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香涛，时任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

张之洞于1852年十六岁时中顺天府解元，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

八国联军入侵时，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等自立军起义，1908年，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病卒，赠太保，谥文襄。

有《张文襄公全集》传世。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将其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政治上，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

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校）、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今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并认识到建立新学制的重要性。

担任湖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这些新式教育活动使其教育强国的构想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张之洞为配合振兴实业，在湖北发展实业教育。

其中较有成效的是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农业和工业所需要的人才。在张之洞的经济近代化构想中，农业占有重要地位。为改良湖北农业，张决定创办农务学堂，培养农学方面的人才。农务学堂成为湖北实业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学堂，毕业后的学员也为湖北农业教育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兴办湖北工业。他认为，中国士人囿于传统观念不屑于学习“工艺”，而一般的工匠又没有文化知识，缺乏具有理科理论知识的人才，因此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探寻其原因；

对于引进的机器，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这是中国人才匮乏，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发展新式教育就要有两类人才——工程师和技师。1902年，张将工艺学堂改办于原江汉书院故址，打算办成一所高等学堂。后因调职交于程颂办，使工艺学堂教学取得一定成效，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制造各种实用的新式机器。

张之洞重视基础师范教育。他认识到发展教育在于普及国民教育，而教育的基础又在于普及小学。普及小学则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员，这是发展小学的先决条件，查各国中小学教员都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1902年，除选派两院学生赴日本专学师范外，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

1903年，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奏请设立三江师范学堂，选派科举出身的中学教习50人，讲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及体操各科。中日教习也相互学习，就可以解决学堂的师资问题。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的师范教育行政体系取得较大的发展，为推动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湖北的发展造就了大量人才。

汪康年（1860年—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光绪十八年进士。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官内阁中书。

甲午战后，在沪入强学会，办《时务报》，后改办《昌言报》，自任主编。又先后办《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

汪康年是维新时期著名的改良派报刊活动家，一生创办近1O种报纸。

他对中国早期报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一代报王”。

汪康年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使当时的报纸内容向现代化革新并树立了现代报业的观念。

当时中国报业刚刚起步，缺乏经营管理经验，而汪康年“殚精竭虑”，在经营报馆时很注重报纸的成本、利润及广告发行等问题，开创了中国报馆商业化经营的新时代。

汪康年提出的种种新闻工作思路，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

他对自身所处的新闻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在这种精神中，既包含着过去士大夫上谏的因素，也有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充当社会良心的责任感。

新闻报纸业是晚清中国新兴的行业，极少传统可循，经验多来自国外，汪康年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影响较大，诉诸报业，故有较多创新、改革的措施出现。

总之，汪康年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活动，使他形成极具特征的新闻思想。提倡在报纸中讲真话，持公正立场，强调新闻的社会监督功能及对新闻行业的反监督等等，充分表现了他经过深入思考而获得的丰富的业内经验。

作为中国近代民间有贡献的报人，汪康年在近代新闻史上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反目，虽然有张之洞多方施加压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学术主张和变法策略的不同。

汪康年虽然主张政治变革，但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以为然，并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宣传维新思想时渲染与康的师承关系。

汪梁分歧公开化后，汪康年曾撰文指出：

“康与卓如订交于庚寅年，两人交若兄弟，自开报馆以后，尤觉亲密。但以学术不同，加以构间，致渐乘异。”

同时，汪梁之争也含有地域派别之见的因素在内。

同为浙人的陈汉第曾致书汪康年云：

“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此其时矣。先生宁困生忧思，而不欲与同志独树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此汉所不解者也。”

揆诸史实不难发现，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的代理人，汪梁分歧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之争的说法并不准确。戊戌变法失败后，当张之洞以朝廷代表的身分大力镇压维新派时，

汪康年却不计前嫌，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再度接近，并在自己主办的《中外日报》上继续针砭时弊，宣传变法，得到了梁启超的钦佩叹服，称“《中外日报》之婞直，实可惊叹，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并请汪在日报上刊载介绍《新民丛报》章程和特色的文字以广其销路。这也表明汪梁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主张，而与张之洞等人则有所区别。

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关系，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这一年三十一岁的汪康年在会试报罢后，即“应两湖总督张孝达尚书(之洞)之招，课其孙刚孙、道孙兄弟，旋在自强书院任编辑事，又充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一时名流之在张尚书幕中及官于武昌者，先生皆与纳交。”在随后的数年间，汪康年一直呆在湖北，在此期间，他逐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并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这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走向。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代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应张之洞之邀，汪康年于1895年离开湖北前往上海，并开始着手创办维新报刊。在《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汪康年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复杂而微妙的展现。

汪康年在张之洞幕中多年，又曾任张之洞孙辈的家庭教师，但张之洞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据张的亲信梁鼎芬所言，“(南皮)谓穰虽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然讲经济，办事有力。”仅对其办事能力表示赏识。1896年1月，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禁，张之洞授意汪康年接收强学会余款，移作办报经费，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汪康年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汪康年筹建中国公会、参与上海强学会，在沪、鄂等地新派人物中已有“通达洋务”的声名。但在《时务报》创办过程中，汪康年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张之洞的阻力。1896年3月，张之洞离开南京，回湖广总督本任，希望汪康年随他回鄂。汪的友朋也大多认为“南皮之于兄，不得谓非知己也”，劝汪“自以在鄂为是”。但汪康年认为鄂中局面太窄，在上海更有利于报纸经营和事业发展，因而不肯回鄂，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汪康年在上海经济拮据，请张帮忙在沪谋一职位，张之洞婉言相拒，并表示：“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盖以在鄂、在沪定之也。”据其弟汪诒年云：“(先生)时方为两湖书院分教，乃亟向张尚书告辞，欲自至商埠集资设报社。尚书力尼其行，先生坚不从……。”为缓和与张的关系，汪康年于1896年8月《时务报》第一期正式刊出后，专程前往湖北为张之洞祝寿。可见在《时务报》的创办过程中，汪康年不仅要筹募经费，开辟销路，而且要承受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多方压力，为人际关系和各种事务而奔波周旋。

《时务报》创办以后，张之洞对其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力图控制《时务报》馆，将其言论限制在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所以他对报馆给予了财力上的支持，并饬令其属僚和两湖书院生员阅读《时务报》，与此同时，对担任《时务报》总理的汪康年极力笼络，想利用汪控制报馆乃至维新派。但是汪康年并没有被张之洞所左右，如其所愿地成为他在《时务报》馆中的代理人。众所周知，《时务报》并未按照张的设想被洋务派控制，相反接连不断地刊发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振聋发聩的文字(其中包括汪康年亲自撰写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引起了包括洋务派在内的统治集团的恐慌和敌视。此时，张之洞便开始采用多种手段对汪康年和《时务报》施加压力，力图干涉报纸言论，其方法有二，一是“通饬所属停看该报，在政治上施加压力”，二是“授意幕僚致函汪康年抑压改良派的论议”。梁鼎芬反复来书批评汪康年：“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嘱其“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叶瀚也力劝汪“多译实事，少抒伟论”。尽管张的属僚和汪的友朋多次嘱咐汪康年不要刊发攻击洋务派的文字，汪康年却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相推诿，致使缪荃荪愤然声称，如此则“不能名曰总理矣。”梁启超离沪赴湘后，《时务报》言论有所缓和，但仍以唤起人们变法图强意识为宗旨，在社会上继续产生影响。《时务报》从创办直到停刊，始终是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存在着，汪康年虽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做过一定的让步，但也并没有“完全投向张之洞。在此处省略一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