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的线

刘万成

       小时候从未放过风筝。今年“五一”长假中，我和家人一起在木王国家森林公园门户广场上放风筝时，风筝到了我的手里，要么瞬间落地，要么贴地胡跑，要么斜窜数步，十有八九不会凌空盘旋；而每当孙子把风筝放上高空时，我都会暗自瞅着牵在孙子手里的那根几乎看不见的细线发呆。

      从前这方圆几十里内，人稀草木深，山高皇帝远，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鱼有多高，人有多高。沟沟岔岔，半坡山腰，密林深处，岩洞崖畔，散居着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来自长江流域的九省十八县的住民，总共不足百户千人。南腔北调，巴楚风情，“洋芋糊汤疙瘩蔸火，除了神仙就是我”，一直是山里人的乡土幸福观。到我呱呱坠地那年九月，山里开始倡导“每户种一升核桃”。第二年便是“大跃进”了，社员集体“吃食堂”，大炼钢铁热火朝天。第三年“人民公社化”时，“一平二调三收款”。自我记事到1976年以前，山里连续搞了十多年轰轰烈烈的学大寨、大批判、演节目和割尾巴的结果，倒是“一转一闹，二靠三响”（家里石磨子转；年年闹饥荒；用钱靠救济、吃粮靠返销；尻子上火镰子响，嘴里苞谷花子响，以及脚上苞谷壳子响。）远近闻名。

      那时山里夜行打火把，读书靠点“枞亮子”，感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的“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人们住的多是垛木为墙的石板屋，洒落山间的木架竹壁、“千脚落地”的茅庵草舍，以洞为居抑或崖畔结庐的“岩屋之家”随处可见，土墙瓦屋少得可怜。夜里将息多是土炕，麦草垫底，芦席罩面，一床薄被子拉扯盖，人把床铺叫“窝场”。平日里，人都身无分文，布票、棉证都很有限，一年难换一身新衣，常把穿衣叫“遮羞”。在家“内新外旧”，出门“内旧外新”，同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三夏酷暑，男人干脆光脚丫子打赤膊，甚至不少人的白衬衫上，隐约可见“日本尿素”的字样。数九寒天，滴水成冰，葛麻草鞋，一身单衣，人被冻得“猴子啃大蒜”。因了一年上头食不饱腹，几乎家家户户“瓜菜代”，有的得拿“观音土”充饥。乡亲们便把吃饭叫“度命”。那时交通运输是空白，日常货运叫“担脚”。直到1969年“襄渝铁路”开工建设以前，山里最好的交通工具，仍是人与扁担、背架、驮架、打杵、脚稳子和一根绳索等工具的组合体。光是送一趟公购粮就得五六天，羊肠小道、肩扛背驮，翻山涉水、晓行夜宿，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负重而行，犹如暴风雨前的各路蚂蚁盘蛋。

      然而，这种贫穷落后却使他们普遍养成了勤劳坚韧的独立人格。男尚质朴，女尚贞顺，布衣蔬食，终岁胼胝，从不怨天尤人妄自菲薄。仪尚文简，交际尚厚，疾病相扶，守望相助，遵礼仪而乐恬退，躬孝友而敦朴实，重信义而存骨气，笑懒不笑穷，笑脏不笑旧，笑偷不笑讨，从不眼皮子浅把日鬼弄棒槌当本事。直到漂泊了四十多年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这种起源并传承于本乡本土的“知廉耻、不堕落，人穷志不短，有智吃智，无智吃力，求人不如求己”的平等生活理念，赐予了我耿介、坚韧、好学的心性，且让我至今受益良多。因而每当有人笑我“如今都啥时代了，你还想去种你那一亩三分地”时，我都会想起故乡这难以忘怀的山水人风，以及《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言：

       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

      由是纵观古往今来，金钱无罪，怀贪其罪。而今人多心浮气躁，经不住米汤起点儿皮：有的腰里有点钱了，便以为自己就是过去的“瘪三”当了“爷”，谁都不在眼里夹[gā]；有的提了个副科级，坐无坐相、站无站相，走路时身子一歪一歪地打起了横，大伙儿一块吃个饭，总想踅摸坐上席；有的认识了几个带长的，说话就满口，行为很张狂，似乎“老子天下第一”了……凡此种种，似乎无一不在自我感觉上发生了“豹变”，却殊不知很早以前这山里人就懂得了“人是人、鳖是鳖，人狂无好事，狗狂豹子拖”的道理。

      美国教育家杜威说，乡土教育是一种“全人的教育”。其实，质朴的乡土情怀一如风筝的线，它是人文精神的归依。若非故乡这地形、地质、气候、水文、土壤、生物、交通、聚落、文化、习俗、语言、歌谣以及技能和情意等人文基因，早已融入了我的血液和骨髓，那我也将是一只随风飘摇的风筝。

（原载2020年《精短小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