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片落叶
作者：欧朝阳
孙家栋教授是我们的博士生导师，他治学严谨，态度温和，深得同学们的敬仰。有一次在外科流动站，一位女博士把两个同名同姓的病人搞混淆了，张冠李戴，差一点儿闹出人命，孙教授大发雷霆，弄的女博士泪水涟涟，下不了台。研讨会结束后，大家在宾馆举杯庆祝，孙教授的心情才慢慢地平复下来，酒席间，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件自己的往事。
八年前，我和爱人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国外做学术交流，忽然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我心情烦乱，请了三天短假，一个人坐飞机赶回了国内。航空轮触到地面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六点钟，在拥挤的行李架上，我把随身携带的行李箱提出来整理了一下，就急匆匆地走出了候机坪。
周围光线暗淡，树影绰绰，路旁的指示灯一闪而过，靠在出租车后面的座位上，我瞌睡的直打盹。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主席台下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那是参加年终表彰会的职工代表。
“小孩子怎么坐到台上去了？”有人问。
“你不认识，那是二公子。”旁边的人说。
工会主席是父亲的老同学，他摸着我的头问，“孙厂长，儿子多大了？”
“刚上初中，”父亲笑眯眯地瞅着我说，“帝王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就喜欢我家老二，文文静静，又机灵，又好学，不像他姐就知道打扮，也不像小三儿那么匪。”
“师傅，”司机猛地一踩刹车，把我晃醒了，“我对轧钢厂不熟悉，只能拉您到这儿啦。”
十月的天气已经有了浓浓的寒意，道路两旁的梧桐树上，枯黄的秋叶在纷纷地飘落。拖着行李箱，我走在轧钢厂的街道上，刚才在新城广场看见的那些琳琅满目的酒楼、超市和摩天大厦与这里肃杀冷清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些往事。
父亲和母亲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是同学也是邻居。父亲学的是冶金工程专业，分配到了轧钢厂，母亲学的是药剂专业，分配到了制药厂。三十多年来，轧钢厂由一个五千人的中型小厂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十万名员工的国家级明星企业，父亲也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分厂领导，一步步地升迁为总厂长，那是父亲在精神上最愉悦的时期。
一排排老式的楼房整整齐齐地横在我的眼前，这是当年父亲盖下的职工楼，那时候多么气派，而现在就等着拆迁。门房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脏兮兮的没有人。我家住在三号楼二单元一楼东户，门楣和门框上还贴着去年的旧春联。门扇半掩着没有锁。我推开门看见客厅里，五十岁的老弟弟正躺在长沙发上酣睡，听见响动，他扭过光秃秃的头。
“怎么不关门？”我问。
“大教授回来了。”弟弟懒洋洋地坐起身，并不正眼看我。
“姐呢？”我问。
“和老刘买尿不湿去了，”弟弟说，“超市今天清仓，十点后恢复原价。”
看见保姆的房间和厨房都空荡荡的，我问保姆人呢？
“早上和姐大吵了一架，撂挑子不干了，”弟弟抠着眼屎说，“就你一个人回来？”
“你嫂子回不来。”我说。
放下行李，我来到父亲的卧室，昏暗的灯光下，已经快九十岁的老父亲躺在里面的双人床上，盖着厚被子。他身材高大，面容憔悴，脸形极其消瘦，两只眼睛凹进去就像两个深坑，嘴里已经没有了假牙，腮帮子都瘪了，脖子上的青筋塌陷着。虽然阳台上的门和窗户都敞开着，气味还是很难闻。
“爸，我是家栋，我回来了。”我把嘴伏在父亲的耳边说。父亲目光呆滞，一声不吭。我连叫了好几遍，他都没有反应。我叹了一口气，又回到客厅。
“爸什么时候不认识人的？”我问。
“早不认识了，”弟弟低着头，玩着他的手机，“你走的这些年，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两年前大小便失禁，全靠保姆一个人伺候。”
“为什么她要和大姐吵架？”我问。
“嫌钱少呗，”弟弟说，“这次是因为她不精心，喂饭时把稀饭灌进了爸的气管，弄成了肺炎。我们在医院住了十天，昨天下午，医院才把我们赶出来。既然你回来了，就给爸看看吧。”
我从行李箱取出听诊区和血压计，给父亲做了心肺听诊，测了血压，又按了按他的肚皮、下肢和脚踝，父亲的心肺功能已经完全衰竭了。
“老衣准备了吗？”我问。
“都在柜子里。”弟弟打着哈欠。
“你吃饭了吗？”我从行李箱取出快餐盒，弟弟也不客气，他坐在沙发上，一边看手机，一边吃光了我拿的三盒快餐。回到父亲的房间，坐在床旁的凳子上，我默默地看着那张灰暗的消瘦的脸发呆。
上世纪九十年代，企业改制，工厂面临破产的窘境。那时候我刚上研究生，寒假回来时大姐告诉我，父亲和一帮老同学在招待所吃饭，他心情郁闷，喝酒喝的酩酊大醉，导致急性胃出血，送到厂卫生所处理不了，拉到市医院紧急抢救，下了三腔双囊管，灌了冰盐水，总算保住了性命。两周后，从制药厂光荣退休的母亲陪着父亲回到家里，叔叔和阿姨们都来探望。
“老孙，”工会主席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说，“你和淑芬都想开点儿，让年轻人折腾去，这是国家的大势所趋。人就像这树上的一片叶子，一碴接着一碴，咱们都老了，枯萎发黄了，就等着凋零了。”
快中午时大姐和姐夫回来了，他们提着蔬菜和一大袋尿不湿、护理垫。
“专家总算露面了。”大姐不冷不热地说。我“嗯”了一声。
“孙教授，”姐夫姓刘，他阴阳怪气地问，“您在国外学的什么？”
“说起来很复杂，您可能听不懂，”我也没有好心情，我说，“我学的是器官移植，临终关怀，还有各式各样的外科手术。”
“那咱爸有救了。”姐夫笑道。
“大夫怎么说？”我问大姐。
“他们说，准备后事吧，”大姐撇着嘴，“我看，医院就是把咱们的钱花光，然后往外赶。”
“我也看了，真没办法。”我说。
“您是首都的大教授、大专家，您能没有几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姐夫问。
“人老了，器官衰竭了，神仙也没办法。”我叹着气说。
外甥女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又黑又胖，还没有对象。
“叫舅舅。”大姐说。
“舅舅。”外甥女木讷地说，看的出，她很自卑。大姐和姐夫要回家给她做饭。
“到外面吃吧，我坐东。”我说。
“不了，”大姐压低声，“你哥的牌友给你外甥女介绍了个对象，等会儿要见面，我和你哥给她把把关。”
外甥女噘起嘴，满脸地不高兴，我无话可说。放下尿不湿和护理垫，他们全家人都走了。我请弟弟到街道的饭店里吃饭，菜一上桌，服务员刚走，弟弟就把脱的光秃秃的头埋在双手里，呜呜地大哭起来。
“你干什么？”我问。
“哥，”弟弟说，“我很烦啊，我想喝酒。”
十年前弟弟就离婚了，儿子跟了前妻，这对父母打击很大，尤其是一生都很好强的母亲，我一直怀疑这是母亲突然离世的原因。
“不能喝酒，”我说，“爸现在处于昏迷状态，随时都会走，你不能一天到晚喝的醉醺醺的。”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混到了今天这步田地？”弟弟把光秃秃的额头在桌沿上磕的“咚咚”地响。
吃完饭，弟弟的心情好了一些，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王叔还好吗？”我问。
“哪个王叔？”弟弟说。突然，他想起我问的是工会主席。
“三年前就走了，我和姐参加的追悼会，”弟弟说，“现在，厂里的老人都走光了，就剩咱爸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他是这世上最后的一片枯叶。”
出了饭店，弟弟让我先回家，他要到银行取保姆的工资。我给父亲带来了春卷和小笼包子，但父亲始终不张嘴，一口也没吃。弟弟回来了，唉声叹气。
“还得把保姆请回家，没她真不行。”他打开手机，约保姆到家里来领工资。
快七点钟，保姆来了，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五十岁的农村妇女。弟弟把厚厚的一沓红版钞票递给她。
“你数一数，”看着她数钱，弟弟说，“你
能不能再坚持半个月，容我们找别人。”
“大兄弟，”保姆的唾沫星子乱飞，“不是我不干，是你姐太霸道，她平白无故地冤枉人，欺负我，”她犹豫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还有，我实话实说，您父亲有点儿老不正经。”
“你说什么？”我也发怒了，“你还想讹人？”
“大哥，我不撒谎，”保姆说，“他老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我男人走了五年了，我是没办法才来干保姆的。”她把数好的钱装进口袋，气哼哼地出了门。
傍晚，大姐提着裝鸡汤的电饭煲来给父亲喂饭。我问外甥女的对象怎么样？大姐阴沉着脸不啃声。父亲始终都不张嘴，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大姐的脸，嘴里咕哝着，“你是谁？”
“我是您女儿。”大姐没好气地说。
“你妈呢？”父亲问。
“妈走了十年了，”弟弟说，“哥，你看爸是不是又疯了？”
“这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的表现。”我说。
整整一天，父亲都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他时而发楞，时而睡觉，表情呆板的就像一具僵尸，我们都没办法。晚上，我让大姐和弟弟都回去，我一个人睡在父亲旁边的单人床上，那是十年前给母亲买的多功能护理床。迷迷糊糊中，我看见弟弟冲着我大喊，“妈走的时候，你在哪儿？”
“难道我容易？”我委屈地说，“我在国外留学，竞争压力多大，你知道吗？”
“妈预感自己不行了，临走时给爸找了一个保姆。”大姐哭着说。
“我知道，叫陈阿姨。”我嘟囔着。
“你知道个屁，”大姐说，“轧钢厂宣布倒闭，小弟离婚，妈去世，这是对爸的三重打击，爸从此一撅不振。妈走了三年，你回来了，你回来有什么用？”
我无话可说，我只能沉默。一会儿，大姐和弟弟的情绪冷静下来。
“陈阿姨是妈的远房表亲，和妈长的有点儿像，”弟弟说，“五年后她得了脑溢血，也走了，我和姐实在没办法，从家政公司请了现在的张保姆，那天爸很生气，他看见保姆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出差也不说一声，等的我好苦。”
“人倒是很勤快，也舍的出力气，”大姐说，“就是不断地要求涨工资，把你给小弟寄的钱几乎花光了。”
睡到半夜，我听见对面的床板上“咯吱，咯吱”地响，我爬起来，打着哈欠走过去，把父亲的被子揭开，看见他的身子下面屎尿横流。我本能地捂住鼻子，却没办法操作，只好忍住气味，把他的腰抱起来，一点一点地翻过身，用卫生纸给他擦屁股。再打来一盆热水，用温毛巾轻轻地擦试他背后的褥疮。父亲已经完全皮包骨头了，他躺在我怀里，嘴角瘪进去，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让你妈来，”他嘴里咕哝着，“你妈换的好。”
“我妈都走了十年了。”我一边给他穿尿不湿，换护理垫，一边气喘吁吁地说。盖好被子，提着换下来的脏东西丢到外面的垃圾桶里，我走回来握住父亲的手，我感觉他的鹰爪一样的大手很冰凉。
“爸，睡吧！明天会好的。”我心里想，明天真的会好吗？
天蒙蒙亮时，秋雨悄无声息地下了起来，阳台上的窗棂被秋风吹的吱吱乱响。我披上外衣，走过去把窗户关上，在阳台搬过来一把破藤椅坐在上面，睡意全无。望着病榻上弥留之际的老父亲，我的脑海里翻涌着儿时的记忆。十点钟，大姐和弟弟都来了，跟在后面的姐夫提着油条和豆浆。父亲还是不吃饭，不喝水，他木呆呆地望着我们姐弟三人。
“您吃点儿吧，您不吃咋办？”弟弟急的快要哭了。
“爸，您最喜欢的家栋回来了，您还在等谁？”大姐问。
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他慢慢地闭上眼睛，鼻子里的气息越来越微弱。十二点了，淅淅沥沥地秋雨变成了一场暴雨，卷着狂风，哗啦啦的越下越大。突然门开了，保姆回来了，她来取东西，她把雨伞撑在客厅里，也不说话，径直穿过父亲的卧室，去阳台拿自己的毛巾和牙刷。父亲睁开眼，抬起头，脸上忽然有了一丝红润，他的两只眼睛充满光泽，目光直勾勾的跟着保姆转来转去。
“淑芬，”父亲清晰地说，“你怎么不理我啦？你看，孩子们都大了，你也不用操劳了，快过来，咱们睡吧。”
保姆冷冷地盯着他，父亲无力地把头歪下去，慢慢地躺平，闭上眼睛，安祥地睡着了，却也是永远地睡着了。
“你看，我没撒谎，”保姆说，“他就是这样叫我的。”
“你叫李淑芬？”姐夫问。
“不，”保姆说，“我叫张淑萍。”
“别臭美了，”大姐的眼里忽然噙满了泪水，她大声地说，“李淑芬是我妈，他一直在叫我妈的名字。”
原来这十年来，父亲一直把保姆当成了我们的母亲，这是他能够坚持活下来的唯一的精神支柱。
2023年1月1日
作者简介：欧朝阳，男，54岁，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医院主治医生，喜爱文学创作十余年，在各种市区媒体上发布多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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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体裁：现代诗、散文诗、散文、诗歌评论、古诗词赋、报告文学、闪小说、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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