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35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九章 国家命脉（徐淮故道）（二）
“重门待暴”：从“太行”再到“太皇”
宿迁与桃源界上的归仁堤，是明一代治河能臣潘季驯主持黄淮运综合工程其中核心一项。朱元璋祖父母的陵墓位于泗州杨家墩，明嘉靖年间的1522—1566年，由于淮河口淤积严重，洪泽湖水位增高致祖陵林木被淹死。
为了不致“ 王气中泄”，河官开始在洪泽湖边作高良涧、古沟等溢洪埝。
万历时期的1573—1619年，洪泽湖水位继续升高，潘季驯便做归仁堤，截濉水入黄，阻止黄河走濉水入洪泽湖。此堤自泗州乌鸦岭至桃源即今江苏泗阳县“八千七百丈奇”，清乾隆《徐州府志》载：“归仁堤控黄淮，界桃、宿，与高堰相表里，盖高堰为淮扬之长城，而归仁堤又高堰之屏障也。”因归仁堤又系黄河遥堤，其主要功能是拦约黄水南射泗州，保护明祖陵，当地群众就称之为“太皇堤”。
归仁堤工既竣，时水利佥事朱秉光在作《 归仁堤贻表堂记》中回忆兴工前实地查勘情景：“初光奉檄来相所为堤址者，见一水渺茫，浩无涯际……水至为湖，稍落水泥相平，以舟则胶，以人马则陷溺，不觉茫然心怵，悚然汗下。”再后看大堤雄起，濉水及白鹿等湖水拦截于归仁堤之上，并令诸水都由小河口、白洋河故道重新流入黄河，这位朝廷命官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勺无他溢。”并忍不住盛赞朝廷用人得当，为潘季驯请功。
多少年之后的嘉靖二十五年，时任河督杨一魁回顾潘季驯作归仁堤，分析当时全河大势，说河“纵横颍、亳、凤、泗间……或由秦沟入漕，或由浊河入漕，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而当事者方认客作主，日筑堤垣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敌黄，退而内潴，遂贻盱、泗祖陵之患。此实由内水之停壅，不由外水之冲射也。万历七年，潘季驯始虑黄流倒灌小河、白洋等口，挟诸河水冲射祖陵，乃作归仁堤为保障计……”
一是祖陵得到了强力保护，二是诸水约入黄河束水攻沙，两功毕在一堤。堤防，《辞源》解释为“土石建成的防水工事”。自春秋出现堤防后，人们已经把堤防由简单的防水概念推及政治、经济、军事，最后上升为文化。如“涓涓不塞，则成江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等等。
西汉贾让提出“治河三策”，堤防被认为与大禹以导为本的治水办法相对立而被否定，特别是在北宋三次挽河东流彻底失败后，宋神宗赵顼所说：“河之为患久矣，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夫水之趋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神禹复生，不过如此。”对堤防竟有如此之怀疑！
然潘季驯二任河督时就为堤防正名，他明确指出：“ 黄河之患，何代无之？然筑堤修岸，以防之于未患之先；塞决开渠，以复之于既患之后……”要想让“沙居其六”的洪水自刷水道，“拦束归漕，惟兹一堤”。
翻阅河典，堤名花样不下十余种之多。
遥堤：离主河道较远的大堤，其主要作用为约拦水势。宣泄稀遇洪峰流量。
屡堤：距河槽近的堤，用于约束水流，增强水流挟沙能力。
月堤：在大堤险要地段，于背河加修的“重堤”“套堤”。两端仍弯接于原堤，平面上堤形弯曲如新月。
格堤：遥堤、屡堤间修筑的与水流方向大致垂直的横堤，以阻断漫过屡堤的洪水，不使顺遥堤畅流，以免袭夺主溜，冲溃干堤，并有利于淤淀靠堤洼地。
还有如民埝、围堤、戗堤、夹堤等等。
针对世人对堤防作用的“浮议”，潘季驯旗帜鲜明指出：“频年以来，日以缮堤为事，顾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杂以浮沙而不能久。”
这里的“卑薄”和“杂以浮沙”是指堤防断面大小和修筑质量问题。由此，他在三任总河时再次提出双重堤防的思想，并立足于大修遥堤，以缕堤束水攻沙，以遥堤拦洪防溃，两堤配合，解决攻沙与防洪的矛盾。
他把双重堤防比之为“重门待暴”。望着他三任总河时为归顺黄河单一流路所修筑的自清门至徐州的六百里堤防，在他一生治河总结《河防一览》中，不无欣慰自得：“两堤相望……蜿蜒绵亘，殆如长山夹峙，而河流于其中。即使异常泛涨，缕堤不支，而溢至遥堤，势力浅缓，容蓄宽舒，必复归漕不能溃出。”他概括双重堤防各自作用：“遥堤约拦水势，取其易守也……缕堤拘束河流，取其冲刷也。”
仍然说堤：“易作难守，核心是守”
河防上有“ 落水生险”一词。是说大的洪峰过后，因水位急剧回落，坝岸的场压力骤减，内应力、外应力失衡，加以溜势已发生变化，河主溜趋弯傍岸的堤坝，容易出险。特别是沙土堤岸。
既然水消河落时也易出险，那“管涌”就更是威胁。“管涌”是指堤坝背水坡脚附近或涵闸下游土体，由于来水一侧渗透水流的渗压作用，非粘土体渗透变形、出现冒水的一种险情。翻沙鼓水，若自背坡出水口向内逐渐逆行发展，持续扩大、深入，就极易使大堤决口。所以，在堤防上，潘季驯特别强调人的作用，强调“守”。“立法易而守法难，守法于一时易，而守法于长久难。”他说：“向来河堤之决，人皆归罪于河之猖獗。”而他认为：“河势自无不猖獗者。譬之狂酋悍敌，环城而攻，惟在守城者加之意耳。”他分析在一段小安之后河患又起的原因：“如此者（安流）十年，而皆忘其为堤之功，尽弃之为车马蹂躏之场，风雨又从而剥蚀之，而河复四溃矣。”在这个情况下，河官置之不理。人以告之，又以鞭笞，如此堤能不决？因此，在“堤治”的基础上，他把目光盯向了建章立制，以制度保证堤防不决口。
首先是铺夫制度。潘季驯二任三任河督之间万恭任总河时，已定“每里三铺，每铺三人”，并强调“有堤无夫，与堤无同；有夫无辅，与无夫同”。对此，潘季驯强调：“守堤之有夫即守城之有兵。兵以御寇，夫以御河，必不可缺者也。”万历十六年，他提出黄河大堤每铺设夫三十名，每夫分守堤十八丈。这个制度一直沿袭后代，之所以继承发扬是因为卓有成效。
至于维稳成本，那谁还计较？既然已涉国家安全，钱就是小事，河不出险就是最大的政治。
其二，堤防每岁加固制度。即历朝传承至今的岁修成例，明、清两朝更加强化。
其三，“四防二守”制度。“四防”即昼防、夜防、风防、雨防。即便不是河上的人也都知道，一般情况下，人们担心的事情往往都是风雨中或风雨的夜里发生，在关键时刻加强防守，事情的发生率就会避免大半。“二守”是指官守和民守。官守是从堤防指挥系统上加以健全并责成专职；民守则时除去铺夫以外的临堤乡村兼职，充分发挥乡间耳目作用，水发时上堤，水落即回乡种地。
此外，还有岁办物料制度，定汛报警制度等。
“筑堤以御水，犹筑城以御寇也。寇之性避实而击虚，故治兵者必岁严城守；水之性避坚而就脆，故治河者必岁严堤防。”
“有遥堤以障其狂，有减水坝以杀其怒。”但他仍然不掉以轻心。就像有了大堤也不会永远万事大吉了一样，制度再好，如果没有人去强有力地执行，就如形同虚设。面对这条始终不让人省心的大河，潘季驯特别强调人的作用。他说：“今之防河者有二弊焉，好事者谓故辙之必不可循，辄为穿凿之图，以乱其性，是挑衅也。怠事者谓河流之必不可治，每为因循之说，以滋其患，是玩寇也。”
“殚任事之忠诚，而持之以果断；运亨屯之干略，而出之以恭勤”—明神宗这样褒谕潘季驯。而两岸受惠民众也不忘总河恩德，特别是在往日“避水孑遗，弃田里庐舍，携父母妻子远去，望故土而泫然”，今日，“子妇欢呼，鸡犬聚栖”，“黄童白叟，共曰数十年来未见”时，人们忍不住以皇帝的口气给潘季驯一个大赞：“旷世一殊勋”！“功不在禹下”！
先有堤，后有守，又有治河能臣潘季驯的兢兢业业和高超技术，按理来说，应该是万无一失了，但事物发展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潘季驯最得意的高家堰也就是“ 太皇堤”洪泽湖大坝为例，它一方面“ 蓄清刷黄”，一方面保护了皇陵，但在淮河下游没有多少比降的平原凭空建这么一个水坝，不仅增加了上游水患，又在堰东的淮、海、扬州上空，高悬了一把随时每年都必落下来的利剑。 “决高堰，淮扬不见面”，“倒蒋坝，淹天下！”其灾难的突发性，比湖西更难防范。1575—1855年间，洪泽决堤140次，其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民国年间的1931年还有突现。这一年，决堤四处，淹农田3000万亩，毁房270多万间，淹死7.7万人以上。
万恭之恭：潘季驯治河之道
黄河不可收拾的局面和不可更改的治黄保运国策，呼唤一个治黄能臣出现。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就在黄河沛县决口，运道淤塞，河作十三支泛滥的当口，十一月初六日，潘季驯由大理寺少卿擢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由此开始了他的治河生涯，直到万历二十年，以衰病之躯去职还乡。二十七年中，他四次被起用，两次被罢官，一次又一次的治河实践，使他从一个对黄河和河工技术一无所知的人，逐步磨炼成一位著名河工专家，其实践和理论都成为后人的财富。
潘季驯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世代书香门第，30岁考中进士后，长期供职于江西、广东一带，熟悉的是刑名钱粮兵戎诉讼一类地方事务，正如他晚年所忆“季驯生而颛蒙，居东海之滨，不知所谓黄与淮者”。对于黄河仅有的一点印象，也是他以后进京赶考，遂又奉使南巡的路上泛舟黄河所得印象：“河中沙渚累累，操舟者寻隙而进。”所以值此上任，他先从总河衙门驻地济宁出发，与工部尚书朱衡等先去灾区视察，之间广袤百里，见“非洚水横流，即沙淤崇积”。通过实地考察，针对上淤下塞的实际，他提出最初的治河主张：“治水之道，不过开导上源与疏浚下流两端。”
开导上源与疏浚下流，其核心就是让河回“复故道”，这恰与他顶头上司工部尚书朱衡“开新河”的主张相反，但他据理力争，最后朝廷折中定案，在不同河段以分别主持，即开新河又复故道。但正如后人评价：“衡以治漕为先，季驯以治河为急……惟衡所见在近，季驯所见在远。”上任伊始，他就认识到黄河不治，运河则难保无虞。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潘季驯因母亲去世回籍守制。回籍守制后的第三年七月，也就是隆庆三年（1569），黄河又在沛县决口，“漕舟二千余，皆阻邳州不得进”。隆庆四年七月，山东沙、薛、汶、泗诸水骤溢，黄河洪水大涨，淮水也泛滥不可收拾。此时，潘季驯“ 回籍守制”尚未到期，朝廷又第二次任命他为总理河道，并加提督军务之职。九月，潘季驯还未到任，黄河又在邳州决口，“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运船千有余艘不得进”。
又是“不得进”。不得进也得进，除非皇城一干人马都扎起喉咙不再吃东西。此次治河，老天好像故意与潘季驯过不去。上筑下浚工程马家浅等五大决口堵塞就绪时，暴雨骤至。二月二十三日水涨平岸，直冲新挑河口。二十九日桃华水异常猛发，兼以连日风雨大作，吕梁以下，河湖莫辨，河又决口43处。当时潘季驯正患背疽，只能“裹创而出”，等诸口渐合，四月七日，麦黄水又至，三更时分，复将阎家口坝外冲决八十余丈。危机之际，潘季驯乘舟巡河，直逼筑口处。由于风大浪急，他所乘小船挂上了树梢，险些沉没。
两次治河，使它渐渐摸透了徐淮故道的脾性，奠定了他以后“藉清刷黄，以水攻沙”的理论基础。潘季驯兴高意得，上疏要求犒劳治河众臣，朝廷派员前往勘视，潘季驯等来的结果却是罢官。此为隆庆五年。
其理由：“今岁漕运比常迟，如何辄报完工？”具体事件则是，在潘季驯堵口复道的急溜中，有漕船陷没数只—如果潘不急于堵口筑堤，而是等漕船先过完，就不会出现如此悲剧。
隆庆六年（1572）闰二月，潘奉旨闲住，二任总河就此结束，任期恰好一年。
中国古代官场游戏规则常常如此，官僚宦海沉浮，去职理由往往都与实际原因相去甚远。这次罢官，明眼人都认为是与潘反对开泇河有关。
开泇河为催运御史张宪翔议案，其目的是新辟运道，但这与潘季驯束水归于一漕的治河理念相违背，所以他坚决不允。朝廷中暗中支持他的张居正怕有不测，托人捎信给他：倘若泇河开成，大司空的位置早晚属于潘。潘不识好歹，回绝说，这样大的位置还是留给别人吧，至于泇河，万不能开。
总理河道易将，泇河自然开了。从二任罢官到第三次挂帅出征，中间经历了朱衡、万恭等五任河官。奇怪的是潘总河虽然去职，他的衣钵却有人继承，即便原先与他有隙的朱衡，也接受了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河思想，万恭则不仅唯潘季驯治河理论是从，且创造性地予以完善并使之发展。以后忆及治河，他不无动情地评价潘说，吴地的舟船在燕地游弋，晋地的车鞔在越地行驶，天上的蛟龙在陆地奔跑，陆地的猛虎在空中飞翔，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各自技能不一，其依据的知识体系也不贯通，而现在偏偏却有人让这不可能变为了可能，“涉乎不相通之计，而游乎不相贯之识”，那他不是得“道”神人又是什么？
潘季驯老家太湖溇港，门前有四边拱桥，水道南宽北窄，慢慢变窄的水道和桥墩把水挤到中间，出口流速则变快。“束水攻沙”理论，最初的启蒙由此而来？即便在母亲去世守孝在家时，他还发现村庄的竹篱筐，能把淤土中水分滤去百分之五十还多。随时随地的吸收学习，不断否定自我，他又怎能不得道？至于其间任江西巡抚时治理江西混乱，只要对付得了黄河那还有什么能难倒他？
万历二年（1574）时河督万恭也被罢官，当年秋天淮河并溢，第二年八月，河决，徐、淮南北漂没千里。万历四年八月，黄河又在徐州决口，次年八月又决崔镇。
此时，朝廷主事的是首辅大学士张居正，隆庆六年高拱垮台后升任内阁首辅，总揽朝政。张居正是一个有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一上任即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改革，裁汰冗官冗员，提拔了如戚继光、谭纶等一批有才能的文臣武将。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是经济，漕务更是他忧心忡忡的大事。他说：“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惟漕河、宗室未得其理……”所以，有了二次治河经历的潘季驯就成了他物色的重臣。
他先在万历四年恢复了潘季驯官职，命其巡抚江西。万历六年二月，任命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河道并兼管漕运。此前旧制为河漕分立，潘季驯上任前一年，张居正已改革河漕事权专一，这无疑给潘季驯大展宏图排除了不必要的人为障碍。
万历六年四月，潘季驯由其副手江一麟陪同，抵达淮阴，然后率领河道诸官沿河巡视踏勘，由于淮水自高堰决口而东，黄水自崔镇决口而北，使得桃源至清河九十余里河道仅剩一沟之水，人可徒徙。黄淮交会处的清口全淤。由清口而下河段，也是一派淤河。见此情景，潘等相顾失色。他召集众人讨论对策，其间，一个以保漕运为中心的黄淮下游综合治理方案，在潘季驯脑海中逐渐明晰，这就是：塞决以挽正河；筑堤以杜溃决之虞；复闸坝以防外河（黄淮）之冲；创滚水坝以固堤岸；停止浚海工程以免靡废；否决开老黄河之议。具体到工程上，就是在徐沛河段高筑两岸大堤，挽河归漕，束水攻沙；堵塞高堰决口，逼淮水尽出清口，实现以清刷黄，同时达到治黄、治漕、治运、治海口之目的。
此一系统的八大工程，北起徐州，南至扬州，以清口为中心，涉三河一湖。需要多少年、多少人才能完成？完成后效果又怎样？很多人怀疑乃至反对，就连最支持潘季驯的首辅张居正也忧心忡忡。他更担忧的是：“盖此大役，不独措理经费之难，且兴动大众，频年不解，其中亦有隐忧，元季之事，可为大鉴。”他担心是工程浩大，河岸是否可能成为酝酿革命的温床，若百姓像元末治河那样趁机聚众造反，那就不是他和谁谁被罢官废黜的问题，而是他所依附的江山是不是还存在了。
潘季驯干脆立下军令状，给他三年时间，如果此役不成，他情愿接受朝廷的任何惩罚。正所谓心想事成，三年之后，黄淮顺轨，清口方畅，海口大辟。皇帝一高兴，加潘季驯太子少保，升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还保送他一个儿子到国子监深造。
第三次任总河二年半，其间潘季驯被委任南京兵部尚书、刑部尚书，潘坚辞不就。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张居正的反对派趁机反攻倒算，张居正亲属几十人被逮捕下狱，包括八十多岁的老母。潘季驯挺身而出，陈词上疏，力保张母出狱，触怒当权者。万历十二年七月，潘季驯再次被削职为民。
“必须注意河的上游”
三任河官期间，两河工程告竣后，“ 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但这也仅仅是数年的事。万历十三年（1585），黄河在淮安城东的范家口决口，“淮城几为鱼鳖”。第二年五月十九日，范家口又决。万历十五年，黄河又在河南祥符刘兽医口、兰阳铜瓦厢、封丘荆隆口等多处决。由于诸多官员一再保荐，更由于河患日频，万历十六年（1588）五月，朝廷又第四次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
在上任常居敬、舒应龙上疏河工14条的基础上，潘季驯率员沿河逐一勘视，去伪存真，细分缓急，并把他选定的下游清江浦、马踏湖等七大河工逐一落实，责任到人，并规定质量标准和完工时限。接着，就又到上游勘查。
必须注意河的上游！此为治河国家所产生现代文明要素之一，系统思维。如果说大河稳流既要顾眼下决口，更要注意河的上游。治河必涉地方、财政、人力组织及方方面面，那治河即治政，对此，潘季驯无师自通。如果说还有师承，这个“师”也就是让他日夜纠缠的这条大河—黄河！早在隆庆五年六月，潘季驯二任总督堵复刚刚有序，他就“拔棹而西”，到河的上游去了。提出开复贾鲁故道，对于下一步“奔溃决徙之患”，他忧心忡忡，“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东。”是因为“徐州以北非运道经行之所，耳目之后，人不及见……遂以为无虞耳。岂知水从上源决出，运道必伤”。希望能在“南工报完，即行议举以上水工”。
为了说服同僚及朝廷，他还概括出复贾鲁故道“河身深广……建瓴之势，导涤自易，则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等“其利有五”。顺理成章，他的这一主张未得到认同，他又退一步，固执地列出山东河南段黄河如庙王口、刘兽医口、铜瓦厢等30余险处，每年都应修备重堤，特别戒备，但这些方略都因他三任河督期间的罢官而搁置。
因此，等他四任河督，下游工程施工完毕，上游工程又开启时，上天已不给他时间了。
万历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现兰考县杨家庄等15项工程在麦黄水到来前将基本告竣的当口，大雨倾盆，值夜，黄河水冲决祥符刘兽医口，徐州北“黄水势若滔天，陡高堤面二尺，冲入运河”。
六月十八日，潘季驯接到妻子去世噩耗。接着，自己痰中时见血缕。
出行途中，吐血块两次。
新年伊始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十五，潘季驯正好年满七十，按当时规程，大小官员年满七十，即可卸下官职告老还乡。潘季驯连续三次上书辞官归故里，皇上都以“不见”批复。及至七十二岁那年，被人抬着也仍不离河岸工地，经“血痰大作，不绝两昼夜”“眩晕仆地，达旦方醒”反复折腾后，才被皇帝“放生”。回乡即得“风瘫”。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月二十四日，潘季驯悄然离世。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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