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40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十章 治与乱（大河治理）（三）

神神道道孔祥榕

      1933年10月24日午时，黄河北岸长垣县石头庄大堤汹涌湍急的决口处，走来一个身着长袍鼓腹腆肚之人。此人为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工赈组组长孔祥榕，他来此，是从黄河水利委员会中接手冯楼堵口工程。

      两个月前，这里被一群土匪掘开，又赶上大洪水。现在，口门上下多处溢口均被堵复，唯余石头庄一处仍走溜七成，难以堵合。

      孔祥榕，山东曲阜人，20世纪20年代曾任永定河务局局长，主持过多次堵口工程。按理说，圣人之后饱读诗书，民间鬼神那一套应不在眼里，但却恰恰相反。

      上任伊始，他就先从河对岸的开封，请来一干彩艺工匠，在口门附近的大堤上，搭起一座临时的大王庙，黄锦缎盒里供奉上一条小蛇或一只老鳖不等，说这就是河神“大王、将军”，还请来道士摆开道场，以祈河神保佑他新官上任马到成功。

      对于此等做派，曾留学西方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先生看不惯，特别是在孔祥榕升任他副手时，多次请辞，以示抗议，但这并不影响孔祥榕我行我素。因为，在孔祥榕心中，黄河早已成为心目中的神，面对这个动辄就狂躁暴虐的神，稍微一点差池都会觉得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不过，这次河神却偏不给他面子。

      这天，堵口工地正栽桩的栽桩，抛石的抛石，突然坝底几声沉闷的巨响，堵口处巨大的坝体轰然倒塌，七八个工人随即落水。虽然河工个个都识水性，落险后大部分死里逃生，但是仍有杨、耿二河工不救而死。

      河工都不上坝，堵口停了。

      闻讯赶来的孔祥榕铁青着脸不说话，好长好长时间，他才慢条斯理地对着周围人自言自语：“你们以为黄河是什么？是河？不对！它是神！你们、我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就是专门侍候它的。侍候好它，它就高兴；侍候不好，它就发火。杨庆坤、耿高升是谁？那是大王爷选中的二位河神将军。现在，我宣布立即准备为二位河神将军修一座杨耿将军庙，保佑我们诸事顺遂。你们大家呢？赶快上工，好生听话……”

      可是，工人们居然无动于衷，指令通过河官下传底层工人身上，工人们也还拒不复工。

      几日过后，他又一次来到堵口工地，宣布死者每人抚恤金3000元。还宣布受伤者除由公家开支疗养外，还根据伤情，再发奖金 100—300 元不等。对于伤势最重的王德安、张德功二人，他各发一枚“光荣牌”佩戴在身，命所有工地官员，见到张、王二人，都须“立正”致敬—那可是只有当时的总统才享有的待遇。因此，“光荣牌”被人们称之为立正牌。

      至于抚恤金3000元就不用细算了，那时，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 6元，3000元相当于河工一人四十多年工资总额，事情的发展自然顺理成章，工人们不但复了工，且很快进占合龙。1935年3月，孔祥榕所主持贯台堵口也如愿以偿。那时黄河水利委员会设在开封，这里的饭馆有一习俗，宴席正式上菜之前先上一道所谓的开口汤，已经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升任代理委员长的孔祥榕一听就大为光火，当场责令，今后任何宴席，都不准叫“开口汤”！改称“安澜汤”。

      开口即决口，而决口对任何一位河官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忌讳。由此，孔祥榕严令所有公文信件中的“口”字，一律都写的小一点，不准它大于上下左右的其他字，说这象征着黄河堵口越来越小。还要求写“口”字必须四面封死，不能堵不严。如果谁写的口字犯了这些忌讳，轻者训斥，重则革职。

      作为生逢乱世的国民政府治黄大员，孔祥榕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难免为世人诟病，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治河堵口实践中，他还是下了狠力气的。这个毕业于京师译学馆的孔子后人，1925 年前后在永定河务局位上，就在防洪堵口的一个个硬仗、恶仗上打出了自己的名声。1936年春，他沿河挑选400名技术精湛的河工，组成四个专业抢险工程队，分驻河北、河南、山东各险要工段，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直接调遣的防洪抢险劲旅。

      1937 年，淞沪战役爆发，为阻挡日军沿江而上，在先期长江水利工程队伍所作工程未达预期后，孔祥榕率领这支黄河队，奉命南下参加“锁江工程”，在乌龙山、马当山和田家铺等地建多处阻塞，为抵御日军西犯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于在花园口决堤过程中他大义凛然的职业化表现，也让黄河系统员工历久难忘。

“国家大利大害，当改不改者岂惟一河！”

      清乾隆十八年（1753）10月的一天，苏北铜山县黄河大堤寒气逼人，灾民簇集，他们争先恐后前来要看的是这次皇上要杀的河官姓甚名谁？何等模样？如果官家刑兵给他们机会，他们将会亲自上前，再把已经掉了头的贪官撕碎，扒出他的心肝，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

      一个月前的黄河决口，不在最易出险的顶冲险工，只是为防河势变化预做的一般工程，但是不知为什么，河官却坐等不堵，原来是想借此湮灭罪证—这段堤防是他们偷工减料做的豆腐渣工程。谁知弄巧成拙酿成大灾，苏北、皖北转眼汪洋。

      四名河官五花大绑押上来了。

      一个是李敦，淮徐道管同知；一个是张宾，徐州守备。

      紧随其后的是江苏巡抚张师载和两鬓白发的高斌—高斌？那曾任江南河道总督的一品文渊阁大学士？皇上的岳父？当朝的国丈？被剥去顶戴花翎的高斌面如土色，早就没了往日的神气。

      按理来说，这位国丈不是等闲之辈。十八年前乾隆初登皇位，作为江南河道总督，他力排众议，在泗州城上下疏浚 600 里旧河故道，“ 分黄导淮，以水治水”，从而解除了为患多年的灾害。乾隆元年，他培修运河南岸缕堤，同年又率众堵闭瓜河口门，另改新路引河，有效缓解了江都三岔口以下河道日渐淤淀之患……几十年来，他多次提出重要治河主张，皇上也一次次“从其言”。跪在他前头和他一起即命丧黄泉的河官李敦，是他一手保荐的。

      乾隆元年，李敦在扬州府江防同知任上，就因舞弊案革职，高斌以其有治水经验为由，又力推他任淮徐河防同知。千不该万不该，李犯不但不痛改前非，却变本加厉，竟然勾结张宾继续贪赃舞弊，侵吞公款；千不该万不该的还有国丈，皇上派巡视组前来调查，他却不与合作，以致巡视组愈挫愈进，顺藤摸瓜，竟自查出此次河工9万两白银不知去向！

      对贪官腐败、河工积弊已然洞若观火的皇上早就磨刀霍霍，这次人赃俱在，安有姑息养奸、不杀之理！凛凛寒风中，刽子手鬼头刀寒光一闪，李敦、张宾人头落地，滚落黄河堤下污水浊泥中。

      此情此景，七十岁的国丈早已瘫晕过去，等到慢慢苏醒，监斩这才再读圣旨：“姑且饶高、张不死，命其返回河工，效力赎罪。”

      然而，这种杀鸡儆猴的反贪亮剑，对工程必腐、越腐越败的河政还有何用？

      封建时代的中国改朝换代后总是后继前制。清继明制，河道总督总理河务新增副职，七年又增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康熙初年，东河、南河仅设有10厅，道光年间已猛增至27厅。且沿河各设管河道、管河同知、通判、县丞、主簿等。另设河营，武职有参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每营有河兵数百至千余人不等。除上述文武官兵外，还规定每二里设一堡，每堡设夫二名。看上去组织严密，但由于层生冗员，遇事推诿敷衍官僚作风姑且不论，那执政成本又该怎样计算？

      清代有成例，河防工程在限期内冲毁，所用银两只准报销六成，其余四成，由道府以下文武汛员担负。这种制度看似严格，治河效果与官员赏罚挂钩，而实际上助长了河官贪污之风。官兵上下，以少报多，以贱报贵，以旧顶新，内外勾结，至帑金巨万任付东流。连嘉庆皇帝也说：“河工连年妄用帑银三千余万两，谓无弊窦，其谁信之？”嘉庆二十四年马营一次决口竟用银达1200万两，用秸料达二万数千垛！难怪当时有民谚指，“黄河决口，黄金万斗”。河决一类国难，竟成河官、地方官大发横财之天赐良机。到了道光年间，“南河岁修经费每年已到五六百万两，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清代通史》记载不避家丑。

      黄河与运河交汇处名清江浦，那时，此弹丸之地已是繁华奢靡之处。

      不仅处处都是珠、玉、参、貂市场，更有酒店、舞厅林立。一个酒店的家常豆腐都要提前预订，原来区区一盘豆腐，从材料、选工、制作，要几个月才能完成。对此，薛福成《庸庵笔记》有专门描述。

      一河官摆宴，席上一道烩里脊，以其鲜美异常引众人赞叹，不知如此美味是怎样做出。席间有人离席方便，见后院横躺几十头死猪，一打听方明白，刚才席上那道里脊，就是从这几十头猪的脊背上割下来的。做这道菜，得先把猪关在一起，让人用竹竿用力鞭挞，一直把猪活活打死，这时，猪“全体菁华萃于背脊，割而烹之，甘脆无比”。

      还有吃鹅掌。先置一铁笼，下铺铁板，以炭火把铁板烧红，然后把鹅群赶入笼中，鹅“环奔数周而死，其菁华萃于两掌，而全鹅可弃也”。

      而从贪腐实际看，吃喝仅仅是九牛一毛，所谓“ 浪费事小，河工事大”，似乎怎样把国家银子如数装进自家腰包，才是为官治河的第一要义。

      工程备料是最易浑水摸鱼的环节，按当时的河上规定，秸料一垛，在一定长、宽、高内，一垛重666000斤，每垛200千文，官家每垛拨给300千文，已有100千文余地。而从民间收购秸料，每车2300余斤，应付钱7千文，实际付给农民一半不到。经办官员又可以从中盈利3/5。如此吞占还不算过分，贪官有时甚至改购料为派运，强行向农民摊派。而在民间购料时，任意加大料垛尺寸，甚至七八万斤秸料尚难垛成一垛，或可以缩小料垛尺寸，每垛200千文中，贪官渔利料物河款十有七八。嘉庆十六年河决安徽邳州关庄坝，当时河官却报奏三十里外李家楼。

      一为关庄坝有应守险工，而李家楼无守。谎报决口地点，一为减轻罪责，二为奏要更多钱粮。

      治河经费分两种，一是常年经费，二是抢险经费。一旦黄河决口，朝廷便在常年经费之外另拨抢修经费。冲决的口门越大，抢修工程也越大，所拨经费也越多。而且，每次决口合龙之际，都可以保荐一批有功人员升职。于是，怪象就出现了。有些河官不是盼望黄河安澜，而是盼望河决。

      如果河久不溃，“则河员与书办及丁役，必从水急处私穿一小洞，不出一月，必决矣。决则彼辈私欢，谓从此侵吞有路矣”。

      此为欧阳昱《见闻琐录》所记，也许不良文人虚张声势故意给大清制度抹黑，而地方官员奏折仍存有籍，在此不妨摘录几则。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七日，吏科掌印给事中韩椿奏：“……河东兴办大工除购买物料外，所最费者莫过于人夫之脚价……立法本为周密，但管理排桌委员往往从中偷漏，勾串役人代为，私寓分肥……盖大吏只能按例开销，无凭查考，稽查之员亦势万难于人夫辏集之际锱铢核算……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夫大口需时甚久，以每日每桌发项之计，不下百万两……是以有用之钱粮，徒填无形之欲壑。”

      其实，贪污的岂止仅仅河官？和坤被嘉庆帝清算时，钱财达九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家十年财政收入还多。

      为什么贪污愈禁愈发？因为帝王有意培养。封建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最怕的是窥探王位的野心家，如果让手握大权的人把注意力放在敛财上，那他不仅不会再盯着金銮殿不放，反而还因害怕丢失可以敛财的权位而对上峰更加俯首帖耳。如此，我们不能不悲哀地面对这样一种怪象，在从上到下的官僚体系和它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下，除去个别殉道者，这些国家既得利益共同体的一员，一方面害怕政体倾垮致自己利益受损而竭力维护，一方面一个个又像跟这个政体有不共戴天之仇，恨不能把它吃尽喝光、吸尽骨髓而后快！

      在这样一种大河两岸欺上瞒下、监守自盗、共谋大盗、盗亦不道的大势下，国家怎么会强大？“即间有洁己奉公者，佥谓不合时宜，相与阴为排挤”—光绪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赵增荣奏。《见闻琐录》还记载这样的故事：

      同治年间，东河总督苏廷魁所主持一次大堵口，所请准一百万银两，大工合龙后节余三十万两，他拒绝河南巡抚余款私分的主张，退还给户部。

      不料此一做法，不但引起巡抚找错参劾给奏了一本，而且招致户部官员难言隐怨，因为这三十万两余银上缴了国库，也就没了他应理应得的一份。

      作为官场中人，自表洁白恰犯官场大忌，结果被断了财路的户部官员鸡蛋里挑骨头，硬是从这次河工开支中找出几条“不合例”的开支，使这位不肯同流合污的河督终被革职。

      面对千疮百孔、日落西山的堤防，《 海国图志》作者魏源不禁感叹：

      “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

      “吁！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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