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远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深远
王湘蓉 邓晓婷
“无双毕竟是家山”，作为情感生成与价值认知的原点，家乡不仅是人们重要的情感联结，它同样代表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审美格局和空间视野，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和个体的情感建构中，家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内涵。
尤其对于深受农耕文明影响的中国人而言，家乡又与乡土难分难舍。在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乡土逐渐成为客体迁居到童年或是父辈的记忆中，我们享受城市文化带来的无限可能时，又在这种冲击之下不禁要思考：家乡何在？它潜移默化留在人们生命中的教育痕迹何在？在阔别了自然与原野的社区文化和城市本土之下，家乡教育要如何开展？
得失之间，面对如此多元的世界且不确定的未来，我们需要重新提振家乡教育的内核和意义。就此话题，本刊邀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刘玉栋共同探讨，为家乡教育这个新的教育向度找到可参考的人文路径。
家乡是认知的原点、审美的来源
《教育家》：家乡作为人们精神世界里最为重要的情感力量，它的影响可长及一生。可否谈谈家乡在你们成长过程中的意义？它的教育价值是如何慢慢显现的？
刘玉栋：家乡对于人的生命而言意义非凡。如果把一个作家或者他的作品比喻成一棵树，我觉得凡是能够成长为大树的作家，它的根系肯定特别发达，而这个根系，就是家乡（故乡）。我的家乡在山东庆云县，我在那片盐碱地成长到十五六岁，整个童年和少年都在那里度过，家乡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和血肉，是全方位的。无论这里曾经多么贫瘠，作为一个游子，回想起来，它仍然非常吸引我。
家乡给我的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支撑，还有对人情世故、善恶、民俗的感知，包括对爱、荣耀、责任，对牺牲精神的理解，这种滋养仅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它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精神气质和力量，有些价值或许要经多年才能从内心呈现出来。比如我刚开始写作时，内容多半是对内心的梳理，一种对大城市不太适应的惆怅。写了好几年，语言各方面已经磨炼得差不多了，但总觉得还达不到理想状态。后来我意识到，之前的作品离自己的生命太远，还是要依循成长的来处，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童年和家乡，找到了内心深处的情感力量，写了一篇随笔《通向内心的路》，之后一系列关于家乡的作品，反而有了不错的反响。
张丽军：家乡教育这个话题非常具有原创性。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我们常说“谁人的故乡不消亡”，鲁迅笔下曾经想离开的故乡，今天可能已经被城市化了。在共享城市化硕果的同时，又会有一些怀念和感慨：我们的故乡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原生态，保持它独有的地理空间和蓬勃的朝气？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贾平凹在小说《带灯》中写道“故乡也叫血地”。在中国文化中，人和人之间的纽带一方面靠血缘，另一方面靠乡土、故土。地缘和地域文化的认同，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化理念和情感呈现的方式。在沈从文的文学视野里，他原本认为湘西是落后的地方，是他自卑的来源，后来在种种复杂的都市情感中，他慢慢感知到，自己的家乡以及那些没有被污染的原生态文化具有另一种意义和价值。
我也在农村长大，在我记忆中，家乡是一片金黄的月光，是温暖的、毛茸茸的、有质感的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家乡则变成了一种情感联系，这里有我的亲人，有童年记忆和生命的起点，我从这里认识世界，它是认知的原点，并且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方式。当我来到城市生活和学习，我就具备了双重视野，一种是在农村被大自然所哺育的情感视野，另一种是城市文化、现代文明所孕育的全新视野。待我做学术研究时，故乡又变成了一种价值方法，我对乡土文学、农民形象特别感兴趣，我对他们的命运有强烈的共鸣，所以我在论文里开始探索现代文学里的农民形象，它成为我和世界的联系方式，是兴趣和审美的来源。
“乡土”是教育重要的人文资源
《教育家》：张教授，您曾经在一篇文学评论中谈道：“因为今天的教育现代化已经把乡村孩子‘哺育’得城市化了，他们已经回不去了，即使勉强回去，也早已经是‘客人’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已经指摘这种城市化教育的文化弊病。”可否请两位老师结合现今的教育现状来谈谈家乡教育的得与失？
张丽军：这是费孝通在1948年首版的《乡土重建》中提出的重要话题，对当下而言，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城市化是无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家乡教育提供一片空间。比如，把具有地域标志性的老建筑或文物做纪念碑式的呈现，保留故去的文化和历史可能是比较稳妥的方式，并利用现代科技，在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城市文化空间里，给年轻人提供回顾历史的可能性。
目前来讲，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和开发是不够的，作为家乡教育重要的机构和载体，它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历史感，还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审美特性。所以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要为孩子们保留一些有代表性、有价值性的文化场所，为他们的生命、情感发育和成长提供依托。
刘玉栋：随着世界的变化，社会结构和人文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但教育的内涵和共性是不变的。教育的对象始终是人，它的作用更多是内在性的。教育不光是知识的灌输，人文精神对我们情感的塑造，对我们感知这个世界而言非常重要，我们从课堂、书本上学到的是一种教育，我们从自然、从山野里接受到的是另外一种教育，这两者缺一不可。
《教育家》：乡土文学一直作为某种媒介，在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和情感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现代物质精神生活的多元化，乡土文学的教育意义是否会有所消减？
刘玉栋：我认为不会消减，反而会有所增强。文学从历史中走来，我们如何能回避？乡土文学理应在教材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一块专属的空间。历代作家用审美性的语言将他们经历过的时代和命运保留下来成为经典，如今城市的孩子对乡土的认知原本就不多，正因如此，他们更应该认识和学习乡土文学中有关人性的、情感的、思想的力量和光芒。至于学生对文本是否会产生隔阂，关键在于教材怎么选，老师怎么教。
张丽军：文学作品真正的问题是写得好不好，形式表达和内容是否吻合，以及艺术性有多高。所以抛开内容本身，如何教更为重要，老师要引导学生进入历史语境中，去感受文本的审美价值，帮助学生破除与时代物象的隔离感。我们对美的内核的认知与追求是一致的，所以教材要做好精选和传承工作。另外，我建议教材中可以适当增加当代乡土文学作品选段，比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等，在原有的文学经典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时代气息。随着时代的演进，文化也应该相对有所积累和接续，让学生看到乡土如何流转与变迁，让他们有更加丰富的体验。
构建“我”与本土文化的情感认同
《教育家》：乡村有乡村的原野和土地，城市也有城市的脉搏和背脊，相对于乡村的差序格局，在城市的格局次序之下，家乡教育应该如何贴切当下来开展？
张丽军：对农村孩子来说，他们有村庄、土地、原野，有自然而广阔的天地。而在钢筋混凝土所构建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里，家乡教育有它新的定义，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社区教育或者城市教育。基于此，就要带着孩子们从社区出发去了解城市的性格，丈量城市的空间，去感受城市本土文化的源远流长。
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从前我生活在济南时，会经常带孩子去爬千佛山，看大明湖、趵突泉，让他们对城市文化有内在的、深层的认同。因此，城市文化建设者要对身处之地有家园意识、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要从他们自身的认知出发，为孩子们提供更广阔的“以城为家”的城市家园教材建设。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一个人如果没有故乡，就没有深层次的生命体验。所以当我听到有年轻人说“没有故乡”时，我感到非常难过。我们的情感始终需要安放，家乡（城市社区）就是那个可以安放我们内心的地方。
刘玉栋：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人始终要有归宿感。虽然现在的农村基本上不是我记忆当中的模样了，但庄稼地、河流、乡音这些风土人情还是让我感到非常亲切，只是各种设施比原来更规范、更有条理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更加开阔和包容，不要在二元对立的形态下去思考教育或者文学。从乐观的角度去想，我觉得将来乡村也好，城市也好，都会有更好的发展。家乡教育的开展正如张教授所说，需要从社会、时代的角度去进行全面的思考，为孩子们营造一个与本土有情感联结的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
《教育家》：无论在何方，人始终对生长的空间有依存感。时代变迁之下，家乡教育的内核是什么？面对飞速变化且不确定的未来，它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社会意义有哪些？
张丽军：新时代语境下，我认为家乡教育是教育领域一个新的向度。我们从前很少把家乡教育提到公共层面来探讨，它更像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状态，我们对它的感知是一个自然而缓慢的过程。而在急遽变革的城市化、全球化语境下，有意识地来进行思考与呈现家乡教育的价值，这种加强家乡教育的观念非常有意义。我在研究中惊讶地发现，早在清末民初就已经有了关于开展“乡土志”编撰的乡土教育实践，20世纪20年代，著名作家老舍就发表过有关“乡土教育”的文章。在21世纪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的时代里，倡导和落实农村乡土教育、城市社区教育等为主体的家乡教育，是传承千年文脉、培育文化认同、滋养民族文化心灵的根本性途径。
家乡牵涉中国文化的根性，应该尽可能多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在农村，乡土教育需要对村庄的历史、文化人物做系统的梳理，要让孩子们看到我们从哪里来，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们又将到哪里去。相较而言，城市中的家乡教育更为迫切，在乡村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自然的野性力量一直在发生作用。而社区文化、城市文化的建设，则需要更多外在和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推动。
我现在正在筹备出版《乡土中国文化的当代审美传承》这本书，有人说我们70后是最后一代乡村文化完整的体验者和传承者，我们经历了新中国完整的变迁，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后工业社会，我们要把这种独特的、完整的乡土文化及生命体验传递给下一代人。我想，这是我们的责任。在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浪潮中，家乡始终能让今天和未来的人有所平静，有所惋惜，有所皈依。无论是对乡村还是对城市的不舍和眷恋，本质上都是对中华文明这片土地的情感皈依，是我们和故土、族群和祖国血肉相连的部分。
刘玉栋：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家乡有一种伦理上的认同感。所谓“落叶归根”很好地阐释了人与家族、血脉、土地之间的情感关系。对于游子而言，家乡更是一种信仰。很多人离开自己的家乡，从农村、县城进入了都市或者经济更发达的地方，久而久之，他们对家乡的感知能力弱化了，或者不再认同了，家乡在个人心中的精神力量就树立不起来，这是弊病也是隐患。
随着时代的流迁，可能孩子们祖籍上的那个家乡不一定能回得去，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乡，有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要让他们对自己居住的社区、街道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认同，在这个生活空间里，有哪些认识的人，附近有什么建筑，街道旁种的是什么树，这些细节的认知都可以帮助他们树立家乡的概念。这对他们今后的成长，尤其是情感和人格的塑造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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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2年11月刊第4期，原标题《从“毛茸茸”的家乡看不确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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