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不朽的金桥（连载之四）

张兴源

                          第四章

         杏子河流域治理工程：

         永久地雕刻在黄土地上的工艺品

        出身农家，而又长期工作在基层，马瑞卿同志对于志丹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极端恶劣具有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社会，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远离人类野蛮与原始状态的高级社会形态，是一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设与经济基础高度和谐、高度适应的社会，也是一种的人素质极大提高、人的潜能尽情发挥的接近于理想状态的社会。但事实是解放若干年来，在志丹县这块土地上，却并不曾发生经济增长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相适应的质的变化与飞跃。牛耕地、羊踩场，水土逐年流失，大地日趋贫瘠。

        如何改变这一切不相适应的状况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有“跟土地对话”这一条路可走。

        ——真是天遂人愿。也就在马瑞卿同志担任副县长，主管农业，并且准备下大力气把“土地”这篇文章做好的当口，联合国粮农总署在志丹县的杏河镇确立了杏子河流域治理援助项目。马县长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头扎在杏子河川，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一同勘察，一同论证，大有干不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便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慷慨与悲壮。

        治理杏子河流域，按照联合国与我国签署的合同要求，主要内容，一是关于修造梯田，并规定了梯田的相应宽度，联合国要求种草的2米，种树的3米，种植农作物的6米；二是关于治理的时间，联合国确定为每年秋收之后的冬闲时间；三是关于治理的区域，联合国确定为在流域区内分散治理。

        这三点治理方案一经公布，即刻引起了流域区内群众的普遍骚动。主要是对于窄条梯田，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实，早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志丹县农村就曾断断续续地修过梯田，所以修梯田本身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但过去的梯田之所以耗时长、用工多而效益甚微，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梯田的幅度太窄。当地农民说：“窄条梯田，天旱是个火塄，雨涝是个草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我们不怕流汗，就怕白干。”

        农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也就是政府的利益。马县长果断决定在杏子河流域治理工程中进行“三改”，即改窄条梯田为宽幅梯田，每道梯田最低不可低于20米；改一季治理为全年治理，这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利用；改流域区内分散治理为集中治理，工程的主体部分集中在杏河镇的王砭、杨条等几个行政村。

        马县长的“三改”方案一出台，尽管大多数群众满心欢喜，但不少同志还是从不同角度出发，提醒马县长慎重考虑。显然，改变联合国专家的方案，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弄不好影响马县长自己的政绩和前途倒在其次，说不定还会使联合国专家对中国产生不应有的不良印象。再者，任何一项“为民造福”的事业，要想得到“民众”百分之百的满意和称许，也是绝然不可想像的。“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嘛！而况窄条变宽幅，投工量势必加大，一年四季集中某地治理，也势必引起流域区内那些短期内不能受益的群众的不满情绪。

        但马县长却说：“活成个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就不要怕人说三道四。只要不是为自己谋私利，而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的事业真正干好了，群众也从最实际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得到益处了，那么，反面的议论自然就少了，说不定在享受这份事业带给他们好处的时候，还要暗地里念叨你几句‘好人’嘿。‘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认定的事就不要三心二意，左顾右盼，患得患失。干！一切伟大的事业，差不多全都是在各种各样有褒有贬的议论声中干出来的！”

        在提出“三改”方案的同时，马县长还确定山、水、田、林、路一次性综合治理，力争“造一块田，开一条路，富一方民”。所有这一切理念性的东西，搁在书斋中并不典雅，拿到科学的殿堂上也不高深，而能把自己的成熟思考果断地应用于实践，则仅有书生的谨慎，科学的缜密，还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智慧，需要胆识，更需要对人民群众的深厚爱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不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的思考与科学的决策，也是一种无形而又潜能巨大的生产力！

        是的，科学的决策也是一种生产力，这在几年以后流域治理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应证。当初不是还有不少同志因为马县长擅自改变联合国方案而为他捏着一把虚汗吗？而几年以后，当联合国粮农总署的官员和专家们前来验收的时候，却出人意料地竖起了大拇指，“哈罗”过后便一个劲地“ok！ok！”，脸上的笑意因为太多太浓而堆积不下，不得不把这感染了陕北纯朴民风的笑意延伸到脖颈上去。

        须知，联合国援助的治理项目不止杏子河流域工程，仅在陕北，除杏子河流域治理项目外，还有安塞、靖边、米脂等好几处，而只有杏子河流域治理项目得到了联合国官员与专家的一致首肯，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嘉奖，马县长本人也得到了农牧渔业部的表彰。1990年2月下旬，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在杏河镇王砭村视察之后高兴地说：“这就是陕北的方向！”有记者在其所写的报告文学中，盛赞杏子河流域治理工程是“雕刻在黄土地上的工艺品”。

        杏子河流域治理工程虽然划上了圆满而美丽的句号，但志丹县农村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大工程却并不曾就此止步。马县长的继任者高合元同志跟他的前任一样，把自己的办公室移到农家的田头和炕头，让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怀，温暖在他们心头。从而赢得志丹人民的高度信赖和群众的极好的口碑。不过，当笔者请他谈谈自己的时候，这位跟马县长一样憨厚朴实的新任县长却婉拒了：“我们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只要为党负责了，只要群众满意了，宣传不宣传都一样。”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突发奇想：如果说笔者所谓的决策也是生产力的“理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一种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优良的工作传统，是否也是一种生产力呢？唯愿读者诸君幸勿将此话当作梦呓，当作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则笔者亦幸矣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