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33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八章 问鼎中原 （河南）（三）
隋炀帝运河：“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文帝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弑父篡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帝继位后，为大规模发展漕运，于公元605—610年，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分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四段，全长两千多公里，成为我国古代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运河蓝图并不自炀帝始。隋文帝立国之始，就有心兼并江南，登位六年后的587年，就在扬州依春秋时吴国“邘沟”旧迹，开挑了一条“山阳渎”。这是隋炀帝兴建京杭大运河的起始。
为什么修兴运河，这还要从中国地理布局说起。
中国东部地区北起华北平原，南止杭嘉湖平原，数条东西走向的大河，给这一广袤地域带来了巨大水利，但同时也割裂了南北交通。那时陆上车马交通落后且费时费力，没有一条南北向的天然河道沟通连接相互分割的不同流域。这种情况自然影响了各流域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统一。因而，一条纵贯南北的通道，就成为任何一个企图统一中华之雄心实现的必要。其实，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一条沟通长江下游与淮河下游的人工河道，就在中国东部平原出现了，这就是当时长江下游吴国在公元前486年开凿的邘沟。而待隋炀帝继位，这一前无古人的宏图终于得以全面实施。
大业元年三月，炀帝“ 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引汴水入泗，达于淮”。
大业四年正月，“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又开。我们完全可以想象1400年前彩旗飘扬，人嘶驴叫，手提、筐抬、肩挑，锹、镢飞舞，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场面。仅五年功夫，两条渠的人工运河就通了。
《资治通鉴》记载：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
由是人物转运，可由南边杭州起，自江转淮，入汴，出河，南折而上洛水，则达洛阳；西行而上渭水，则达长安。或从汴口稍下行，入沁转卫，则北通涿郡。西南、中、西、南、北几大都会，连缀一起，开前此未有之局面。
如果说，炀帝所开运河，它“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石，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之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的实际作用任什么工程也不能替代；对于促进开封千年京华豪奢和沿河一线从大梁、定陶、濮阳，到今禹州及安徽寿县等中原一带城市繁荣，形成一条新兴经济带，还由于京师的大量采购促使江南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就更功不可没。
近世京汉、粤汉、津浦几铁路的修筑，所起作用与那时运河相同。
而在一般普通百姓所不及注意的宏观层面，主要还是南北文化交流和国家统治。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分裂格局最长的时期，前后长达四百余年。居住各江河流域的人们各自为政，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又由于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大量汉人又迁徙至江南，其间，带走的不仅是人力、技术，还有资本，在相对安定远离战乱的江南一隅，经过几百年积累，豪强集团已成为任何统治者不可小觑的力量。在此时期，作为一国之君，他所看到的不仅是江南的经济支撑，更重要的是不应让新的经济中心形成新的政治中心。有鉴于此，我们似可不必为炀帝几次声势浩大奢侈的南巡而耿耿于怀。“隋炀帝，下扬州，地上无河要行舟”修河游乐？让宫女们去扬州看琼花？那也许是炀帝在江南豪强面前打马虎眼，真正的南巡目的是什么？他自己明白，南方豪强当然也明白。
而运河的历史意义，远不止隋代。古人论及这条河时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正说明了运河主干之一汴渠对唐王朝兴起之重要意义。
分析隋帝大运河，岑仲勉先生还有一个专业性的认识：疏通运河实际效果还起到了黄河治理的作用—当黄河暴涨季节，得以从河南地面的汴口向南向北分泻若干洪水。减洪减沙，从而减少了下游一些危险。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是唐后期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在主流意识都口诛笔伐隋炀帝时，他竟然把他和大禹之功论到了一起，胆子确实不小。
论及运河，还要论及隋朝的统一。公元588年，杨坚命他次子杨广率五十万大军灭陈国，中国长时期五胡十六国及后的南北朝大分裂才宣告终结。分裂就像大熔炉，中国境内各民族重新融合为一华夏族，从此，再没有鲜卑、匈奴、羯、羌之分。一个民族由于新鲜血液的涌流而充满活力。
与此相反，曾经孕育罗马帝国并使之壮大的尼罗河畔，在隋之后，其地缘政治形势却发生逆转。黄河边曾出现的“五胡乱华”态势转入欧洲，欧洲越来越破碎，华夏版图却越来越大。其功过利害，自有后来人评说。
公元604年，杨广先仁寿宫弑父，后杀兄杨勇继位。一代帝王倒也可爱，直来直去，说：“我天性不喜听谏，所谓直言直谏之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不容忍。如你们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醉酒后的杨广常对镜子喃喃：“好头颈，由谁来砍！”公元618年，以宇文化及在江都率禁卫军把杨广绞死。
隋王朝三十七年亡。
封建专制政体所必然产生的宫廷内斗，不仅让王者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也让本该名正言顺登上权力顶峰的治国安邦之才，蒙上一层血腥的暗影，并成为他的梦魇和魔咒。
“陈桥兵变”与“靖康之难”
沿黄河北堤从封丘县城东南行十二华里，便是陈桥镇。陈桥有驿，一千多年前，仅是开封府与大名府之间的驿站，由于宋太祖在这里发动了改周为宋的一场兵变，小镇由此闻名，被百姓认为是千古兴王之地。
公元959年，周世宗死，七岁恭帝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960年正月初，传闻契丹兵将南下攻周，宰相急遣赵匡胤统帅诸军北上御敌。
周军行至陈桥驿，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迫使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这一事件史称“陈桥兵变”。
自唐玄宗安史之乱后，中原大地就陷入战乱频仍的年代，百姓水深火热。赵匡胤就是这样背景下由时代造就的英雄。
这场兵变没有喋血宫门，浮尸遍野，更没有烽烟四起，兵连祸结，而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王朝的奇迹。
如果把大唐王朝覆灭后五代十国战乱比喻为黄河的一次大决口改道，以陈桥兵变为标志，黄河就结束泛滥，乱流归一，以新的秩序走向既定的行程。征南汉，平巴蜀，灭南唐，收吴越，五国三镇割据结束，大宋王朝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又一繁荣时代。
但也正如西方哲人所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以强军攫取前朝江山，为自己江山稳固，就绝不允许他治下有如他本朝创建者那样强人出现，杯酒释兵权，把有可能对他政权造成威胁的人物清除已尽或消灭在萌芽状态，但他忽略了另外重要的一点，有着所谓威胁嫌疑的人物恰恰能够保家卫国，把他们全部消灭掉，一旦外敌入侵，怎么还有招架之功？即便此时大宋早已拥有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火药。
历经166年风雨飘摇，公元1126年，大宋王朝迎来了让它受尽屈辱的“靖康之难”。
这年春节还没过完，金人完颜晟率领的北方游牧大军已渡过黄河，直抵北宋东京开封。大军压境，宋钦宗求和，金军提出的条件是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骡各1万匹、驼1000头、杂色缎100万匹、绢帛100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三镇；以宋亲王、宰相做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其间还有献美少女1500名，称金帝为“大爷”。
“大爷”好称，装孙子就是了，但美女不好凑，因为人都跑了。无奈就献宫女甚至皇室宗女，也还凑不够数，就上街逮还没来得及逃散的半老徐娘，涂脂抹粉、乔装打扮后给金军送去。银子也是这样，国库里掏不出，就从民间搜求或者打开国库以粮食换，以上许诺虽难履行，但咬咬牙也就办了，那割让太原三镇就不是个简单事了。条件落实不了，金人就干脆把城攻下。无奈之下，皇帝前往金营送去降表。金人又不满意，嫌文采不够，提出须用四六骈体，改了四遍，才勉强通过。接着，金人又在斋宫向北设香案，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以尽臣礼，宣读降表。这边钦宗一退再退，那边议和层层加码，看到貌似强盛的大宋王朝身上再也榨不出一星油水，在勉强拼凑出一个傀儡政权后，金军后撤，身后跟着做了俘虏的太上皇徽宗还有皇后宫妃、牛羊，还有同时掠去的医、工等各色技匠。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原来的皇上靠山已指望不上，成了金人阶下囚的昔日皇上还以昔日的皇威四处劫掠给金人赎身，那稍微有点积蓄有点眼光的不跑还等什么？更何况已经有皇族赵构率群臣跑到了余杭，再者，不跑也没地方住了，金人临走放的那一把火还四处蔓延，连平民的宅子也烧起来了。就像决堤后的洪流在后面撵着，南逃北亡的人们，活画出一幅惨不忍睹的流民图，只是这群流民大多不是黄河滩的农人，而多是皇室、贵族、商人。
流散：“长安城一夜走汴梁”
长安十三朝古都，洛阳九朝，开封七朝。战国时魏，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风水轮流转，龙脉怎样从上游长安、洛阳到了开封？民间有“长安城夜走汴梁”传说。一天，长安城来了一个道士，类似河套黑水城一夕覆没前卖“枣梨”的神秘老头？逢人便嘱咐：“喂好牲口，神仙夜里要用。”
神仙给面子用自己的牲口，那是多大荣光啊！无论士人还是贩夫走卒，都不敢怠慢，都在天黑前就把上好的草料甚至豆饼都倒满料槽。满怀心事自然就睡不安稳，半夜起来偷偷瞭瞭，牲口果然不见了。此时，月明星稀，大河入梦。再睡一觉起身，街上已是风雨满城，再看槽枥，牲口又回了，只是大汗淋漓。人们争先去看城墙，只见长安古城墙都倒了，只剩下短短的一截。而在遥远的开封，一处十步长的城墙，则怎么垒也垒不住，“豁口”，如固若金汤的帝国一处薄弱环节。
2015年5月上旬我走访开封，一是看城摞城遗迹，二是寻找“豁口”，陪同我的黄河人衡忠亮笑我说，那是传说，何必当真。我却固执地认为，“豁口”肯定还存在，就如河工中“险工”都建在河弯道首当其冲的“顶冲”，年年加固是因为年年出险。以此类推，这个“怎么垒也垒不起来”的“豁口”，也一定隐身在城墙最坚固的地方，只是我凡间人没有神仙的眼睛罢了。
龙脉既迁，龙人即散。如上所述宋人的逃溃，这是中国历史王朝更迭、社会变迁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一次决口和流徙。“五百人为一队，虏以数十骑驱之，如驱羊豕”。养尊处优惯了的京师人不能徒走远涉，“稍不前，即敲杀，遗骸蔽野。”时人所著《汴都记》真实描述了东京宋人向北一群的景况。羊羔一样瑟缩着、凄惶着，以玉体为朝廷抵账的女眷和歌伎们，抗命不从被杀或自尽的有之，身不由己成为金人妾室或玩弄已厌被送进“浣衣院”者有之。
金天会六年（1128）八月二十四，已经到了金都的徽、钦二宗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身披羊裘，坦露上体，先拜祭完颜阿骨打庙，再举行所谓“牵羊礼”，即献俘仪式。仪式结束，徽宗一行才被喝令从跪着的地上爬起，金太宗完颜晟宣布诏赦，并给两位皇帝派上新的封号，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
金人入宋，除掠夺财物外，还大肆掳掠有技艺的汉人迁往漠北，仅靖康三年三月，中原百姓被迫迁徙者就达15万之多。而更大规模的迁徙，则是向南。高宗赵构南渡之后，时间长达百年，中原族群大量涌入江南、江西、福建，以及岭南、两湖。
就像他们的先祖从羌地高原顺河而下，从上一个河谷到下一个河谷，然后来到黄河造就的这一片丰饶无边的中原。现在的他们则是溯流而上，或斜刺里从这一条河边跑到另一条江边。因为那里没有战乱，且有青山绿水，且还有早他们先逃而至的中原乡党。
随着赵构的逃亡，开封基本上是倾城出动，各行各业，士农工商，王公贵族，庶民百姓。赵构跑到商丘，他们就跟到商丘；赵构跑过江去，他们又跟到镇江。最后跟着落脚到了杭州。
实际上，这样的迁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西晋永嘉年间，一场以争夺皇位为目的的战争持续了十五年，史称八王之乱。战争笼罩下的洛阳城到处是残垣断壁，仅311年洛阳一战，王公及百官一下被杀者就达三万余人。百姓在锋镝之下辗转沟壑，中原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爆发了。此次迁徙方向集中于安徽以及湖北、江西、江苏部分地区，其后，又沿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至今日的赣南及闽边诸地。
中原百家随晋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南渡人口达九十万之多。史上为其定名为衣冠南渡。
《晋书》载：“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
这些被迫迁到南方的中原士民，在远离黄河两岸的东南地区建立了一个王朝，为东晋南朝，是中原文化的第一次南迁。文献记载，南方文化，在汉代时还保留了很多原始的状态，就是因为这样一次南迁，对南方整体发展都产生了影响。一路南下的中原氏族，到泉州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山川地貌与故乡洛阳竟那么相似，就像多少年前撒拉族兄弟从中亚流徙到黄河上游循化的感觉一样。于是，远行的脚步停下了，将此取名为晋江，以遥祝晋王朝平安。当地两条河川，一条命名为晋江，再一条命名为洛阳江，并在洛阳江上建了洛阳桥，定居于此的中原汉人，自称“洛河郎”。
而唐朝初年，也就是公元669年，先是被高宗派往九龙江流域平息内乱，继而又在泉州、潮州建州设县，以后又让老兵在当地退役与土著女人成家的陈元光氏族及其部族，则被闽粤人尊为开漳圣王。从河南固始到漳州，再到台湾，这些陈元光及部属后裔都以先祖是唐朝军人为荣，自称为唐人。从中国台湾再到东南亚和欧美各地，大都延续了唐人这一称呼，这也就是海外唐人街的由来。
河南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说，那时战乱大多发生在有财可掠、有权可篡的发达地区，所以，原先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中原人首当其冲，在战乱中又四散而去。安史之乱的中原移民潮尚未完全消退，接着又是黄巢发动的一场波及全国长达九年的农民战争，中原人再一次踏上南迁之路。
一支由王姓兄弟率领的义军经南昌、赣州进入福建、长汀、漳州，这些义军也大都是固始人。这样，他们就在中原内乱的时候，在福建建立了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把中原科举制以及制度、典章、文化带了过去，对福建到明清时候发展为一个文化之乡打下了基础。
相比而言，与数次迁徙相比，还是宋靖康之难所带来的迁徙规模更大，影响也广泛，以致现在杭州很多传统名吃名艺，像王麻子剪刀，还有什么卖羊血的、卖猪脑子的，还有线绒铺等等，都是河南开封的老字号。
而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历次中原移民迁徙中，伴随着灾难和阵痛所开出的奇葩—客家文化。赣南、闽西、粤东，中原先民一次又一次踏入这片土地，为躲避战乱，以及防范当地土著的侵袭，他们用中原的技术建起了一座又一座高宅大院，客家围屋或者客家土楼。来自中原的先民，遥望中原故土，固守在这高墙大院内，他们知道自己是客人，所以自称客家。
到过福建客家农村实地考察过的河南省作家张宇说，到那里，“我才似乎见到了真正的河南人……一下子打通了，我就看他的风俗，就是文化，就是生养死葬，怎么哭，怎么纪念，生了孩子又怎么高兴，表现形式完全跟我老家农村一模一样，甚至还地道，惊人的相似。”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客家人顽强的沿用中原方言，并吸收、融汇当地土语，形成了保持中原音韵而又有别于中原的自成体系的客家方言。
那些几乎失传的中原遗风，在客家围屋里被重新发现了。
以张宇理论看，这个流散，这个把根留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淤淀：粮食、农业，华夏性格试探
从菏泽走进河南，再从三门峡回到齐鲁，徜徉中原大地的黄河两岸，觉得每一步都会踩到哪一位历史人物头上。随便找个地方挖下去，说不定就会掘得一个史前的陶罐或者史后的砖瓦。如果什么也掘不得，那10米以下的泥沙却肯定是历史性的，想十万年、百万年来黄河切割高原的黄土，层层叠叠的历史性泥沙，在其上是掳掠；在其下，则叫积淀。
这种感觉，尤其是从琳琅满目的河南历史博物院和古墓坑出来的时候，尤其强烈。
坟墓里出土的东西看久了，惨白日光灯下的墓道里出来，人们才知道，生活在阳光下是多么好啊！好想到阳光下河滩上打一个滚，翻几个跟头；好想跳进黄河里泡泡，好冲刷一路走来的积尘，好吐出同样淤积在胸口的泥沙！
车上黄河柳园口大坝，原以为能看到浩荡东去的黄河，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翻滚的麦浪。一望无际的即将开镰收割的小麦，已经有远处来的开着收割机的麦客走在路上，这是“滩地”。洪水过后的滩地松软，墒情好，又无杂草，又肥又湿润，只需撒下种子，便是丰收在望。而次年收获，恰在大汛到来之前。不了解河性的人都知道洪水是害，却不知道河民对洪水有着迷信般的依恋。尼罗河先人的说法是，只要洪水不来，疟疾就来，那可能仅是个托词。问题的实质是，洪水不来，就没有生发庄稼的泥沙。
所以，即便以后政府给上好的政策，也难撵走滩区的农庄。以致到20世纪90年代末，滩区村庄还有2030多个，黄河水一涨，滩地就是麦子囤啊！就一季，也够吃一年的了。以牛拉犁，以铁镢翻地，刀耕火种的劳作方法，自神农氏最早在黄河滩用树枝划出那一条浅沟，到农业革命时的牛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就像农家研磨粮食所用天井里的石磨、碾棚里的石碾一样，一直延续两千年后人民公社解体后的农村责任制。
以小麦播种为例，那时都用耧耩。一人在后面扶耧，二三个人在前面拉，麦种就在耧斗里，随着蹒跚前行的耩子把种子播进田里。条件好一点的以驴拉耩，一般农户则是人工。而在人不能插足的黄河滩新淤地上种小麦，干脆双膝跪地，穿以柳枝或芦苇编的“脚蹼”爬着播种。如《史记》所述“泥行乘撬”。或者以手撒种，撒过去后再使扫帚掠一遍，使种子稍微敷一点泥土或使之落入地面的干缝，所以第二年长出的麦子，不成垅不成畦的，而是成片。第二年收割，一镰下去，割也不透。
对于这种割不透的麦子，东平湖农民则以铁铲代替镰刀。装有短柄的长木按上铲子，短柄顶在腰间，铁铲以全身力气推进……
相比之下，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可不用这么认真，他们只把种子扬进去，再把猪群赶到淤泥里践踏一番就行了。
是的，一把铲子，一把种子，就能产出粮食，有了粮食就有繁衍，就有战士，就有胜利。炎黄大战中黄帝之所以打败炎帝，就是因为他更有粮食。
是的，粮食。地处关中平原腹地的陕西武功县有周人始祖后稷教民稼穑的遗迹，专家考证，人文始祖黄帝生活过的姬水，就在武功漆水河一带。四千年前，后稷在此教民稼穑，树艺五谷，留下来教稼台和后稷宫。
宫殿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是：“粒食万年”，恰合多少年之后联合国粮农组织理念：“粮食第一。”既然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河滩土地金贵，那荒山薄岭就更金贵，即便苇笠头、老婆腚大的小块，他们也不放过，也要让它们长出粮食。
这和《圣经》所述从埃及地走出的以色列人在七年一轮的安息年让地荒一年使其休养生息一年的习俗，无异天壤之别。
粮食让中华儿女铸剑为犁。从采集到耕种，再到施肥、浇水，再到落户立村，与其说是他们驯化了五谷，不如说是五谷驯化了他们。在五谷、菜蔬、肉蛋各色食品中，他们独爱粮食；在自然万物中，他们最爱庄稼；在工农兵学商九艺十八作中，他们最爱种地。粮食养活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听天由命的性格。他们有时也抬起头望天，更多的时候却是俯身土地。
他们坚信，再凶残的侵略者，也不会把枪口对准一个田野里埋头耕作的农夫；再贪婪的统治者，也不会把村庄民居当作战略目标。属游牧族的蛮夷之所以蛮之所以无理，是少吃了五谷杂粮。即便大字不识一个，他们也都会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胼手胝足、面向黄土背朝天，正是母亲河养育中华儿女的标准形象。是的，这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勤劳、最隐忍、最安分守己的一族，不会冒犯他人，受了冒犯也是一忍再忍。他们唯一的弱点是排外，因为土地和垄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局促的耕种空间，多一个外人就意味着他们少了一份口粮，但一旦商品经济洪流涌来，他们也不拒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带来的富足和快乐。
居国之中、黄河之南的这片黄河造就并一直润泽着的土地，自三皇五帝时期成为群雄逐鹿的中心，一直处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核心。那时，中原多战乱，为什么？中原多可耕地。国家围绕土地资源建立要塞、城邦，四夷要夺天下，必占中原。然随着政治中心南移或北移，这一黄河两岸便失去它延续几千年的优越。特别是市场经济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以看不见的魔力，也把河边农民从宗法、家庭、伦理以及旧有的生产关系、传统习俗中，生拉硬拽地抛离出来，让他们若有所失，又让他们时有冲动。深厚的文化积淀与腾飞的经济大势，开放的海洋经济与封闭的内陆文化圈，优越的过往与不相适应的时代变革，这一切都交织于一起，使他们前行的步履少了激情的轻快，更多探寻的稳健。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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