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龙街往事钩沉

文/劲 挺

         诗人、书画家远村先生给我发来了一篇海瑜先生的文章，写的是蟠龙街的人和事。蟠龙街是海瑜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他姓刘，我也姓刘，早先我们是一个祖先一家人。读完他的美文，令我非常感动，忽然觉得我也有些话要说，不妨步他的后尘，也写写我记忆中的蟠龙街。

         说蟠龙街，先得从我们圪驮村大刘家说起。圪驮村，早先叫凹凸里，现在的村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村人觉得这两个字难认难写，是我父亲和二大刘孝明等人根据大家的意见，按村名发音改造而来的。

        早先，刘姓村民从山西移民到蟠龙这块地方的时候，自称大刘家。最早落脚的地方就是圪驮村，而后是刘家老庄，再后来陆陆续续向蟠龙周边拓展，在清朝中后期，圪驮村人修建了蟠龙街，一条由北向南的窄狭巷子，八个刘姓村子相约开了蟠龙街市，设立义仓，牙行，逢四九日集。集市上的交易规则由周边的刘家人制定，收税，牙行等人选都由刘家人担任。当时交易斗米收一合到三合（根据年谨丰欠调整），纳入义仓。义仓就设在民和店西南侧李灯台家（后来窑洞典给了杜钢锤）右上方，共两孔窑洞。我记事的时候，义仓在扩建供销社时拆毁了，但牙子还有，其中三个人较有名：脏子，丑娃，喜春子。喜春子是圪驮人，另外两人分别是刘家坪和新庄窠人。民国之前，蟠龙街属安定县管辖，是县域最南端的大镇子，行政区划为安定县中顺二都。集市贸易的活跃让南门滩河对面的延安县人非常眼红，他们想抢夺集市贸易的控制权，把状告到延安府，府尹派员前来调查解决，调查员和稀泥，拿两只碗，让当事方的乡老各挖一碗泥土，称重量解决胜负，结果是蟠龙人胜出，维持了蟠龙市场的运作。这是老人们给我讲的一个传说。但是，蟠龙街从什么时候有了名字，没人能说清，我们村万佛洞的明嘉靖四年石碑上錾刻的是中顺二都。证明在明代，还没有叫响蟠龙这个名字。 

         蟠龙街和圪驮村同居一座山根，蟠龙街居龙首，圪驮村占龙身，最后的魑龙岭顶峰是龙尾。传说在上古以前，从蟠龙街开始一直到柏树山，全部是苍松翠柏，非常优美。有一天，一个西藏来的老喇嘛对村民说，村里风水不好，头枕一条恶龙，会时常兴风作浪，不把这条恶龙的筋斩断，将来你们的儿孙永世不得太平。村里人听信了他的话，在村子北梁上开始挖龙筋。头一天挖开沟渠，第二天就自动合上了。老喇嘛念了一段咒语，指导村民白天黑夜地不停挖掘。最后挖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挖出了一根白白净净的有水桶粗的芦苇根。喇嘛大喜说，挖到龙筋了，只要斩断龙筋，以后就太平了。于是喇嘛继续做法，让村民们拿着快刀利斧不停地砍，龙筋上流出汩汩鲜血，将东西两边儿的山坡地拉开了条红色的崾险。谁知，龙筋被斩断，此后的蟠龙街更不太平，连年战乱，蟠龙街人口锐减，明清时期，人们流离失所，一度路断人稀，人们的日子越过越难过，后来大家才意识到是这个妖僧断了龙脉，害了大家，于是便在山上开始修庙镇妖。年复一年，从山下的龙首处开始修庙，逐年修，一直修到了龙尾的魑龙岭主峰。这个故事虽然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依据，更无法考究，但通过它能让我们品味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1936年，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出延安后，边区政府把蟠龙街划给延安县管辖。从此，蟠龙街成了我们那块地方最繁荣的文化政治中心，区政府，完全小学，医院，邮局，供销合作社，信用社，手工作业社等一应俱全。 

   蟠龙镇并不大，五十年代，撤区成立人民公社，将贯家屯和下坪乡分出去后，镇上只管辖有二十余个村庄。镇子坐北向南，左右两条河在南门口下方相交后经姚店汇入延河。镇子的身后是一条山梁，叫魑龙岭（柏树山）。相传，山上有宋相潘仁美埋下的聚宝盆。沿山有寨子峁，东岗梁。都是有故事的地方。山上山下都留有上古时候的许多人类居住遗址，村民手里也有数量可观的石器陶罐，是延安市重要的古文化遗址之一。一道山梁，随便走走都可能踢出数千年遗留下来的文化符号。

          我熟悉这座山梁，小时候在山上种过地，掏过小蒜，挖苦菜，砍柴，打山鸡。山的最高处，有一个木头航标架子，架子下方有一个不太大的洞口，深不可测，周围有些残砖烂瓦，还捡到过两块龙纹瓦当。有一次在坡上看到一块石碑，刻着魑龙岭，重修庙宇的文字。我父亲说早先山上庙里有石头神像，警四旅驻我们村时，把庙给拆了，神像扔到了沟里。我给我的两个兄弟说，赶紧把石碑抬回来，好保留一些地方资料。他们没当回事，后来再去时，石碑已了无踪影。

         我估计，蟠龙这个名字是根据河流山形走势来的，其他说法没有依据。

       蟠龙街周围现存的名胜古迹很少，河的对面有一座寺台山，山上原来有庙，文革时庙被毁了，再靠南一点有大寺沟和小寺沟，可能也有过庙，但是目前什么都看不出来了，而最有名的是圪驮村的万佛洞。万佛洞是北宋年间开凿的一个石窟，里边有上千尊石雕佛像。这些佛像造型逼真，非常精美。窟中三座主佛，一佛二菩萨高大华丽。从庙里的石碑上看，在明代嘉靖四年，我们刘姓祖先刘让带领子孙们数十人发愿重修千佛洞，在这座庙窟里重新修了主佛像和対洞窟进行彩绘。道光五年，村民又对庙宇进行修葺，增供了两个泥塑的侍女。破四旧时，我们带着一帮小孩将窟里主佛像摧毁。后来村里人把残佛像找回，堆在庙里，结果，刘家坪的一个北京知青把那些佛像再次扔到山沟里，最后没了踪迹。说起这件事情，我非常内疚，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发高烧，根本不懂是非曲直，不分青红皂白的砸碎一切旧事物，现在，这个精美的古代艺术殿堂只留下一个黑黢黢的洞窟。 

        万佛洞洞口右侧的石崖上有三个较深的堷子洞（近年维修道路被毁），那是圪驮人不堪回首的伤心之地。同治年间，乱军要借道蟠龙，派头领和村里刘姓都头刘耒谈判，刘耒不许，带着儿子刘猛劫了乱军粮草马匹。乱军驻扎在十五里处的玉皇庙，放出风声说遗下些军需品败走了。父子二人以为有机可乘，再次杀向玉皇庙，结果陷入重围，苦战四个时辰，最终寡不敌众，被乱刀砍杀。乱军随后杀到村里，他家人逃到万佛洞侧堷子里，乱军由上而下捶麦草点火将人熏出，现场将四门族亲中的三门灭绝，共六十三人。仅剩的一门人远走山西逃命避难，直到民国年间才返回。从此，圪驮村开始衰落，大量的土地被蟠龙街外来户买去，无人耕种的土地也被他姓侵占。

         万佛洞的左上方，是当地方圆百里赫赫有名的天祉园寨子。1932年到1935年，这座只占六亩余地的土石寨子成了蟠龙街的政治军事中心。它的前身是圪驮村村民刘孝明和刘佳才（前者五亩，后者一亩多点）两家的山地。民国初年，陕北兵荒马乱，盗贼四起，村里合计修建了这个防御设施，后来形势趋缓，寨子空置，选了一位寨头（我家人，送给核桃坪李家，德丰的父亲）照看，一直到1932年被安定县南二区民团征用。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统治陕北的军阀们，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成立了许多地方武装，称为民众自卫团。这些武装拥有枪支弹药，还接受地方驻军的援助，负责征收税赋等。安定县南二区的民团被称为县四大民团之一，力量比较强大。团总是家住毛儿沟的宋应昌，他的主要产业在镇上，土地集中在镇子周边（购买刘家的川地）。按理说，宋应昌还是个比较开明的绅士，有文化，但是由于利益关系，必然会引发一些矛盾冲突，比如出租土地与佃农的纠纷等。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多次进入蟠龙，1932年一个夏天的晚上，高岗带着红军从安塞高桥川过来，袭击了民团在蟠龙街的驻地。宋应昌猝不及防，被红军抓住。后来宋应昌趁乱逃了出去（有人说他买通了看守）。红军走后，他将民团（总共才剩六个人）撤到了天祉园寨子里。

         宋老总有些力不存心，他让何占元去瓦窑堡请来了一个排的驻军，协助他扩大了民团。从此以后，他就住在寨子里边监管着我们这块地方。   

        据老人们说，到1935年红军攻打下寨子这三年的时间里，宋老总没干什么大坏事儿，民愤不是太大。红军之所以要攻打天子园寨子是因为当时大势所趋，国民党在陕北的势力节节败退，附近民团的寨子大都被拔掉了，天祉园成了安定县南的最后一个据点，红军要务必拿下这个地方。在大队红军到来之前，宋应昌已经逃去瓦窑堡镇搬救兵，结果，救兵还没有到来，寨子就被攻破了。

        这次战斗，没有再次抓到宋老总，但是，红军使了个反间计，派了一些人去瓦窑堡四处放风，说红军请宋老总去真武洞和大部队汇合。一时风声四起。搞了半天，这个家伙原来是个共产党！瓦窑堡驻军张建南营长以宋老总暗通红军为由，将其处决。

       顺着天祉园寨子往南，就是圪驮村的垴畔山，在这个垴畔山上，也发生过两次战斗。一次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与红军打仗，东北军放了空枪，丢了一地枪支弹药，拱手送给红军。另一次是李赤然带着红军，在东岗梁坡上，一排枪弹，打翻了七八个红枪会会员。这些事在官方的资料里找不到，是老将军亲口给我讲的。著名的蟠龙战役，是1947年五月份，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率领下，开始攻打胡宗南在蟠龙街的军需站，我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卧虎湾方向朝西攻打蟠龙街东的积玉峁，窑坪，另一路由垴畔山，老庄河畔攻打东岗梁。东路顺利拿下敌军阵地，东岗梁的敌人过于顽强，我军几次冲锋都被打退，伤亡惨重。队伍里有一个被俘的国军炮兵，被带到我二大家院里，那里准备好了一门山炮，没人会打。俘虏在我方营长的督促下，将炮弹打在我方战士冲锋群里，营长急得眼珠子冒血，让再打一发炮弹，可第二发依然不理想。营长拿手枪柄敲俘虏的脑袋说再打不准，立马枪毙。俘虏脚踢了一下转轮，这一发正准敌人碉堡。

     1947年5月，在蟠龙歼灭战中，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向守敌发起攻击（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蟠龙街被攻下后，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换装问题，也救了我们百姓一命。此前，国军驻扎在我们村里，砍光我家的老枣树修工事，挖走了我家几地窖粮食，军官偷走我爷的三十多块边币，连我二妈坐月子的唯一的一点小米都夺走，一家人差点饿死。现在好了，打败了国军，部队开拔前，让周围群众去下街王振海家院里背洋面，十里八乡的群众兴高采烈，过节般的热闹。

          圪驮村村口距蟠龙街不足二里路，村民之间往来非常密切，常听人说，蟠龙街里打喷嚏，圪驮人就会得感冒，休戚与共。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地理位置以及村镇之间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更多时候是，圪驮村担当着为蟠龙人出力与分担义务的角色，说好听点，圪驮村是蟠龙街的最近的大后方，后花园。比如，蟠龙街烧的煤要由圪驮小煤窑供给，天旱时，吃水也要去圪驮水淖处取。镇子里的刘家人得了病，也会回到圪驮村里修养，治疗。一段时间，派性人员潜伏在村里，白天睡觉，夜里司机出去活动。这是从小的方面讲，大的方面，街里要大炼钢铁，将炼铁炉建在西坪圪驮村的地里，进而一直延伸到圪驮村井渠旁。羊马河战役时，我军击伤一架国军飞机。那架飞机降落到了西坪农田里，蟠龙街的管事人叫上周围的人，用绳索沿着河道拉到圪驮村底，说是藏在圪驮安全，目标小。后来，不知道谁透漏说，飞机的机器里有一百斤金子，周围的百姓涌来，拿斧头疯狂的砍砸，寻找金子。不到半个月，飞机被完全肢解。人们没有找到金子，可弄到了不少“轻银”（铝）。那段时间，纸坊沟姓张的鼓炉匠给众人做模铸造银碗，马勺，挣了不少边币。

          解放后，蟠龙街群众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回复生产，修补战争带来的创伤，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到合作化时，蟠龙街人多地少。如何解决蟠龙街居民，农户的粮食自足自给问题成了组建农业合作社的最大障碍。于是，政府又一次将目光投向圪驮村。县长刘振录领导统筹全县工作，但他是大刘家人，对圪驮村的情况了如指掌，给镇政府指示，合作社本着自愿加入的原则，可以吸纳街镇附近的村民带地加入蟠龙街农业合作社。很快，圪驮村拥有土地最多的两户人家加入了镇上的合作社。圪驮村的土地由一千余亩锐减到不足七百亩。由于人口少，圪驮村的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到了六七十年代，村里人口增长很快，有限的土地不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饿肚子已经成了村民的常态。许多人跑去甘泉崂山里当黑户开荒种地。由于不适应林区的环境，染上了克山病，纷纷返回，有两个人还因此而丢了性命。

       为了维持一村人的最低生活保障，父亲带领大家学大寨，下苦力，出大汗，拼老命，跟乱石坡上要土地。倚仗着拥有全镇最丰沛的泉水资源，开拓出来百余亩石堰水地，让大家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需要说明的是，蟠龙街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是从国家改革开放开始的。政策变了，人的头脑也就变了。许多人不再固守那些贫瘠的土地，从农村走出去，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寻找机会讨生活。有一回我回家看望父亲，公交车上，有人说起了穷富的话题，有个面熟的中年人说，这年头没有穷人了，种地不交税，娃娃上学不要钱还管饭，种些树，国家给你退耕还林款。年纪大了，国家给你社保钱。再说你穷，那一定是你自己有毛病！

          的确，现在的蟠龙街，应该说已经没有了完全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不说做生意，开店创业的，就是农民，也是忙时务农闲时外出或就地打工，挣着双份收入。开着车去地里收割庄稼，这种情景是开天辟地以来头一回，放在以前谁敢想啊？

         前几年，圪驮村在西坪上建起新农村，整齐划一的二层楼房，建筑物几乎与蟠龙街融为一体。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步伐，圪驮村完全融入蟠龙街镇只是个时间问题。

另告知读者朋友: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浏览蟠龙街的故事，请阅读作家劲挺在凤凰网读书原创栏目的长篇小说《陕北闹红》和爱思想网《鹅毛不是雪》。前者获凤凰网首届文学原创大赛二等奖；后者为爱思想周排行第一名。

       劲挺，陕西延安市人，记者，编辑，作家，陕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延安风土记》（获陕西文联优秀作品奖）《爱的别墅》，长篇小说《呼儿嗨呦》，网签长篇小说《陕北闹红》（获凤凰网首届读书原创大奖赛二等奖）《鬼推磨》《鹅毛不是雪》等。现退休，住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