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44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十一章湮与兴 （文明萌芽）（三）
以邻为壑
麻湾决口与1935年苏鲁水灾纠结
1937年8月12日农历七月初七，夜黑风高之下的三角洲麻湾河段上，几只幽灵样的小船突然出现在涌浪中，尾随小船后面的则是有黑洞洞枪口的武装船。随着小船停泊，一群身手敏捷的人扑向河岸，接着便挥锹扬镢，在岸上忙活起来。
凭他们摸黑也熟悉的施工和得心应手的工具看，这是一群有准备的人。他们越河而过至对岸，应该是帮助筑堤堵口，但仔细看却不是筑而是掘，这是怎么啦？
被掘的麻湾河段属蒲台县，属山东黄河河务局下游南岸第四分段防守。此段大堤至河身间有三里多宽的滩地，滩中有郑觉寺、许家沟、东王庄等五个小村，滩头还有一片芦苇，面积有40多亩。河身是1923年堵复宫家口溃决时新掘的引河，河身南岸有大量弃土，民埝与大堤相接，形成堤防的天然屏障，除非较高水位，河水一般不会偎堤，再说这年3月堤防又加高一米。
7月下旬，河水上涨，至农历七月初三，河水偎堤，已见顺堤行洪之势。而与麻湾隔河相对的宫家险工却正受顶冲。宫家属利津县境，利津县县长薛汝华连日坐镇宫家险工，督率民夫抢险，只见主溜自对岸直冲他脚下的险工主埽，掉蛰、塌陷等险情彼伏此起。按清代河防制度，河堤决口，地方官轻则革职，充做民夫留工效力；重则杀头坐牢。到了民国时期，仍沿袭旧制。县长薛汝华年轻气盛。面对宫家险工愈加险恶的紧急状态，倚仗自己在省府有强硬后台，就想出了一条分溜避险的计策。由是出现本节开头一幕。
农历七月初七晚，一支由精壮民夫加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悄悄渡河，将芦苇荡至麻湾大堤的民埝挖开十三四条豁口，正在上涨的河水顺势涌入河滩，至天放明，南岸大堤开始渗水、脱坡、塌岸。
南岸蒲台县县长王林阁接到禀报，明知是对岸薛汝华所为，但又抓不着什么把柄，且深知后台不如薛汝华硬，只好忍气吞声，看看危在旦夕的堤防，急得跺脚叹气。与分段长周玉美商议，无非先向总段告急，请求料物；再是向各村摊派秫秸，人工进行护坡防渗。8月27日，总段接到告急后即派船运送木桩、绳索等抢险料物，欲支援南岸抢险。北岸薛汝华得知消息后立即出手，派武装船荷枪实弹在河心将料船拦截，声称宫家险工吃紧，不得借用料物，遂将料物押至北岸卸下。
此时麻湾堤防顺堤行洪已有半月，数华里大堤堤顶无声无息地一段段塌入河中，有的堤段形同斧刃，抢险民夫已无立足之地。无奈，县长亲率兵丁监押民夫砍拔百姓即将成熟的庄稼，稀稀落落地向水里抛撒，但已毫无作用。九年后，即1946年6月30日《渤海日报》曾有文描述这一局面：“一切都在瞪着眼等着，等着那可怕的时候的到来……”
1937年8月31日上午11点25分，那个可怕的时候如期而至。当地名士赵安亭先生以后撰文道：先是麻湾以北郑觉寺附近的坝上塌出了一个簸箩般大的洞口，接着，洞口疾速扩大……一个小时后，口门扩展到几十丈，第二天就拉到了五华里宽。洪水如挣脱了羁绊的野马，肆无忌惮地奔向阡陌村庄，十分之九的黄河水扑向蒲台、广饶、利津、博兴、寿光五县的数百村庄，其中28个村庄遭灭顶之灾……
类似以邻为壑的现象，道光二十一年水淹开封就差点出现，当地有人向巡抚牛鉴出此主意，从上游对岸掘口以分水势，由于牛鉴深明大义没采纳此下策。在那各自为政、自家门前雪也不扫的年代，如此荒唐不是第一出，也不是最后一出。现在再让我们看黄河口麻湾决口、两年前鲁苏水灾时两省的态度与决策。
1935年7月10日，黄河于山东董庄决口，是黄河自1855年铜瓦厢改道以来最大水灾。遂引发鲁苏两省围绕筑堤和分流的冲突。
河决后，鲁省即令有关各县筑堤造埝，欲束水沿赵王河入南旺湖，导流至南阳、昭阳、微山等湖。水入微山湖，势殃及苏北。苏省闻知溃水走向后，14日即决定沿微山湖筑大堤，“截黄水改道入苏之势”，接着又决定兴修蔺家坝。
苏北鲁西，地理上本一天然区域，鲁西之水素以微山湖为尾闾，苏省筑堤修坝，在鲁省看来，势必阻遏黄水去路，加重鲁灾。19日，南阳湖水倒灌，赵王河北岸溃决，地方官民多以为苏堤所致，东平县县长告急，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即电请中央“统筹防灾”，制止苏省“迎截黄水”。
对此，苏省矢口否认有以邻为壑的企图。7 月 29 日，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诉之公众舆论：“ 欲解鲁西之危，唯有速堵决口，而无关微山湖西堤。”
而实际情况是，8月10日前，湖水仍未达苏所筑堤根，赵王河上月溃决，确与苏堤无关，但苏省步步筑堤设防，鲁省自然担心水之去路。对于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各省防范措施，当时经委会秘书长秦汾承认：“立场既异，利益自殊。”表示中央应“通盘筹划，并顾兼筹”。兼筹八字还不见一撇，这边冲突已起，8月27日，邳县与峄县民众发生械斗。
对此次大水的最终解决办法，山东方面意见是借机让洪水分流铜瓦厢决口之前的黄淮故道，挽归故道或南北分流。在鲁省看来为消弭灾患之良策，在苏省看却恰恰相反，因此动员全省上下及旅外同乡，从技术经济诸方面予以驳斥。
其实，自1855年黄河北徙以来，主张分流减患者大有人在，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但此乃国家大计，一条大河，既受制于国家财力和长远利益，又涉两省千千万民生，此救急之际，改道分流不现实，决口又难以一时堵复，鲁苏两省的口水战和无休止的纠缠，既是历史矛盾的延续，也是现实利益之争。面对突如其来的滔滔洪水，同一区域的各阶层因利害关系的一致性，也暂时超越贫富差别和阶级分野，形成利益共同体，这就使不同区域的救灾防灾，难免有本位主义之嫌。
“天灾流行，国家代有。”8月5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治黄会议，本着“两省同受其利”原则，提出南岸溃决之水，由黄委会和鲁省设法导入东平湖，挽归正河；入微山湖之水，则由导淮委员会和苏省通过湖口闸、蔺家坝等疏导出海。
对此一议案，两省都各坐各岸静看水长，不去行动，而黄河洪峰一个又一个向董庄口门涌来。为避免更大损失，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急电韩复榘，请开鄄城民埝，放水由黄花寺入河。经委会也认为掘埝“诚属救急之举”，明令鲁省照办。其实，决口之处，李仪祉就发现溃水与河仅隔张桥一民埝，曾多次建议鲁省掘埝放水，未得鲁省认可。
韩复榘电请中央谓民埝关多县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挖掘，若强制执行，恐激动民变”。经委会无奈，也准暂免开挖，“承告困难之点，不无考虑价值”。
10月15日，鄄城格堤溃决，已辞去黄委委员长职务的李仪祉闻讯再电经委会趁机引溃水由黄花寺入河，以减轻苏北损失，鲁省表示“不能实现”。
导水归东平湖或掘开鄄城民埝，乃国家防灾区扩大、保护津浦铁路等所做出的一种“紧急避险”行为。事实也证明当时李仪祉的建议是唯一两全选择，若当机立断，则洪水可顺利进入滩地，复归本河，“其善也可挽全河，其不善也亦可救其大半”，受灾者不过山东滩内几十万亩，而苏北百万之众可免水患，鲁西所淹地亩也可尽快涸出，“政府赈济亦易为功”。
然由事权不一，地方各自为政，致使良策不得实行—多少年之后，对此段历史有专门研究的济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宝爱如此评价。
同样对治河、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专门研究的李殿魁先生以此案例评论说，减灾属两害相权，避重就轻，从国家角度看，苏鲁两省人民无所区别，并无损鲁利苏意图，鲁省拒不执行，固然有认识上的分歧，其实主要是缺乏必要的利益补偿机制。如导水入东平湖，东平“枕堤临黄”，每次河决，“皆被其患”。怎样赈灾？无人研究，而强开鄄城民埝，淹没数十万纳赋之田，地方既减税收又添灾民。减灾对国家和苏省是正效益，对鲁省则是负效益，其中央在此一重大决策中有意无意回避地方经济利益，结果就把自己逼到尴尬境地。鲁省以自身利益对抗，又导致国家利益表达的失败。
对此，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徐福龄也深有同感。
也恰恰是这一场大水，让以后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当时刚走出校门的徐福龄碰个正着。1935年7月，河南陕州段黄河大水13300立方米每秒，刚到河南河务局参加工作的实习生徐福龄，被派把每天绘制的水位涨落曲线图挂在机关影壁墙上，以引起局内人士警惕。当洪峰通过东坝头后，他发现水位陡落，感觉大事不好，经电话询问，得知洪水在山东鄄城董庄决口。
这次决口，泛区达12215平方公里，淹及鲁苏两省27个市县，受灾人口341万人，死亡3750人。仅山东一地，淹毙牲畜就达4万余头，冲毁房屋百万间，全省61个县市设灾民收容所795处，收容灾民13万余人。
著名记者肖乾写道：当时的济宁除尚可看到的树梢、屋顶外，其余全被淹在大水里，屋顶旁可行丈长大船。被船救上的灾民集中在火车站，济南张公祠、铁公祠、汇泉寺等处，原为文人雅士吟诗赏景的名胜，都密密匝匝填满了狼狈褴褛的难民。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太婆因为夜里冻得睡不着觉，不惜和一小女孩争一片破军毡。
徐福龄回忆说：“那时治河各自为政，没有全局观点。这场大水在河南境内顺利通过，未出大险，所以河南河务局为庆祝安澜，仍然举行所谓安澜宴。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此不同区域的利益之争，以至发展成上下游、左右岸流血械斗，在明清潘季驯致力于高家堰大坝后的淮河下游最甚。直到1855年河徒重归渤海，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其所属沿河务管理局，情况有了明显改善。
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千百年来形成治河悖论已成为历史。
滞洪区的滞—以濮阳为例
上古时期，濮阳一带地处河济平原，是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与少昊为首的东夷集团活动的交接地带，就像晋陕分别都有黄帝蚩尤大战遗迹或仓颉遗迹一样，今濮阳东南高城史称“颛顼之墟”，尧、舜、夏、商、仓颉都有遗址留在这里。所以濮阳又称“帝丘”。
虽然濮阳“帝丘”早已被黄河泥沙埋在了地下，但是在现代人心目中，在黄河流域，濮阳之所以声名不减，一是中原油田，二是它被黄河水利委员会划定为滞洪区。
当黄河超常洪水来临、下游有可能决口的危急时刻，这里就人工先自掘开口子，让洪水留在这里，从而减轻下游洪灾—滞洪区不是一个好名词，是牺牲，是奉献。洪灾当头，先被舍弃。
洪水出路留在这，因这里一马平川，历史上就是黄河洪水最为泛滥的地区。
周定王五年（前 602 年），黄河在黎阳宿胥口决口第一次大改道，决口处是濮阳；西汉成帝四年（前29年），黄河在东郡决口，泛滥冀、鲁、豫、皖、苏近六十年，决口是濮阳；宋庆历八年（1048）、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黄河决溢还是在濮阳……
由于得黄河之利，濮阳在历史上曾为华夏最发达地区。秦统一中国后，为束黄河之水，曾把这里的黄河大堤筑成“金堤”。西汉王景治河，固河道于濮阳城南，黄河安澜七百余年，濮阳人口达37.87万人，那是濮阳难
得的一段和平繁荣时光。到东汉末年，这里又成为群雄逐鹿的战场，水灾、旱荒、战乱、蝗灾竞相交织。到魏晋南北朝 370 年间，魏、后赵、前燕、后燕、前秦、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割据者，先后在濮阳称王道孤。
兵连祸结，干戈纷然，总的趋势是乱多于治，毁多于创，居民多迁徙，边塞游牧族甚至把这里大片耕地变为自己的牧场。
滞洪区地处黄泛平原，是古黄河与现黄河之间的低洼地带，总面积400多平方公里，当时就涉濮阳、范县、台前三县563个自然村，近50万人。
南临现行黄河大堤，北依北金堤，上起长垣县石头庄，下至台前县张庄，东西长171公里，南北宽7—40公里。
黄河自孟津以下至兰考东坝头，河道渐宽，堤距一般为14—20公里，东坝头以下河道又渐窄，堤距从10公里逐渐缩至1公里，到艾山口以下平均河宽还不足1公里，最窄处仅几百米。由于河道上宽下窄，洪水不能顺畅下泄，历史上洪水决口漫溢多发此河段。
20世纪50年代初，黄河下游堤防防御标准为陕州站流量18000立方米每秒。据历史记载和洪水调查，历史上超过这个设防标准的大洪水出现的机遇不足五十年一遇，如以1933年陕州站23000立方米每秒洪水相应水位推演，石头庄以下堤防高度低于洪水位，溢洪威胁十分严峻。又由于黄河艾山口泄洪量所限和超大洪水存在，单纯依靠堤防难以确保下游防洪安全，因此，必须在防御设施方面，为超大洪水寻找安全出路。经专家反复论证比较，确定在长垣县石头庄一带设分洪口。1951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商得平原、河南、山东三省同意，报请政务院开辟濮阳黄河滞洪区。1952年开始在区内修建避水工程。
避水土方工程有围村堰、避水台和安全区。围村堰就是环围村落的封闭式土堰，主要防止洪水入村，平堰上一般留一两个出入口，一旦侵入洪水，立即将口堵死，只要围村堰不溃、不垮，洪水退后，村庄无恙。
避水台是在村边荒芜空地或计划预留地上用土筑成的高台，一旦洪水侵入，村内群众可携部分财产细软迅速撤上土台，躲避洪水。
安全区主要是利用浅水区内较高的渠堤、路基等再铺一些简单的堤埝，将一块区域围起来，一旦洪水到来，所围起的区域可保不被水淹。
另外还有备用船只、汛息传递等设施配备，过去有锣鼓、火把、高音喇叭，以后有短波电台，再以后每人手机就是一部移动电台，过去的设备就淘汰了。
避水设施及滞洪区建设1952年开始，其间1958年7月17日，黄河花园口发生人民治黄以来的最大洪峰22300立方米每秒洪水，北金堤滞洪区一下子全部紧急动员起来。千钧一发之际，黄委主任王化云作为第一责任人，综合分析雨情、水情和工情，向中央提出了不分洪的建议，没有使用北金堤滞洪区。从而使滞洪区村庄、城镇140多万人口及生产、生活实施免去一劫，也为以后北金堤滞洪运用提供了一个参考例证。设想滞洪口一开，濮阳一片泽国的惨象，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只为自身政绩和下游万无一失的安全，轻开国策早已允准的北金堤，那滞洪区人民将是怎样的遭遇？此举应是王化云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几十年最值得称道的一次壮举，是置个人利益置于不顾的英雄行为。
从始至今，濮阳滞洪区设立六十多年，一次也没运用。虽一次也没运用，但洪水两字仍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要落下来一样，高高悬在濮阳头上。
黄河下游的另一滞洪区是山东东平湖区。
都水监与黄河水利委员会：专门治黄机构诞生
清末的 1914 年，已有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水利局。此前黄河管理分南河、东河，分别设有总督。南河管理江苏、安徽两省的黄河和运河，东河管理河南、山东的黄河和运河。此外还有北河管理海河水系。黄河自铜瓦厢决口后，随着南河总督和东河总督的裁撤，黄河下游改由各省总督、巡抚监管，形成了分省而治、各自为政的管理体系。
1919年，北洋政府对黄河下游修防机构改组，成立了河南、直隶、山东三省河务局；1929年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基本实现国内统一后，试图统一河政，决定成立全国统一治黄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
1933年，有德国留学背景的我国近代科学兴办水利的先驱李仪祉被政府选定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新中国的治黄机构，即由此沿袭而来。
在中国，黄河治理不仅是一简单的工程技术，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大计。其安澜与否，与国家治乱息息相关，所谓黄河定天下治，黄河滥天下乱。对此，当时南京政府已经看到并有举措，但也还是举步维艰。8月黄河大水，9月李仪祉赴任，首要任务是筹备堵口，正在进行查勘时，国民政府又成立了水灾救济委员会，初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监管。宋说，我们的钱岂能让别人花？乃设立工赈组，派人主持黄河堵口事宜。不久又由行政院长孔祥熙监管该会，并通告黄河堵口之事完全由工赈组负责，黄委会不必过问，于是这一任务就取消了。
1934年7月，政府又将水利行政统一于经委会，但经委会与地方并无行政关系，李仪祉建议改属行政院，以减少掣肘，并未引起重视。国民政府改北洋政府分而治之的办法设黄委会，是为统一下游河政，而在实际运作中，“较前似更觉分歧”，黄委会对冀、鲁、豫三省河务局，名义上是领导关系，实际上则连指导也指导不了。三省河务局依然由三省直接管理，黄委会不能过问，下游的治理任务又取消了。
不得已，黄委会只得根据近代科学技术，从事全面治理与开发的前期勘察、资料收集等基本工作，如建水文站、测量队、水土保持试验站、下游河道模型试验所等技术性、基础性业务。由于黄委会本身无河防经费，对各河务局自“不能予以实际协助，虽经授以计划，派员指导监督，但执行与否却无法过问。各省河务局也各自为政，所谓合作也不过大汛时一纸电文告知水涨落而已，黄河空有统一之形式而无合治之精神”。
因此，河上旧有人员自我讥讽：黄委会没事干，看镜子，量水玩。多少年之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原秘书长张含英这样回忆并评价。
设立黄委会实行治理的集权化和专业化，是社会进步表现。由于黄灾具有突发性和毁灭性，各阶层各地域都难以独自承受，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将灾害挡在本地之外，而中央则需要在防灾减灾过程中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如上下游、左右岸各自为政，势必祸及民生，这一点，从以上所述1949年后金堤河豫鲁纠纷、1935年苏鲁大水相互牵制及麻湾决口已见端倪。
1949年6月，华北、中原、华东三解放区在济南召开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一致选举王化云为主任，从此把王化云推上一辈子如坐针毡、也终于做了一辈子的河官位置—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早了四个月。
大河上下，每一盆地平原都是一个农业省份的中心，每一省份都依靠它的邻群。但在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下，要想让上一郡长官以下一郡的观点管理让人活命的水，那无异于天方夜谭。社会发展需要一统治河机构。
最早的一统治河机构出现于北宋。宋代黄河暴虐愈发严重，饱含黄土的浊流横行在华北辽阔的平原上，由此，隐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全国统一治水机构都水监浮出水面。从技术到制度，到治河思想，三次回河固然失败，但这一治水机构却留存了下来。
都水监设立于仁宗嘉祐三年（1058），主要负责黄汴两河治理。此体制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扩充，下设八都大河事司，有八十个管埽岸事，配置了一百六十余个大小使臣，建立了一滴水不漏的河防体制。
其间，治水技术也得到长足发展。
堤防是自然流动的水与兴衰轮回的人类社会连接线，它确保着自然和社会的秩序，是流水与人类共同作用的产物。根据河流的大小不同以及水流的涨落，堤防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和规模，世界上屈指可数、桀骜不驯的黄河更是如此。这一点从黄河大堤频繁的决口和堵口工程可见一斑。随着宋代中央集权的不断完善与强化，堤防管理机构也自上而下，由近及远，从溃堤频发地点到全流域，其集约的能力和辐射的广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深化。
在新体制下，新的课题不断被提出来，比如数额巨大的工程资金及材料的保管问题；如何简化复杂的河务行政组织问题；如何改善河夫的劳动条件以及治水技术问题等，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都使黄河像一把巨大的尺子，丈量着中国全境的人和土地。也更使黄河像易逝而又连绵的时光，让华夏文明从细流涓涓到峡谷历程，到泛滥横溢到“归槽安澜”，再到更深广的大洋……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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