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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歌从1945年的延安开始传唱，跨越了无数个春秋，值毛泽东诞辰129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再次唱响，依然感到亲切、振奋、大气磅礴，这是一位时代伟人在百姓心中折射出的光辉，是共产党人在群众心中树立的威望。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延安期间，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很多工作，除理论建设以外，还领导了抗日游击战、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浪潮，指挥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让国人和世人认识了延安，认识了共产党人。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1946年，延安人民向毛泽东赠送了“人民救星”匾。今天，选取毛泽东两件小事，让我们再次来感受这位伟人的胸怀与柔情。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
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东关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主席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刘长贵抢答：“我十四、他十五。”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主席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您是毛主席！”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主席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做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位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比画教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
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潜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
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终于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
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石少华说：“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哩。”“对！对！”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石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相逢。
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如果说共产党人有什么“特长”，那就是像毛泽东同志那样，视人民为父母，待百姓如亲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同志曾讲，他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忍不住流泪；二是跟过他的通信员，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难过得掉泪；三是听说妻子贺子珍负了伤，要不行了，掉了泪。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
在这段急行军中，贺子珍跟随“干部休养连”行军。土城恶战之后，红军在瓢泼大雨中走了三十公里，来到白沙。即将临盆的贺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里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这是她和毛泽东的第四个孩子，这天是1935年2月15日。红军只在白沙停留一天，贺子珍无暇照顾孩子，只好把孩子留下。
当她就要被抬着上路时，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把女儿裹在一件外套里抱给她看。钱希均让她给女儿取个名字，贺子珍不住地流泪，摇摇头，说她再不会见到这个孩子了。果然，收留孩子的老人没有奶，三个月后，孩子浑身长疮化脓，不久就夭折了。
后来，钱希均向毛泽东讲述贺子珍生孩子及孩子的情况，毛泽东坐下认真地听着。毛泽东听了钱希均的介绍，凝视着躺在担架上的爱妻清瘦的面庞，深感愧疚而自责。毛泽东走到贺子珍身旁安慰：“子珍，我们为了穷苦大众的幸福，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幸福;为了人民的下一代，不得不丢掉自己的下一代!听你们说张二婆行善心肠好，把孩子寄养在她家你放心，我就放心了。根据地建立了，条件好了，我们再把女儿接到我们身边吧。”
贺子珍产后两个月，灾难再次降临到她头上：她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差一点丧命。
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组稿：姬静
本期编辑：李晓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