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魏尔锅 独心眼 

魏尔锅，本名魏荣钊，贵州德江人。发表、出版小说、散文及非虚构文学作品200余万字。

为贴近主题，遂将之前《我的江湖》改为《一个文字记者的从业生涯》。同时，为阅读起劲，尽管文字较长，还是决定一次性推送一个“单元”。本章重复之处（已推送了几节），请跳过。不敬之处，望谅解。

我在都市报的八年

0

1998年4月1日，以“试试看”的前提，贵州都市报的头勉强让我踏进了这张市民报的门槛。没想到，这“一试”，整整八年，成了我职场生涯最长时间。

都市报（《今日都市》）在1993年创刊时，我正在贵州民族大学“打工”，一天，一个和我年纪不相上下的小伙走进我们办公室，称是都市报记者，让系（处）上给些钱，写写宣传文章，被办公室主任拒绝。当时，我对这个记者的言行举止十分厌恶（后来我和他成了同事，再后来，我离开报社，他因“钱”出事），留下了不好印象，以致1994年，一个我崇敬的知深老记者推荐我去都市报，我没有动心。没想到，我和都市报“缘分”难却，最终还是经历了“八年之痒”。

其实，进都市报前，我又南下广东混迹了一年。当时，比我大几岁的朋友在广东中山小霸王公司挂职锻炼，他是老家的团县委书记，是全国优秀团干部。我投奔朋友而去不几天，就跟着朋友随他的上司“转战”到广州番禺大石镇境内的小霸王影音公司，很快，公司老大“起义”另立山头，成立了广东金正科技有限公司，迁址到东莞厦边生产VCD。公司老板姓杨，三十岁冒一点，公司中层干部和老板年纪都差不多，大家年富力强，干得风风火火，VCD产品卖得如火如荼，很快享誉市场。没想到，步子走快了，内部管理出现裂痕，中层干部进行大调整，我的朋友因此被“下野”。大家都为他抱不平，而他却安于“下野”。无奈之下，我和从南京来公司的一个中层干部孙先生毅然决然辞职离开东莞前往深圳南山一个贸易公司搞VCD产品配件推销……

这是我连续三年中第三次踏入深圳，孙先生是个务实智慧者，我以为跟着他，应该走得远一些。没想到，这个贸易公司的老板和老板娘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到三个月，我和孙先生就和老板一家分道扬镳了……这不属于“我的江湖”叙说范畴，不赘述。

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向往始于十七八岁，虽然次于对文学的追求，但天生的侠骨义气，总觉得做记者才能为民请命，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前几次做“记者”的遭遇，虽然让我对这个职业有些失望，有了芥蒂，但都市报的办报宗旨和内容报道正是我所期待的方向，于是，我第二次毛遂自荐找到了都市报的总编辑。因此，一个星期后，总编辑总算给了我“试试”的机会。

因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性情，我在都市报经历了很多，遭遇了很多，当然，也实现了一些理想，获得了一定声名。然而，在大家都希望我在都市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时候，我决定辞职，都市报的头和我语重心长谈了几次话，最后，我还是毅然决然离开了这个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人生“路桥”。

因为是“我的江湖”周遭最长、经受颇为不凡的“生命轨迹”，接下来，所要叙说的篇幅可能会长一些、啰嗦一些，只能一个事一个事地说，用新闻术语叫“一事一议”。有兴趣的看官，请耐心听我慢慢唠叨。

1

那天上午，和我一同进入报社的还有一个后来成为同事、一度走得很近的朋友。他家住报社附近，比我先到。总编辑叫人来把我领到总编室时，他已经坐在了有些破烂的沙发上。身穿牛仔裤，感觉高大帅气。后来得知，他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分在某企业做厂医。老乡在报社总编室任副主任，在他的要求下，推荐他到报社，和我一样做实习记者。初来乍到，两个刚进来的人自然有种“相互依靠”的默契。我俩一起被安排到了记者部，记者部主任把我们领到办公室后，就走了。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好，L的老乡（为了方便叙述，就称他L）、总编室副主任当天接到报料，称某寺庙居士与和尚之间发生经济纠纷，望记者采访报道。副主任很率性，行事也比较冲动，就叫我俩去采访（后来才明白，即便那时的新闻环境比较开放，也有“三不碰”，其中就包括宗教不碰）。我和L当时也不明白这些事理，兴匆匆跑到寺庙找到那个报料的男居士。居士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告诉我们一通寺庙的经济问题，还拿出账本一笔一笔跟我们算，我俩都不是学经济的，一堆乱七八糟的数据，把我俩的脑子都搅晕了。末了，我们想见见寺庙的主持，但人家和尚根本不愿意和我们啰嗦。

回到报社，我和L讨论一番后，还是写了一条“问题稿”交了上去。然后，L的老乡又安排我们一个采访，说青云路的市民举报某歌舞厅夜夜歌舞升平，扰得附近居民睡不好觉。我俩吃过晚饭，就跑到了青云路，采访爆料人后，就一直等到那家歌舞厅开始觥筹交错。情况得到了证实。很晚了，我们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早上，我和L来到报社，交流一通后，由他执笔，写了500字的文稿交了上去。第三天就在报纸的第二版见报了，见报稿虽然被删减到只有300字，但看到我俩的署名，还是蛮欣慰的，觉得付出（半夜三更采访）有了“回报”。毕竟是实习记者，还是很受鼓励。然而，采写寺庙经济纠纷的问题稿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快一个星期了，L才向他的老乡打听情况。L回头对我说，说不能报道，即便我们把问题了解清楚了，也不能见报，这是规定。

这个不经意的采访对L来说，就是后来无数采访中不成功的一个小插曲，可对我来说，却极具影响，触及了身心。直到2001年，我对人生一度灰心意懒，一进寺庙，听到大悲咒的曲音，立马泪流满面，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出家的念头非常强烈。都快下决心了，却总是纠结于“寺庙也并非清静之地”，也脱不了人世间的纷纷扰扰。比如那个寺庙。

只能说，我的生命过程与寺庙有“缘”无分，不然，就不会因此而住相。正如《金刚经》所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善哉善哉。

2

不少老记者都是“跑口”的，所谓跑口，就是跑部门新闻。跑部门的记者基本上是“旱涝保收”，不愁完不成报社每月的考核任务。虽然都市报是市民报，但很多部门出台的政策、规定都与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部门新闻”不能少。当然，都市报的发行量主要还是靠社会新闻支撑。

刚到报社，像我和L,还有比我们先到三两个月的记者，只能跑社会新闻。相对而言，跑社会新闻有点“朝不保夕”。尽管当时的新闻环境比较宽松，但也不是没有禁区，往往很多有价值的关乎法治、关乎民生、关乎正义、关乎公平、关乎丑恶等社会问题，记者费老力采写的稿子交上去，往往如泥牛入海。开始，不愿问也不敢问情况，慢慢才明白，这种社会问题的新闻稿的“死亡”一般出自两种原因，一是因稿子采写环节不充分，或有敏感问题，被编辑部和值班老总否决；其次，是记者前脚刚离开采访地，后脚，被采访方立即动用各种力量向报社求情或施加压力。于我而言，尽管有危险，我却乐意。我到都市报的目的就是看重这张报纸敢为普通人说话、敢为公正良序代言。但对有的同事来说，属于不得已（他们主要基于记者这个“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和高收入。这里丝毫没有贬低同事的意思，这种心态没有错），因为不跑社会新闻，恐完不成任务。毕竟社会新闻一方面费力（花时间）不讨好，另一方面随时都有风险，毕竟问题新闻始终涉及到权势一方。

我进报社的第一个麻烦是写火车站附近的歌舞厅扰民，结果把“国泰”误写成国太，并在第三天的报纸上登了更正说明。不要以为这个更正没有啥大不了，对于刚进报社、还在“试试”阶段的我，心头是很不轻松的。那篇稿子白写不说（扣掉稿费），尤其是名声受到不小影响。为什么？有人认为“采访作风不踏实”。并且，那天的更正说明还有为歌舞厅的问题洗白意味，这等于否定了这个新闻的真实性。后来，我才明白，歌舞厅的老板和报社一个部门主任是朋友，他们常去那里吃喝玩乐。那个稿子可谓“大水冲了龙王庙”。

接下来，麻烦层出不穷。我就挑几个难忘的说一说。

3

这个麻烦，是记者部副主任给我找的。

那时，很多事很多人都找都市报帮解决问题——曝光。副主任是个女性，人很温和，长得高挑、好看。但她从不采写问题新闻，她主要是写“阳春白雪”的稿子，这种稿子稿费不低，还有好处。但她的关系的关系找到了她，要她帮忙采访一个“卫生死角”，于是她就安排我去“冲锋陷阵”。我一是不能推脱，二是觉得，既然是“卫生死角”就应该曝光。举报“卫生死角”者是国土局职工，那时正搞环境卫生大清查，可这个“卫生死角”却是个“硬茬”，一直无法清除。

“硬茬”是谁呢？他是个老者，60多岁，背微驼，好喝酒，喝了酒就骂街。老者居住的是两间摇摇欲坠的破木房，正好挡在国土局职工楼的一角，把举报者住在二层的窗户遮得不见光亮，不仅如此，举报者还说，老者家里的老鼠经常飞进他家，垃圾也往他家楼下扔，搞得他们一家苦不堪言。那时，贵阳市正在大兴土木搞拆迁。通过现场了解情况后，觉得这个“死角”的确应该“清楚”，于是回报社写了500字的稿子：“这个卫生死角何时了？”

要说，这稿子属于“双赢”类型，既可帮举报人消除烦恼，又间接助推拆迁部门尽快给老人解决新房搬迁，住进安全房屋。

那知，我想错了。第二天下午，麻烦便找到了报社。

一个弓腰驼背的干巴老者走到我们“记者热线”办公室的门外大喊：哪个是荣记者？那时，我写稿子只用后面两字署名：荣钊。

坐在办公室的几个同事，以为是好事找上门来了，就指着我说，他就是荣记者。老者一步跨进门来，酒气熏天地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你写的报道？你是记者？我看你像个烂者……说着就伸手打我。几个同事急忙拦住，让我走到门外。我顿时懵了，不服，站在门口对老者说，你把事情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老者气汹汹说：怎么回事？老子要屙尿淋你狗日的！你怎么说我房子是“卫生死角”？

一下子我明白了，原来麻烦是因为这个。

我解释：“卫生死角”是打引号的老人家。

“老人家，你给老子说清楚，说不清楚，老子要天天来屙尿淋死你。”

同事们见老者不好惹，就叫我离开报社。可老者在我背后继续骂：你狗日想跑，你跑不脱的，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初二，老子天天都会来找你，屙尿淋你……

果然，老者第二天下午又准时来到报社，照样喝得脸红脖子粗地走进我们办公室。见他一来，我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我一走，老者就在办公室日妈倒娘一通“大闹天宫”。开始大家觉得好玩可笑，可三五天后，就受不了了。女副主任知道这事后，觉得很棘手，只好找到老者辖区办事处帮忙解决“麻烦”。这一找，女副主任才知道，原来办事处都拿老者没辙，在办事处已成了个烫手山芋。老者是个孤寡老人，是周西成的孙子辈，一直住在那个破房子里，不愿配合拆迁，说那房子是他祖辈遗留下来的，是文物。最棘手的是，老者是个“酒鬼”，动辄就喝得醉醺醺的和你东一句西一句瞎闹，简直没有办法对付。

女副主任没有办法了，只好想了个下下策，亲自带着我上门给老者道歉。

虽然报道是事实，可老者的情况也是事实。没有办法，遇到这样的事，只能认栽。毕竟上门道歉，比在报纸上公开道歉好。

心烦意乱了10多天，这事总算摆平了。但谁知道，后面还会出现什么更麻烦的事呢？

4

这次的问题报道，事态更加严重。

那时的都市报可谓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老百姓身上发生的大小事没有不找都市报投诉的。

这个麻烦是我自己惹的，当然也是当事人找到报社来反应，部门主任同意我进行采访报道的。

事情出自一个女人购买一辆标致二手车，钱付清后却无法过户。而卖车者当时承诺，完全可以过户。

核实了所有材料后，到二手车市场进行了各方面情况了解，然后又到车管部门采访了有关人员，最后拨打女人提供的卖车者电话，结果卖车者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接不接电话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新闻事实已经存在，完全可以进行客观报道。于是，稿子写好后，我不得不小心翼翼进行反复推敲和琢磨，前面的教训提醒，新闻要素一定不能出现纰漏。对主标题也是改了又改。最初的标题是：17万元购买了一辆无法过户的“黑车”，一琢磨，觉得不妥，尽管黑车打了双引号。于是改成：17万元购买了一辆无法过户的轿车。这样，觉得没有什么破绽了，才把稿子交到编辑部。第二天，稿子出现在报纸的一版，自然十分高兴，可同时，也让我捏了把汗。主标题被编辑改成了我第一次拟的题目：17万元买了一辆无法过户的“黑车”。我何尝不知道，黑车二字更加吸引读者眼球！

我感觉事情有点不妙，坐在办公室有些惴惴不安。

不出所料，上午11点钟左右，麻烦果真来了。卖车一方六七个男子气势汹汹找到报社总编室，有的男子还故意暴露出身上的纹身。当时，可是把总编室和总编辑都吓了一下，声称不把记者交出来，就要砸了报社。看到那阵势，马上有人跑来记者热线办公室，叫我赶紧离开报社。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不得不垂头丧气地离开报社。

可事情并没有完，对方抓着要害，说他们卖的车不是黑车，可报社给他们解释说，黑车是打了“双引号”，所谓的黑车是针对过不了户，可对方胡搅蛮缠，根本不听解释，执意要求报社交出记者。而且上午来一趟报社，晚上又继续来报社夜班编辑室闹。

对此，报社也没有辙，只能不断解释。因为对方只针对“黑车”二字不放，而了解下来，我原先的题目不是那样写的，而是值班编辑修改的，尽管给报社带来了天大麻烦，但也没有理由责难和批评我，只叫我那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不要去报社。

那段时间，真他妈像做贼一样，白天晚上出门，走着走着，都会条件反射地猛一回头观察背后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

纠缠了10多天，报社也很烦了，最后只好安排一个记者去采写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销售二手车公司的正面报道。这样才把这桩“烂事”了结。

二十多年后，都市报总编辑从另外单位的厅级职位上退休了，而我，也已不在新闻的江湖上“流窜”。为了感谢总编辑在都市报时对我的关照，有次我请老总吃饭，酒桌上聊起曾经的过往，说起当年的“黑车”报道，老总记忆犹新。还说，事过不久，他被朋友邀请到一个场所吃饭，席间，一个人起身过来和他握手搭讪，原来这个人就是那个“黑车”事件的当事人，是二手车销售公司的老板。

老总说，当时他一阵哈哈大笑。可对我来说，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即便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想起此事，都还心有余悸。

5

这是进报社第一次挨打入院。还是因社会问题报道引发。

那天，前来报社反应问题的，是贵州农学院一名女大学生，她称在贵阳应聘工作时被骗。当然，一起被骗的有很多人，她只是受骗者之一。

因由是女大学生经一中介公司推荐，前往贵阳某大楼17层应聘，公司要求先交三百多元押金等费用，然后告知大学生和应聘的人，一周后前往公司办理入职手续。谁知，一周后，应聘者前去报到时，发现公司人去楼空，才明白是个骗局。

大学生找到报社总编室反应情况，总编室安排我进行采访。我看了女大学生的押金收据，然后跟着她前往市区那栋楼的17层实地查看。事实确凿：一是女大学生交付骗子公司的押金属实；二是骗子公司租的17层房，早已空空荡荡，房间残留着逃跑痕迹，且看到不少受骗者贴在墙上的告示：我们被骗了……云云。

真实骗子，明显骗局，这是不争的事实。

可问题报道始终防不胜防啊。报道中“女大学生经某某中介公司介绍前往应聘”这句话，出了纰漏。

报道出来后，中介公司老板找到报社，声称大学生不是中介公司介绍的，说报道失实，给中介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要求报社赔偿。

实际情况是，中介公司介绍的是女大学生妹妹被骗，而非女大学生本人。当时，大学生没有把具体细节交代清楚，而我，作为记者确实忽略了核实其身份证与押金收据的名字是否一致。女大学生和她妹妹的名字都是三字，只最后一字不同。中介公司那个中年人胡搅蛮缠，逮着这个漏洞不放。事实上，不管你介绍的是张三还是李四，你收了中介费，不良后果已经造成，应承担责任，可报社也拿他没法，要求我去贵州农学院找到女大学生极其妹妹与中介老板当面对质，把问题说清楚。

那时的通讯工具不像现在这般方便。那天早上，我在报社传呼女大学生BB机，可女大生一直不回信。我只好从报社坐车赶去坐落在花溪的贵州农学院，然后找到女大学生所读的系，再找到班主任老师问询。原来女大学生不回信息，是一天前，她已回家乡——松桃县。人在松桃，根本接受不到传呼信息。

我在农学院的这个时间，中介公司老板不停打我传呼威胁，说他公司因我那篇报道，损失如何如何严重……要我尽快前往他的公司解决事态，不然他要去砸报社……

从小形成“自己做事自己承担，绝不拉稀摆带”的性格。无法与回松桃的女大学生联系上，只好决定前往开在宝山北路上的这个中介公司，与之“单刀赴会”。尽管，当时感到全身肌肉紧张，有种不测之感，但我没有退缩，坐上中巴车从花溪赶到市区贵州师范大学对面的中介公司。

一进中介公司门，我就说我是都市报记者。其中一个中年男子从凳子上站起来，接着把办公室内一个人推出门，并迅速把门关闭，急速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长长的齿轮刀向我刺来。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即抓起地上一条熟料凳抵挡，数次都未刺到我。不到一分钟时间，外面就有人破门而入冲进来，把老板手里的刀夺下。冲进来的两人，是来中介公司找工作的，还是该公司的员工？至今不得而知。对他们，我一直心存感激，没有他们及时相助，我可能会被刺伤。他们强行将老板手中的齿轮刀夺下，老板又气急败坏抓起办公室一瓶啤酒砸向我头部，我躲闪不及，头被砸破，顿时鲜血直流。进来的人见事态严重，把我送到附近的交通医院，止血后，伤口缝合了五针。

中午时分，报社才得知我出了事，安排同事到医院看我。

我在交通医院休息了两天就自行走了。农民出身的我，觉得那伤口也不怎么痛，心想，养几天就好了。虽然报社向事发地辖区——黔东路派出所报了警，但行凶者根本不到医院交付治疗费，也没前往医院看我，更不要说道歉之类。派出所也一直未对凶犯留置或拘留。尽管报社专门安排人负责“催案”，可三个多月过去，派出所也没作出任何结论，反而，动不动就通知我去问话。一方面，觉得报社没有给凶犯或派出所形成压力；另一方面感到行凶老板有背景，派出所才一直没有结论。按说，凶犯已经把我打伤，至少构成了治安案件，何况打伤的人还是记者，少说也得拘留犯罪嫌疑人几天，可是没有。老子烦了，心想算了，自认倒霉。于是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民警，我说，你们也不要再通知我来问话了，这事到此为止。

就这样，此事不了了之。

过后，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行凶者曾在北京读书，因参加八九那次活动，被开除学籍，回到贵阳自谋生路，一直保留着社会不良习性。孰真孰假，我未追究，也没心情去思考这个流氓无赖。不过，从此我对参加那次活动的人有了新的认知，他们当中未必个个都是正义的仁人，一些人就是乌合之众，甚至不乏浑水摸鱼、投机取巧者。也罢。

6

又一次因社会新闻报道，挨了重重一记耳光。

那是2001年9月初的一天，报社一个女同事通知我，说花溪区发生了一起“情杀案”，让我去采访。女同事是跑部门新闻的，就算不跑部门，女记者们几乎也不采访社会新闻。社会新闻不仅需要勇敢，更需要体力。

得知此事后，我马上和贵阳市公安局新闻中心联系，那时，我除了跑社会新闻，还和另外一位男同事负责跑贵阳市公安新闻。

新闻中心不仅证实了这个案子，而且还支持协助我前往采访。他们帮我联系花溪警方，负责案子的警察同意接受采访。于是，我立即动身奔赴花溪，采访完办案民警及看过询问笔录，在民警协助下，又来到拘留所和犯罪嫌疑人见面。

犯罪嫌疑人24岁，是一个年轻女子，姓徐，他杀死的是一个37岁已婚男子，姓陈。还是把当时的问话报道照录一部分。

问：你今年多大？家住哪里？

答：（流着泪）24岁，我家住花溪机械厂。母亲没工作，父亲已退休。1993年，我初中毕业来到花溪某宾馆做服务员。

问：你是怎么认识陈某的？

答：（很伤心）大约是1994年春节期间，陈某来宾馆玩，经同事介绍，他认识了我。那时，我17岁，对好多事都不懂。我们才相识个把月，陈就带我到某大学的招待所玩，不顾我央求，把我强暴了。事后，他说他今后会对我好，对做的事负责。我以为他真会对我好，就对他有了感情。后来，听同事说，他是花溪某局的驾驶员，结婚多年，孩子都10多岁了。

问：此前，你知不知道他已结婚？

答：不晓得，他一直没有说。

问：知道他结婚后，为啥还继续来往？

答：1995年，我怀孕了，在一家小诊所打了胎，他根本没来看我。我很伤心，决定和他分手，他坚决不同意，威胁说，要是我和哪个男生好，他会对他不客气……和他八年时间，我打了四次胎。1999年4月，我又怀孕了，我说要把孩子生下来，他坚决不同意，还向计生部门举报（非婚生育）。孩子被打掉，这事把我父母的脸丢尽了，我彻底寒心了，决定和他一刀两断。谁知，他再次花言巧语骗我，并跑到我家里，给我父母亲赔罪，说他一定要和老婆离婚，因为孩子还小，叫我再等一等。

问：你是否到过陈家？陈的妻子是否知道你们的事？

答：有一次，他说他把老婆打跑了，叫我去他家里，我没有去。我不认识他老婆，也不知道他老婆知不知道我们的事。

问：你怎么想到要杀他？

答：（哭着）我没有想杀他。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她尚不知陈某当晚已死）。头天晚上，我约他吃饭，打算把事情说清楚，不好就断了。晚饭大家都没吃，坐在他的桑塔纳车上争吵了一通。完了，叫我第二天给他打电话，他说给我买手机。

8月31日中午，他在店里选了半天，也没给我买手机。晚上8点钟，我打他手机，关机。呼叫BB机不回，打家里电话没人接。我回到宾馆，叫同事帮我打他电话，陈得知是我，破口大骂。我叫他出来说清楚，他不答应。我就叫他老婆接电话，他老婆就问我找他家陈某某做哪样？说他们夫妻关系很好，叫我不要破坏他们家庭。我说，X姐，我和他交往了8年，找他出来说清楚就行了。如果不放心，叫她和他一起出来。

我们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当天上午，我吃了20颗安眠药，头一直都是晕的。出门时，我顺手拿了个梨子，在一个水果摊边要了把刀削皮，摊主不干，我还押了4块钱。当我看到陈时，他们有10多个人一起。陈当众对我乱骂，我们就抓扯起来，我就拿刀捅了他一下。他们的人把我扭上车后，我才看到他捂着胸口躺在车上（事后，经法医鉴定，陈左胸被刺穿——记者注）。后来，警察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

我承认，在拘留所见到犯罪嫌疑人徐时，第一印象，觉得她长得端庄，并非那种凶相的女性；其次，她说，她父亲已退休，实际情况是，那时的花溪机械厂即将倒闭，属于提前退休。母亲没有工作，虽然有个姐，但家庭还是十分困难。再说，死的已经死了，怎么样已回不来了，活着的希望不要被判死刑。另外，觉得犯罪嫌疑人17岁就跟死者不明不白的“缠”在一起，发生的一切，死者也应负一定责任。因此，在写作稿子时，的确带有同情犯罪嫌疑人的倾向。但并没有违背事实依据。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稿子以主标题《痴情女一刀捅死负心汉》见报当天，我就遭到电话威胁。说我写的并非事实，我质问对方，人证物证摆在那里，哪里写错了？对方却说不出一二三。

电话威胁几次后，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哪知，没完。一天上午，我坐在热线办公室和同事聊天，门口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也不知她从哪里得知我正坐在办公室，就喊了一声：魏记者，你出来一下。我没防备，以为是熟人介绍来报社投诉的人，就大大方方走出门外。刚走出办公室，女人说：你就是魏记者！说着就猛力地扇了我一记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和女人在楼层的转角撕打起来，打到《贵州日报》总编室黄主任办公室门口，黄主任见状走出来拉架，然后，叫来保安，女人才离开了报社。

事后，我才知道这高大威猛的女人是死者陈某的妹妹，其夫是贵阳某看守所副所长。

虽然，贵阳市公安局新闻中心的主任一直说，要拘留这个女人，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这大约和女人的丈夫，那个副所长有关。

7

因问题报道在都市报“惹”的“祸”，要说，几天都说不完。比如在一个民事官司中，为一个母亲说了几句公道话（庭审报道），被儿子冲到报社一通辱骂；比如，为龙里县一个村寨农民的水利工程问题伸张正义，被当地一个公司起诉；比如，为贵州某集团公司一名财务人员因经济纠纷在某县级市“监视居住”期间被打死，与同事不顾安危，费尽周折采写的法理报道遭省有关部门施压。有趣的是，该部门这名官员，后因自己的房屋采光被遮求助本记者曝光……当然，跑社会新闻几年，也不仅仅都是祸端和不爽，亦有欣慰与快意。当贵阳二戈寨一个中年妇女因举报公司财务问题被打击报复失去工作，经过《乔玲兰，11年慢慢求职路》连续追踪报道，为其争得了赔偿是欣慰的；当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农妇身患疾病无钱医治，经10多天的《谁救我一命，我就嫁给谁》系列报道，患者得到无数善者捐助救了年轻女子的命是快慰的；当平坝县一名年轻女工因“一氧化碳中毒致残，无钱医治谁来负责”的报道，得到时任贵州省省长吴亦侠批示，伤者赔偿得到妥善解决，成就感是满满的……

从1999年至2001年，尽管社会新闻的采写十分艰辛，一路磕磕碰碰，麻烦不断，但三年中，报社每年考核四十多名编采人员，我都排在前十，得到报社奖励前往全国风景名胜游玩、放松一周。但由于新闻舆论环境的变化以及老跑“灰暗”新闻的疲劳，我对有关“民生、民心、民情”的新闻线索逐渐厌倦。作为一个普通记者，我开始思考如何“创新”，在得到部门和报社领导支持下，我策划“三线人”、“边缘人”等栏目，并亲自采写一系列令读者耳目一新的纪实文章（报道）。2002年夏，我随贵阳市公安局“打拐办”民警前往江西、浙江、福建解救被拐妇女儿童，一系列具有人文情怀的现场报道，在读者中赢得了不错声誉，此后，获得了多种不同级别的新闻奖，还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党员。当年，有人推荐我到贵阳市某局干文秘工作，我天生不愿写那种“八股文”，一口就拒绝了。有一次，报社总编和一位副总编极力推荐我入编，进《贵州日报》体制，由于在某一方面我不愿低头，最后让进编名额作废。2002年秋冬，在部门主任和总编辑的支持下，我成功策划并践行“独走乌江”……

就这样，自己把自己推向了工作和人生的“高处”，曾经关注老百姓“鸡毛蒜皮”的是非新闻不愿再采写，于是，每年的考核开始下落。我试图作一些努力，想以“自我超越”改变自己的新闻报道路径，但由于人微言轻，有关新闻写作创新的思考、想法难以实现。那时，新闻时评在一些嗅觉敏的媒体开始“崭露头角”，我试着给总编辑写了建议书，心想，自己来负责这个栏目，一是可以为丰富报纸内容增色，二是可以缓解自己当时“考核”落尾的压力。可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答复，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更不敢询问，约半年后，“新闻时评”栏目由其他人负责开设。

随着报社编委、副总编的变化，我越来越感到压力沉重。

2004年，我又策划行走了一次赤水河。那年，文学期刊《花溪》的副主编约我写了一篇带有文学性的纪实文稿，我把在报社的一些遭遇和经历融合，以文学形式撰写了一万多字在《花溪》头条刊发。其实，那篇纪实文章并没有什么影响，哪知三个月后“祸起萧墙”。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说我写的那篇东西有损报纸和同事形象、声誉，要我深刻反省，写出深刻检讨。其实，那篇东西八竿子打不着都市报，因为文中没有一句话涉及贵阳，更不要说连累都市报。可有人就是抓着我“汉奸行为”不放，甚至有两位副总编主张立即把我开除。好在总编辑和一位副总编主张暂且留下，以观后效，最后以扣除半年奖金作为对我的惩处。至今，我都不知道是谁告的我，他为什么要“黑”我？

那时起，在都市报长久干下去的心产生了“摇晃”。

大概是2004年，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调进《贵州日报》任社长，接着，这位副部长兼贵州日报社社长对贵州日报社及下属几个子报进行人事改革，大刀阔斧实行竞聘上岗。大家都以为是动真格，我也想有所作为，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跃跃欲试，是整个报业集团包括都市报在内的所有采编人员都跃跃欲试，都想升个“一官半职”，展现才能，有所作为。

然而，兴师动众半年多下来，没想到，一些有才华的结果落选了，一些业务一般，能力平平，但其它条件“过硬”的上去了。蒙在鼓里的我，也认认真真写了岗位竞聘书，按程序一环一环参加竞选，以为可以捞个“副主任”之类干干，结果空欢喜一场。后来，报社一个走得比较近的副总编在闲聊时无意中透露：你们以为真是公平竞聘上岗，想多了……他还说，这个新来的社长有些天真，就他一个人想推行“新政”……我这才明白，原来这成了一场不露声色的“游戏”。当然这“游戏”并非新社长初衷，可能是好心做成了“陋”事。

得知是一场戏后，我更加心灰意冷。

在此，我要诚恳地表白，参加职务“竞聘上岗”，并非是我内心所愿所求，而是深刻体会到，没有“一官半职”，你的思考你的想法你的创意根本反应不到编委会那里，报社大大小小会议普通记者压根得不到参加，一些与报道有关的问题也得不到解释和说明，源于此，我才动念参加竞聘，以此想获取一点话语权，没想到，最后却成了一个笑话。一是，竞聘上岗本身是笑话，二是自己参加竞聘也成了笑话。

2005年下半年，我开始思考后面的路怎么走？是继续赖在报社瞎混呢？还是另谋他路？何去何从，那段时间头都想大了，一直没有想明白。

2006年春节期间，我彻底放弃了继续“混”下去的念头。

那年，我四十一岁，觉得年纪还不算大，还可以奔波、折腾，虽然已婚，但没孩子。我苦思冥想，分析了去留的利弊。走，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也可能生活更加艰辛，也可能发生改变，比现在的工作有劲头。如果不走，将继续面临两大方面的苦恼：第一，我实在不愿再采写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新闻报道了，可不写这类报道完不成考核任务，一样有被淘汰风险。虽然，有一阵子，报社调整我到夜班编辑室做编辑，可那个夜班编辑主任令我非常恼火，他分编（发）的稿子往往没有新闻性，我也知道，他签发的稿子的记者和他关系要好，而有新闻性的稿子被他压下来，这类稿子，是记者用腿跑出来的，不仅辛苦，而且还有风险。所以，我更加反感这份似乎是为了谋生的工作；第二，这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的磁场和感觉。我预感到，有位副总编即将升任总编，这位副总编，我知道，从我进报社那天起（那时，他是部门负责人），对我就不欢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人和人之间奇怪的地方。很多人，哪怕在一起共事一辈子，也不可能走近，有些人，一见面就可入心。我想，如果我的预判成真，往后，将会给自己带来更大不快。

尤其是当时分管我所在部门的一个副总编，我们彼此一直都没有好感，虽然我认为他在画版、编改稿子及标题方面有一定水平，但我对他的工作方式以及为人，丝毫没有好感，当我决定辞职时，主动去他办公室找他谈了一次对工作的想法，他依然高高在上，以不容分辨的口气数落我指教我，这进一步坚定了我走人的信心。

当时我去找总编辑辞职时，总编辑根据我的家庭情况，劝我三思而行，并承诺，只要我愿意，可以考虑去报社任何一个部门，无论做记者还是编辑都不是问题，但别的方面，他表示无能为力。尽管如此，我还是婉拒了总编辑的好心和好意。

有人以为我找到了更好的去处，当得知不存在“下家”时，劝我还是“骑马找马”为妙，不必如此决绝。而我去意已定，我想，即便出来找不到工作，我的体力还可以支撑我拉板车为生。当时真是这样想的。再苦再累都不是问题，但长时间的压抑与不快难以承受。

从报社辞职后，马上就去报名学驾驶，拿了驾照，心想，实在没有路走，拉板车体力不支的话，可以在贵阳跑出租车。

8

一晃，离开都市报十六年了，十六年，我在新闻职业这条路上又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人间烟火，体味更深。人到中年，情感、思绪也已不再丰富、敏感，不说麻木，但不管遇到好事、坏事，几乎可以做到“波澜不惊”。尽管如此，但我时而还是会忆起在都市报的八年时光中一些好玩的事。比如总编辑每到发奖金时，总会大喊一声：发情（钱）啰！他是黔东北人，故口音较重。一个“情”字，不仅当时能给编辑记者们带来笑声和高兴，至今，即便离开的人想起来，仍然回味无穷。要说，这张报纸这个集体是我所经历的人生职场最有人文情怀的地方。那时，不管发生什么事，包括个别触犯法律的编辑记者，报社从没有铁面无私地开除过一个人，甚至有的记者辞职到别的职场，混不下去，又回来继续当编辑、记者。我在报社时，有人说，报纸有此氛围得益于当初创办者颇具人文精神的影响。

创办者英年早逝，我没见过，但我想，这是一方面因素，与当时大环境的天时地利亦有关，最重要的，还是与后来接任者的个人修养、职业胸怀分不开。

如今，忆及往事，总会想起报社的几个“神人”。比如，我刚进报社时的那个记者部主任，据说当年也是《贵州日报》的“一支笔”。人瘦，个不高，大风都能把他刮倒。他从不主动策划安排记者采访，只有编委会安排任务下来时，他才会把采访任务安排下去。如果记者主动向他汇报想采写什么新闻，他话都没听完就来一句：写嘛写嘛，写来我给你发……事后，从不见他问你去采访没有，稿子写出来没有。后来，我们几个经常一起采访的同事说起部主任的“口头禅”，都会会心一笑。

人的一生，阅人越多越杂，时过境迁，记住的往往是不合常理的人和事。刚进报社，我就发现有两个同事与众不同，天热的时候，每天中午喜欢把上衣脱掉，关着门躺在办公桌上午觉。其中一个，更是奇葩，总是会买来一瓶啤酒，偶尔喝一口，然后把打开的瓶口用报纸塞住。大家都说，他一瓶啤酒可能要喝两三天，想起了又从柜子里拿出来喝一口。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在报社的故事多而奇特。报社开始考核后，他每年几乎都完不成任务，但他有自己的长处，比如懂电脑，英语水平极高，下围棋的水平也不错，而且对音韵学还有研究。但就是这么个人，对新闻极不敏感，而且处事不是一般散漫，是相当散漫。报社拿他没办法，就安排他当编辑。据说，当夜班编辑的第一天晚上，他把一个三分之一版的拉通广告排在头条，拿给值班总编签版时，被骂得狗血淋头。他比我更早离开报社，他犯的错涉及到法律，且被起诉到法院，女当事人告到报社，报社说，只要法院判决他有罪，报社马上开除他。还没等法院开庭，他自己心虚辞职了。结果，法院判他无罪，可他再没有回来。

那个喜欢躺在办公室桌子上睡觉的同事，在报社有人称他“古牛”，认为他性格古板，不会转弯。这位同事，个性的确鲜明，声音也很大，是中国人大毕业的高材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小事，一次，他当值热线，我坐在办公室等线索。那天，热线电话不停，他接了一个又一个，都是些没有新闻价值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刚解释完一个电话，电话又响了，他实在是接累了接烦了，就在电话一头大吼：我姓刘，就是牛唛！？……把我笑得不行。要说，根本没必要，读者根本不知道他投诉的事有没有新闻价值，而是把都市报当成了可以说话的地方。另外一件事，是他患有痛风，一天，在办公室又发作了，痛得忍无可忍，自言自语喊了一句：老子硬是想一刀把它砍了！

记者部有七八个人，男男女女，大多都是单身汉，氛围很好，一闲下来，就窝在办公室瞎侃。侃得最多的，当然还是采访。往往大家见面，第一句话：今天搞到“肥鸡母”没有？

“肥鸡母”这话好像是与我同一天进报社的同事说出来的。“肥鸡母”的意思，就是大新闻好新闻，除了象征新闻线索的价值，而且还寓意稿费高，可评周奖、月奖，甚至更大的奖。

还有一个同事，虽然他和我们不是一个部门，但他特别喜欢“窜门”，来我们办公室找烟抽，或要好的新闻线索，差的线索他不要。他要烟抽的习惯，几乎成了男记者们的笑话。有同事不太喜欢他的性格，但他挂在嘴上的口头禅：“他娘的”三字一度成为大家发泄情绪的话语。他是学历史的研究生，又是外省人，开始虽然显得有些孤立，但和我合作采访的新闻报道比较多。后来，我发现他是个现实的人，看人看事都比较世故，完全是那种知难而退、不与他人论是非的“缩头乌龟”，还经常劝我不要和人和领导抬杠。一度，我们走得很近，报社那次“竞聘上岗”，他找我交谈，问要不要报名参加，如果要报，报哪个岗位？其实，他心里早打定了主意，问我，无非是一种心理作用，看我到底支持他不支持他。另外，也想从我这里获取一点资讯，看看报哪个岗位更合适更有把握。结果，他竞聘上一个副主任岗位，倒是我们有几个成竹在胸的家伙却落得个“灰头土脸”。

后来，有人私下告诉我，说他那个“副主任”是找总编辑哭诉得来的，说得有板有眼。我一直将信将疑，直到现在，既信又不信。毕竟在我看来，他还算是个有点性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