,先生还是匆匆离去了!这样的遗憾,感觉是文化的长城被瞬间洞穿成一个偌大缺口。而缘于明摆的差异性,旁观者则也无力修补!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欲理会真实历史,或以史鉴今惠及未来,都不是件随意的事情。
已整三个年头了,不时怀念,偶尔迷惘;因先生,也为苍生。
2021.1.23 北京

作者简介:
苏小玲。作家、评论家,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原《影响力中国》总编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有《悲剧的春天》、《一路问云天》、《生命苦旅》等若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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