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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在文化中透视中国

——纪念王学泰先生

↑图为：王学泰先生

2018年的1月16日，冬气未散，八宝山弥漫的寒冷是特别的。北京知识界的数百追悼者，与知名学者、被誉为“文化界泰斗”的王学泰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吊唁大厅里，除了哀乐、献花和花圈，还播放了一小段先生的生平影像。加之子女悲伤的泣诉、学生深切的回味，一个社会人文的浓浓缩影再次浮现，让逝者坎坷的经历在众人一片脑海与心际间滚动、碾压。了解先生的，一定有那些挥之不去的时代悲凉印痕，或还能感觉眼前的现场如同社会学的一次“临床实验”：在生死之间体会精神煎熬与人类磨难。而我已听到，有数人在感慨万千中潸然泪下！

作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巨匠，先生这般离去，却为社会留下了某种文化洞见继续残缺的印迹。以我对先生的了解和理解，相关学术机构对他的悼词虽很权威，但依然缺少盖棺定论时应有的真实与力度，似乎也配不起一位学问大家对这个社会孜孜不倦的探索与付出。尤其是，一种知识分子与当代史的复杂文化关系，并未得到应有的检讨和理性地概括。似乎过于官样的评价，妨碍了人们对一个试图解剖国家性格、解读民族文化的学者的深刻解读与足够尊重。同时，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一句民间说法：人走茶凉！

我亦深为遗憾。在先生患病其间，曾让他的同事安兴本教授转告我：小苏太忙，就不要前来探望了，等出院后再见面。可没有出院，也不再见面，对我自己的忽略大意随即变成了某种做人缺陷的自责与忏悔！我知道，先生向来不愿麻烦别人，尽管他自己这一生总在经受着无数的麻烦——为思想、为著述，为社会、为他人。先生也以读书人的本分，深刻解释着他个人进步同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与承继。所以，他非常重视写书评，为体现新旧作者的思考价值，也表达作为读者的“感激之情”。

在《坎坷半生唯嗜书》的“后记”中，先生如是说：“许多知识人操觚撰文成书有着许多艰辛，我们从中获得了知识或思想，但却缄默不语，仿佛自己所说所写都与他人的劳动无关，我以为这是不可取的。”这种发现并非远见而属于常识道德，也是人生虔诚与文明敬畏，甚至还是一种代人悔过的现代意识。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大知识分子，他对不断发生的社会普遍现象，或肯定或否定，终归有自己的观念衡量。

2010年春，经由朋友、中国社科院安兴本教授（文化学者，钱锺书先生的弟子）隆重介绍，我有幸与学泰先生认识。那时，我正在筹办《影响力中国》网，需要更多知识界的各路思想精英们加盟支持。而先生对“影响力”规划也颇有兴趣，听我详尽的网站定义与对象阐释后便颇为认可，于是承应将以有限精力参与其间。次年，他便同出版家沈昌文、法学家曹思源等德高望重的先生们，以及文化学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各界近百名人士一道出席“影响力中国”的上线酒会，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即席讲话。他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缺乏的正是一种能兼收并蓄的思想，而“影响力”网站应该大有作为，影响社会新观念、新思维、新文化的建构！

那以后，我会不时与先生通电话，或上门打搅，求教各种疑难杂症的困惑。令人高兴的是，每一次讨教都会有满意的结果。而且，先生总是不厌其烦，每每通话至少一个钟头以上，而面对面交谈就更是没完没了。但凡真正有大学问的人，都会善待真诚的求知者。先生有大胸怀，除了诲人不倦，也常接纳晚辈的肤浅。丰富、厚重与谦和、大度，这些纯粹学者的优质品相在他身上、文中实在是随处可见。

应该说，先生对改革开放为促进中国社会的某种转变是积极肯定的，还认为“这次转型的深刻大大超越了以往”。而对个体的发展也是寄予了某种期待。作为其中之一，他曾说我是个“思想的行动者”。这自然是一种勉励，大概看到了我在不停歇地折腾。而那些与知识界相关的、流产或启动的文化诸事，也同时和他关注的社会问题复杂地交织着。包括“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与作为，如何界定意识形态下“人民”与“公民”的真实概念与身份。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文化人应该都成为面向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自觉变革者，而不留恋着旧时代，彻底摆脱旧体制的各种束缚。

先生在国内外具有显赫的学术声誉。其博学强识、研究精深且著作等身，亦被业内人士视为“另一个钱锺书”。而对我这位才疏学浅、见识微薄之人，正是可予恶补的对象。这个年代，许多人也许都遇到了“鬼打墙”的状态。我们的迷路与丧失，是同别人说不清的一种混乱与纠结。但先生博古通今，明了历史正常的神经所以发生阻断的深刻缘由。从《诗经》到《资治通鉴》，从《论语》到《二十四史》，文史哲、儒释道，先生几乎无所不及也无所不究。而研究大文化，当然始终离不开一个共通的背景：历史文化侵染下的政治。

先生平时喜欢在家里三俩聊天。某个夏日，安教授约我同去见先生。到达时，如同往常，几杯绿茶已沏在那儿了。我将一本刚出炉的《大秦帝国》送给他作为参考资料，先生便因此谈起了嬴政与董仲舒两相叠加的历史效应，即专制政治和独尊儒术的互为表里与承袭，就是一部一成不变的传统中国史。先生认为，专制者脑子多是一片浆糊。孟子将人说成是“性本善”是一个重大错误！而世界范围内类似“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实践活动，也包括伊斯兰极端宗教在内，其本质上是一种野蛮而背离了人类的文明。

先生认为，“这个国家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好也好不到什么程度。”此外，在他看来，“士大夫阶层也已消失；今天中国已无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的异议人士。”正因如此，先生一直拒绝人们称呼他为“知识分子”。这种现象，对当下十分期待“知识分子”又实在稀缺的中国，属于难以化解的社会尴尬！

在与学泰先生的交谈中还给我这样的启发：中国社会之所以容易出现民族主义，是因他们更多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缺少反抗的资源（资本），无法平衡自己的生活与心理，容易走极端或被煽动、被利用。在一声吆喝下，被带进革命队伍（混吃混喝）。的确，这也符合先生对游民文化性格的某种定位。按现代表达，他们就是一群权力或利益的依附者，缺少独立的思考与独立的人格。当保命求生成为第一需求时，那种传统的“臣民”意识就会得到自觉强化。同时，缺乏对社会大是大非的判断，人们的精神更是游离于目标的自觉与价值的自为。再从一个角度回望，当漫长的政治史浸染或切割了宗教的神经，饱读诗书的阶层也可能被逼成一群乌合之众。

先生特别提到朱元璋这个从游民到帝王的典型案例，更加确定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及其“农民领袖”，不过是一些游民为了生存本能的驱使，与其所谓“阶级觉悟”、“先进革命意识”并无什么实质上的逻辑关系。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具有天然的反社会的意识倾向。朱元璋并非出身贵族，从游方和尚到士兵军头再至皇帝老子，身份变了，但内在的品性并无根本改变。先生也自然深谙游民社会的习性、弱点，故此，也必然地要“用法令编织成一个网，笼罩着整个社会，他深信这种强硬控制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惟一手段。”至于如何建立国家文明与社会良序，则不是他所考虑的根本。

学泰先生著述繁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就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在洋洋洒洒的50万字的论述中，他从游民、游民文化、游民组织以及如《三国志》《水浒传》这样的通俗文学并行入手，分析了游民反社会、结帮派、野蛮性与破坏性的特征，充分展示了一幅影响中国发展史的浓稠而灰沉的社会画面。他力图告诉人们：游民意识或游民文化是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一股力量。它们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血液，至今还流淌在知识人的血管里，调理着一个民族与社会的生命成色。而我所能理解到的一点，则是游民文化与阿Q精神之间的高度契合，形成了对现代文明的持续损害与消解。

“发现另一个中国”——正因这部巨著的学术价值，即对民族史的本质认识具有颠覆性的文化揭示，而为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充分肯定！他在此书的长篇序言中，不仅感叹作者其研究工程的艰巨，更是盛赞对游民社会文化挖掘的重大意义：“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此外，还有这段意味深长的评论：“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李慎之先生也为此书的洞若观火而引出对“十年文革”的再反思。他把“专制主义”和“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历史的“游民文化”与“痞子运动”结合起来分析，发现了“文革”的造反与其暴烈行动，可同归于一种“极左”的“活水源头”。他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屡遭挫折，屡走弯路，其间中国社会的顽固守旧是一大原因，而游民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身上还有多少非现代的东西，又怎么能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是的，能思考的知识分子，都没敢忽略当代人类曾经的精神劫难史。而学泰先生，作为文史大家，对“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反思无一不是透过表层，精辟入里。那些历史回顾，那些社会论断，那些文化预见，更是这个期望转型的时代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所以在他的言谈中，每每都能得到他的直达要害的启迪。这种启迪，关联到的是数个王朝的勾连形态。通过抽丝剥茧的细节描述，又能感受到中国历史从古到今的一种绝望。而这等绝望，也恰恰是先生所揭示的中国“游民社会”的本质归属。

先生自有背负的苦难岁月。1975年，因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三年多的牢狱之灾与屈辱经历，使他对社会与人性的幽暗又多了一层感悟，也体味了“政治上成了敌人，道德必然也是堕落的”非常规思维逻辑。201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监狱琐记》，将一段浓缩的“号子里”的人生，从文化视角上展露得淋漓尽致。他对“文革”的剖析尤为深入，对造成灾难的根源认识亦很深刻。记得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还转赠了一套厚沉的相关“文革”的书籍给我。他知道之前我曾与哲学与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的徐友渔教授共同策划过《我与文革》专题系列，觉得我们比他更为需要这些历史资料。

作为一种个体意志的存在，学泰先生的学者生活独树一帜。他不因遭遇磨难而止于屈辱，也不为学富五车重返殿堂而沾沾自喜。他坚强的信念，为重开的学术天地给出了一道非凡亮光。对绵绵数千年的中华神经脉络了如指掌，有人称他为一部中国文史的“百科全书”。先生治学正经严谨，也鲜明抵制史学界存在的“非历史的态度”，批评对历史人物进行某种“胡编乱造”、“吹捧过度”，“丧失了史学精神”。这样的假观点或伪学问，无疑都将给青年、给读者，也给社会进步带来不堪的文化后果。

这段时间里，一部叫秦的电视连续剧被各方舆论批得近于体无完肤。将秦一统专制结束分封视为伟大的“转型”之举，着实荒谬！先生若在天有灵，眼下这等对“天下苦秦”历史暴政的歌颂，会有如何的鄙视与忐忑？他曾写道：“现在大家都习惯说‘皇帝也是人！’这成了原谅皇帝凶神恶煞一面的借口。其‘人’有好坏啊，不过普通人影响不大，而皇帝则不得了。”他以清朝的乾隆为例：“制造了那么多的文字狱，连神经不太正常的人都不放过，连年过八旬的老人也毫不留情。”先生对专制帝王的所做作为，充满了深刻的警惕与审视。

作为所谓最高智库的研究员，尤其是深谙历史奥秘又学问声望极高的学者，并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如此感觉，学泰先生似乎该为“朝廷”所倚重。但他却云淡风清，并无专此昆仑心思。对自己的通天学识，他说不过是“雕虫小技”——这对我真的震撼不小，言教极深！传统中国，也培育了浓郁的“君臣”文化。即便当代也不乏“帝师”或“国师”情结者。只苦于不得要领，时常不免落得“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似的尴尬。这些年，有不少自视甚高者也浮在面上，众目睽睽；凭着大概率的把握，做定无风险的“谋臣”。

先生读书破万卷，通晓文史，自然明了诸如“谋士”、“门客”、“师爷”种类的之所以然。但他对当代历史人物及其智囊的感观却缺乏欣慰。他似乎更注重于做定性分析，不热衷那种不坚实的虚构或幻想。在他眼里，天上还是那颗星，地下还是那片土，而其中的人类，也依然是循环反复的炎黄子孙。可先生也曾告诉我一个小秘密：某日，他被召至中南海“面圣”。对方请他讲解清人板桥的诗书奥妙，他便以郑燮风骨大肆渲染，且不免也得一刻借古讽今。我问先生有否改革策论呈献一二？他幽默一乐：哪能？

对于中西文化比较问题，先生自然也不缺关注。他相信欧美民主政治对世界近、现代史的品质影响深刻。然而，对中国如何嫁接西方文明，却不抱太大指望，原因是东方有着特有的性格固执。他是非常期待出现一个有“个人权利”、并由一群“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人们组成”的契约性社会。如今，美国的社会生态似乎有所改变，全球化出现不那么健康的进程加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这些源于西方的新旧思潮，也似乎再一次被全面捣腾，产生某种不确定的变数。而能否以其中真实、优质的一面融入中国社会，在文化上进行一番匠心独运的现代性恰当建构，大约还是一种不小的奢望。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某种执着与顽强的观念沿袭，也会让我们在老路上徘徊不前。

先生与我还曾专门谈论过中日关系和日本的历史现象。在国际关系上，我们彼此的观点有些接近。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他们经历了成功、失败与再成功的社会转型。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是西化与现代的，那种类似“脱亚入欧”的自觉、决绝与彻底，在中国就一直没能形成过。日本诚然也有自己的国情，但往往在关键时刻，“改变”——改头换面就成其最突出的“国情”共识！或许，日本的现代史，就少有像先生所指的那种特别能依附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成功获得的现代性，或取决于一群解放了天性、认同文明生活的人，形成对实现一个国家“贵族化”的整体追求。

显然，作为文化的深度研究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古今面相也是颇有识别的。因此，除了指点李白、杜甫的古诗风格，他还特别对我谈到过鲁迅以及与“左联”的关系，里面还夹着一个年轻轻甚至天真的冯雪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都倒下了，以悲凉的色彩形成了一节文学的创伤史。的确，在非常时期，文学家同政治沾边总归是危险的。而鲁迅，则可能是想象着在任何方面，“都能从没有希望的路中踏出一条路来”。或许鲁迅死得恰如其时。要不，一个绝对“右派”的作家与“右派”的学者同坐一牢，也并非什么值得惊诧的新鲜事。

总之，回味与王学泰先生相处的日子，有太多情节值得回味。平时，即便感觉他就似一座学识高山，却又见其虚怀若谷平易近人，而忘了怎样恰当地给出必要的敬畏。相反，则是欠缺应有的景仰之势甚至过于随便与疏漏！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找到某种自我安慰：遇上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化学大家，却未能产生一丁点的生分。客观是，其背后的一种人格尊重与交往平等，还伴有另一层越过庸常的人性与精神的芬芳。是的，细嚼交往中的细节，没一个不蕴含文化生动的滋味。一个人不具一种对美德的敏感和体验，处于社会人生当中便是件最大的憾事之一。而那类在重要品格上经不住过硬审美的人们，不论他们如何有名望和地位，或所谓“高人”、“权威”，倒也无需为其仰视、折腰，大约也只配那种“敬而远之”！

据说先生在病中，也曾希望能“穿过死亡幽谷”。大概感觉自己有幸越活越通透，可以留在这七上八下、容易令人心神不定的人世间，多为迷糊的人们努力点拨些什么？76岁，对在京城退休的学者并非属于高龄。即便患病，以自身脱离了旧式“游民”身份所享有的医治条件，也可能会有更好的康复结局。可惜，先生还是匆匆离去了！这样的遗憾，感觉是文化的长城被瞬间洞穿成一个偌大缺口。而缘于明摆的差异性，旁观者则也无力修补！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欲理会真实历史，或以史鉴今惠及未来，都不是件随意的事情。

已整三个年头了，不时怀念，偶尔迷惘；因先生，也为苍生。

2021.1.23 北京

作者简介：

苏小玲。作家、评论家，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原《影响力中国》总编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有《悲剧的春天》、《一路问云天》、《生命苦旅》等若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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