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运动

李奉儒的判断没有错，但是事情往往是复杂的。1966年的6月，河东卫生院正式开始学习“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对于已经打成右派的李奉儒来说又是一个雪上加霜。李奉儒已经感觉到政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几天以后，卫生院的领导通知李奉儒，不再坐门诊，另行安排给卫生院打扫卫生，处理垃圾。

河东小学也不例外，全校学生在“停课闹革命”的运动中，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就是要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号召学生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河东开始了。

1966年8月，在河东小学，同学们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少了，他们一些低年级同学也照着高年级学生的样子，到街上张贴大字报，漫画。写大字报他们都不会，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各各学校、机关、工厂都纷纷学，满街的贴，河东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揭批“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和漫画。有头没尾的，有上没下的，七长八短的，理不出一点头绪，贴了一层又一层，刚才张贴的糨糊未干，又有人在上面刷上了新糨糊，贴上了新内容。看的人，贴的人，来来往往，都集中到了东西二里半街。整天“破四旧，立四新，”造反，革命，游行，庆祝，批斗，游街，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一切究竟要干什么李静自然搞不清楚。昨天的国家主席，今天却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今天张三被打倒，明天李四又站出来；喊几句口号要打倒×××，没有真动手打他，有的人就上吊，服毒，自杀。

李静由于爸爸是右派，不能参加学校的“破四旧，立四新”的各种活动，只好回家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

房漏偏逢连阴雨，李静回到家不久，学校的红卫兵就闯进她家，说是她家是住的龙王庙，龙王庙就是封建思想的产物，必须拆除。公社的干部拿红卫兵也没有办法，只好给李奉儒一家找了一处破房子。搬家之前，李奉儒的这个家已经让红卫兵进行了全面“检查”。墙上的“静心慎事”字幅也被以“封资修”的罪名被撕毁，家里那么多的藏书全部被没收。就连李奉儒在家休息喝茶坐的藤椅也成了“封资修”的产物。一个红卫兵说：“看看你们家×败的，坐着还不行，还要靠着，这不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作风是什么？！”

从城市的四合院带过来的几件古董更是逃不掉他们的眼睛，直接搬起来摔在地上打了个稀烂。留在李奉儒眼前的这个家，不仅仅是一个破破烂烂的龙王庙，更是一个滴着心血的阎王殿。这那里还有什么道理可讲。经历过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经历过土地革命，经历过大跃进运动，经历眼前的这个现状在李奉儒的心里还是第一次。

一家人搬到了一处破旧的小土房，整理了一下仅剩下的生活必需品，什么都没有了。李奉儒看着知情达理的妻子张秀云，再看看幼小而懂事的李静，还有李静的弟弟李民，妹妹李慧。心里强忍着剧痛，含着眼泪慢条斯理的收拾着这个“新家”。

夜深人静的时候，李静和弟弟妹妹们都睡着了。李奉儒一个人还在默默地坐在合并在一起的床边，傻愣愣的想着什么。张秀云给李奉儒披上了一件衣服，紧紧地靠着李奉儒的身边，没有说任何话。李奉儒扭过脸看了一眼张秀云，豆大的泪珠根本没有控制的机会就噗噜噜的砸在张秀云的脸上，泪珠在张秀云的脸上摔溅成无数个小泪珠，浸染着张秀云的脸颊。这时候两个人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李奉儒的一只胳膊搂在张秀云的后背上，轻轻地抚摸着张秀云那单薄的身躯。

屋子里安静的没法再安静了，就连两个人轻微的呼吸都听的清清楚楚。猛然间李奉儒抚摸张秀云的胳膊一下子把张秀云紧紧地搂在怀里，急促的抽泣声打破了刚才的安静。张秀云拿出一块手帕扭过身，看着李奉儒又是鼻涕，又是泪的脸，心疼的给他擦去了鼻孔里流出来的清鼻涕。然后小声说：“我相信你的为人，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的，对的永远是对的，我会陪着你等待你平反昭雪的那一天的。”

李奉儒没有回话，只是傻愣愣的看着张秀云那聪明、气质、明理、豁达的小脸，泪眼中露出了一丝的微笑。李奉儒起身抱起张秀云，把她放在被子里，然后给身边熟睡的李静、李民和李慧掖了一下被子，扫视了一下刚刚入住的这个“家”，然后轻轻地掀开被子，静静地躺在了张秀云的身边。

第十三章：批斗

1966年11月，坝上的天气已经开始结冰，人们已经早早的穿上了棉衣。在公社由大串联来的红卫兵主持召开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批斗会。批斗会上，押上台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河东在解放前有50亩地，四头牛，是这里的地主张林元，张林元的头上用报纸糊了一顶高高的大帽子，纸帽子上用黑墨汁写着“地主反革命分子张林元”，张林元三个字上用红色墨水打了一个“X”。脖子上挂着一个木板制作的大木牌，木牌上仍然写着“地主反革命分子张林元”。另外一个就是张林元的大儿子张鹏飞，张鹏飞也是近年来一直当着公社书记。张鹏飞的错误是在办公室让堆积的文件压在了毛主席的瓷像上，被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同样在张鹏飞的头上戴着写有“现行反革命张鹏飞”的黑字，在张鹏飞的名字上仍然打上了红“X”。脖子上同样挂着木牌，木牌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张鹏飞”的黑字，在张鹏飞的名字上依然打了红“X”。第三个人就是李奉儒。李奉儒由于在前几年就被打成右派，现在被称之为仍然死不悔改，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定我“走资派”。同样在李奉儒的头上戴着写有“走资派李奉儒”的黑字，在李奉儒的名字上同样打了红“X”。脖子上同样挂着木牌，木牌上写着“走资派李奉儒”的黑字，在李奉儒的名字上同样打了红“X”。押着李奉儒上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六月份要求开堕胎药的李喜。李喜一手按着李奉儒的脖子，另一只手压着李奉儒的后背，李奉儒脖子上的木牌空荡荡的悬吊着，悬吊木牌的细麻绳就挂在李奉儒脖子的肉上，细细的麻绳深深地勒进李奉儒脖子上的肉里，看不见细麻绳的痕迹，只看到一道即将血的沟壑。

主席台上，大串联来的红卫兵宣读了关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文章，然后请了几个河东红卫兵对这三个人所犯罪行的声讨。随着一个个对被批斗人的声讨，台上的一个红卫兵跟着高喊：“打倒张林元！”

台下的红卫兵还有一些观众跟着喊：“打倒张林元！”

“打倒张鹏飞！”

“打倒李奉儒！”

实际台下更多的观众没有跟着喊，而是在思考着这场运动究竟要干什么。

在台下的还有李静和她的妈妈张秀云。李静紧紧地搂在妈妈的腰，把头深深地依靠在妈妈的怀里，眼里不停的滚落着泪珠。

就在这时候，一个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双看到这样残忍的折磨着自己同桌同学李静的爸爸，心里火冒三丈。跑到场外，找到了一棵向日葵的杆子，迅速跑到了台上，扬起向日葵杆子就向李喜的身后猛打了几下，然后扔下向日葵杆子一溜烟的跑了。

这一幕震惊了整个会场，多少人都看呆了。在场的很多人心里在暗暗的祈祷：报应啊!

大串联来的红卫兵看到这样的情况，只是问询了一下打李喜的是谁？得知是李喜的妹妹，他们就再也没有追究什么。毕竟他们做的这些事心里还是没有什么底气啊。

李双的这个举动同样让李静看的清清楚楚。李静从心底感激李双这样大义凛然的举动。恨透了李双的哥哥李喜。

1968年的3月，在河东这块土地上，又一个重大活动在公社大院举行，那就是河东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革委会的成立将要改写河东行政领导权，让那些敢于出风头，敢于制造事端的人出来主政。李双的哥哥李喜自然成了革委会的主要成员。

河东小学也不例外，革委会替代了校长办公室。由工作组、贫下中农代表和学校个别老师组成了河东小学革委会掌管了学校的一切领导权。学生们仍然自由散漫，没有课要上，没有事要做。但是都在忙什么，谁也说不清。

李静几乎每天在照顾伤痕累累的父亲李奉儒以外，还要去妈妈山挖野菜，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在学校也没有课可上，在家里也没有心情学习。每天最多整理一下自己的课本以及作业本。抚摸着自己的红领巾，然后在整整齐齐的叠起来，平平整整的放在自己的小盒子里。

停课以后，李双也在家里无所事事。刚刚戴上的红领巾只好丢在家里。

轰轰烈烈的大运动，在街头，在学校也再没有学生们的脖子上佩戴红领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