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卢梭（1712—1778）无疑是伟大的，伟大得让人怀疑他存在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但那些任何一本读来都令人振聋发聩的煌煌巨著——《忏悔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新爱洛伊丝》等——已足以证明他的无与伦比、空前绝后的伟大。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一个人哪怕在文学文化或哲学思想领域有一个卓有成效的建树都足以让他永垂不朽，而卢梭的成就却远远超出了诸多标准的总和，他已经成为从他成为伟人之后的万古明灯，令世人生出像对孔子一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无限感慨。   

       十八世纪上叶，作为当时欧洲中心的巴黎，法国经历了“太阳王”路易十四去世后高度集权的封建制政体的崩溃，各种新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卢梭、狄德罗和伏尔泰等人的横空出世已然成为法国以至至欧洲乃至全世界自由、民主、科学思想的引领者。特别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甚至全世界民主革命的进程。不仅如此，卢梭还在伦理学、教育哲学、浪漫主义文学、音乐学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后世的一些伟人，如歌德、雨果、乔治•桑、托尔斯泰等毫不含糊的声称是卢梭的门徒，正如歌德所说的那样“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卢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够了，不用多说了，作为巴黎先贤祠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卢梭完全有资格受到全人类的顶礼膜拜。

       文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特别是纪传类文学,必须要做到“不虚夸，不溢美，不隐恶”，卢梭的《忏悔录》无疑是这类作品的最好典范。这本书把人们对人物传记的认知提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在人们面前打开了自传体文学创作的一种全新范式：即在记叙一个人生平事迹、心路历程、非凡成就的同时，可以冒天下大不韪将一些龌龊的思想、卑劣的行径以及难以启齿的过往勇敢坦诚地公诸于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在这一方面尺度之大胆、内容之真实、表述之细腻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所有自传体作品的总和。从某种程度上看，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天性中丑恶面的关照与反思，还不如说是通过对人类恶的灵魂的庄严审判来揭露人类的低级庸俗和傲慢无知，自觉地挖掘自我灵魂深处那些自私狭隘、丑陋猥琐甚至卑鄙肮脏的东西，导引人类学会自我剖析、弃恶扬善、自新进步，向着善良美好的境界不断迈进，从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忏悔录》的写作动机绝大部分应该基于上述原因。卢梭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恶永远记忆犹新，晚年在写这部自传体回忆录的时候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泣血完成的：他在跟迪柯曼学习雕刻时染上了贪婪、说谎、偷懒、偷窃等恶习，却心安理得地信以为是他人所逼；他为了和与自己臭气相投的巴克勒先生沆瀣一气，对谆谆教诲并一心栽培自己的朝廷重臣古丰伯爵父子不计后果地忘恩负义；为了满足自己那点卑劣可笑的肉欲和情欲，他周旋于维尔松小姐和戈桐小姐、埃皮奈夫人和她的小姑子乌德托伯爵夫人等裙钗之间左右逢源而自以为春风得意；为了给自己的偷盗行为开脱，他昧着良心无耻透顶地嫁祸于乖巧温柔、忠实善良、人见人爱的马丽翁女仆，使其陷入无辜受辱、名誉扫地、遭人唾弃的悲惨境地，自己却一走了之毫无半点悔恨怜悯之情……特别是残忍诬陷马里翁一事，尽管在四十年后撰写本书时已经事过境迁，但他灵魂深处所受到的惩罚却与日俱增，甚至于在与他最信赖的瓦朗（华伦）夫人促膝谈心时也没有勇气和盘托出，因为“这种残酷的回忆有时使我心慌意乱，竞至在不眠之夜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责备我的罪孽，仿佛我昨天才犯下这罪。”在谈到《忏悔录》的写作动机时，他这样说：“这一重负至今仍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而且，我可以说，稍稍摆脱这种重负的欲望对我下定决心撰写《忏悔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敢于求真求实，敢于审丑审恶，敢于开诚布公地剖析反省自我……我始终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写作态度、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的人，才能写出像《忏悔录》这样厚重大气、情事理并茂、集真善美为一体的旷世奇作。

       《忏悔录》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应归功于卢梭非凡高超的叙事手段。即叙述视角上以第一人称为主、第三人称为辅的巧妙结合和随意转化，冷峻又不失感性地介绍传主的生平事迹、心理活动、情感世界与外在世界生发联系的全过程及发生变化的根源所在，将一个客观真实、鲜活生动、立体可观的卢梭全方位无死角推到读者面前，让人们即使在反反复复揣摩品咂、感喟敬仰时也永远不会感到兴味索然。这种将多种人称随意切换、多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的娴熟手法，可以让作者灵活自如地将错综复杂的内容组织到一起，成功地将各种表达方式天衣无缝地衔接到一个共有的维度上，使行文更加摇曳生姿、内容更加充实饱满，极大地增强了作品思想内涵的丰度和情感色彩的张力。例如，在被人误解、冤枉而备受责罚时卢梭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的： “大家去想象一下那个孩子的性格吧：在日常生活中胆怯、听话，但被逼急了的时候，便激烈、傲岸、不可驾驭……他的情感乱了！在他的心里，他的脑子里，在他整个聪明、理智的体内，天翻地覆了！我要求大家，如果可能的话，想一想这一切，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无力分析、无力叙述当时的心境。”这段文字中，卢梭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置换成被观察被了解的第三人称（他），又将读者拉近为第二人称（大家），自己却又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肆无忌惮地向读者（大家）倾诉当事人（他或我）的心理活动，从而使读者置身其中、感同身受，引发心理情感上的共鸣而难以自拔。更为重要的是，这段文字在不着痕迹的叙述中将掷地有声的论述和真挚强烈的抒情融为一体，使文本的感染力、说服力和叙事能力都得到尽善尽美的展现。

       作为文学宝库中魅力无穷的永恒主题——爱情，在《忏悔录》中所占的分量及作者所耗费的心血、情感更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作为早熟的慧根和过早失去母爱（母亲在生下卢梭九天后因产褥热过世）的哀子，从初谙懵懂的情爱开始，卢梭与各个阶层诸多女性的爱情合奏成情感世界的交响曲而成为他一生中最靓丽的风景线。他的形形色色的爱情是自私又纯洁的，是庸俗又高尚的，是肤浅又深刻的……爱情，让这个才华横溢又桀骜不驯的高贵灵魂光芒四射而又痛不欲生，造就了他的非凡业绩又毁了他终生的幸福，激发了他的无限潜能又消磨了他的创作热情。10岁时，他从启蒙教师朗贝尔西埃小姐亲切的责打中初次产生了肉欲的快感所激发的浮泛的欲念；稍大一点时，他同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性格、年龄迥异的维尔松和戈桐小姐，结果弄得自己神魂颠倒以至于窒息而亡；而与风姿绰约、亮丽可人的巴齐尔太太邂逅时的电石火光、萍水之爱，则让卢梭初尝到了最甜蜜的爱的乐趣；与开朗坦率、多才多艺、贤淑高贵的乌德托伯爵夫人的爱，则是卢梭在上流社会体验到的唯一一次最温馨炽热而又纯洁无瑕的狂热的爱情；为卢梭生儿育女并伴其终老，相貌平平、善良朴实、忠贞不二的缝衣女工泰蕾兹，则充当着妻子兼性伴侣的角色。而对美丽聪慧的宗教贵妇瓦朗（华伦）夫人的爱，才真正是卢梭宿命中的情爱孽缘，是卢梭生命中最疯癫狂热的爱的逆战。卢梭把她当作温柔的母亲、亲爱的姐姐、迷人的女友，与她旷日持久、透彻骨髓又有点不伦不类的爱，则完全主宰了卢梭的情感世界，成为其爱情常青树上无与伦比的硕果。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往往离不开爱情的充实和滋润，而惊心动魄的爱情又常常是创作灵感的不竭动力。与瓦朗夫人亦母亦友亦情人的多重关系，以及这位多情少妇对卢梭坦荡无私的关心、帮助和爱恋，促使卢梭在《忏悔录》中不得不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这段恋情，而这也许就是他创作这本书的真正动机和不竭动力。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这朵娇艳的爱情之花的装扮陪衬，那么这本旷世奇作肯定也必然会逊色万分甚至无人问津。

       《忏悔录》的亮点还表现在素材内容的丰富广泛，主题思想的深刻饱满，道德志趣的雅洁高尚。这三者从广度、深度、高度三方面支撑起了作品的文本建构，使其的品味欣赏性、社会现实意义和人文关怀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从而奠定和体现了它在传记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地位和非凡作用。《忏悔录》以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欧洲为大背景，以卢梭生平经历、思想情感发展变化为主线，内容囊括了下至雇工流民上至帝王公卿等各个阶层100多人的众生相，对后世学者研究那个特定年代的社会风貌、政治氛围、历史性状及作者的生存状态、学术成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作者关心百姓疾苦、心系国家安危，敢于向权威挑战、蔑视权贵、同情下层百姓，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胸中容不下任何邪曲害公的东西，直抒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是非褒贬。当他看到贫苦农民被“税吏”和“酒耗子”（即政府向百姓征收间接税和人头税等事项）折磨得困苦不堪时，心里便留下来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从此，对可怜的老百姓所受的欺压以及对其压迫者那难以平息的仇恨的种子便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了……我从他家出来时既愤懑又怜悯，为这片沃土的命运而悲叹，大自然赋予它的恩泽竟然成了残酷税吏的猎物。”在自传中，他用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充分表达了对生命个体的深切理解与尊重。蔑视权贵和专治制度，倡导公平、民主和法治，是这本书也是卢梭这一生的崇高使命和道德追求。尽管晚年时期卢梭颠沛流离、举步维艰，但在他死后他那些民主革命的思想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燃遍了腐朽黑暗、落后专制的欧洲大地，给整个人类带来了进步文明的曙光。其生也哀，其死也荣。

       这就是传主卢梭：在尘世间，他是一名饱受封建统治者驱逐、追捕、迫害的落魄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他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是自己“思想界的君王”（普希金对拜伦的评价）。阅读完卢梭的《忏悔录》，虽不能深刻了解他的全部，但我们已窥见他在人类文明史上洒下的斑驳光芒，这已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