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玲：母校和她的池塘｜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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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母校和她的池塘

一

母校是亲切的，苦涩的，带着古朴、青砖和草香味的，也更是绿色的。

1970年代的某个夏天，我从一个渔镇转回城里的一中就读，算是初二年级的插班生。班主任王纯凯，也从北京的中央警卫师转业不久，常穿一件退色发黄的绿军服。老师为人和蔼，教课风趣，偶尔还感觉意味深长。不过，课外却少言寡语，神情中也藏着些微忧郁。他看上去已过了不惑之年。

“茴香豆没了！没有了！”这是给我印记最深的一课——《孔乙己》。老师学着鲁迅描写的失意书生，将粉笔折断，搁在掌上当茴香豆；弓着腰、锁着眉，装出一副穷酸、迂腐又可怜的样子，在我们面前来回走动。最精彩的是结尾，他临场发挥，如同话剧一句台词，很经典：“我是孔乙己——你们、大家，都是孔乙己！”

一阵哄堂大笑。王老师望着大家，嘴角也微微一动，似笑非笑。

许多年后，我所住的北京和平里，附近有家“咸亨酒店”。每当路过就自然想起，一位憨厚、内敛，认真教学的好老师。

老师是老实的，在一群调皮捣蛋的学生眼里，也可进行“大鸣大放”。我有一张“大字报”，指名他身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为何不与同学们一道参加义务劳动？对此，王老师只流露出一种温和而略带无奈的表情，连头也没摇一下。有一天，他走到我课桌前，俯下瘦高身子轻声说：“你可以批评我，但千万不要批评连长啊！”

说到连长，他不苟言笑，异常严肃正经。那时学校都模仿军队，每个班级都叫排，王老师是排长。而连长，就是年段的段长、教政治，许多同学怕他也烦他。每当大操场集中课间操，广播喇叭一结束，一个矮小身子便登上一小山顶，站定、转身，然后居高临下，强调要按军纪那样学会服从。数百号师生昂首接受一套训话，每天如此，像台准点运转的机器。

那张贴墙上、轰动年段的《顺口溜》，是由我执笔代大家写给连长的，从他平时虎视眈眈、极不友好写起，联系“师道尊严”、缺乏关爱的表现，炮火似乎很猛烈。不过，后果也很严重：不仅连长不当一回事，我报上去的共青团入团审批也被卡住了！

不过半年，我竟代表全校新团员讲话。坐在主席台上，望着下面千众师生，一边用眼珠搜寻前连长，一股虚荣得到极大满足。看似很高光，何谓“共产主义”我竟全然无解，对一种人类预言更是懵懂无知。但仪式依旧隆重，誓言也照发不误。在这一事件里，我和连长总有一个属于“怪物”。反正感觉很戏剧，也很魔幻。

中学校园如同“兵营”，有若干连队和具体操作的班排系统，认真地灌输上级发布的各项指令——这当然是一个个教育悖论的硬操作。虽此情境不可理喻，却迎合了整个失序的社会，令人想起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连长以后不知去向，有人说调别处或已回老家。也不知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

至于王老师，我再去看望时已年逾七旬了。因我的好奇，老师聊起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些情形。他说军旅生活古板，自己也不喜欢北方的冰天雪地，后来还是转了业，最终跑回老家了。我猜想，在风暴频繁、动荡不安的非常岁月，上层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各种造反不分领域。而京城的卫戍之事难免凶险，头上飘来的树叶都可能是一片利器。许多年，老师这么老实巴交，怎么适应那么凌厉逼迫的大气场呢？

说起北京军人，我也有故事：为拍摄政论片，试图寻找毛泽东的革命逻辑，我们拜会了两个文将军：一是作家魏巍，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曾是我们的课文。那天老先生还派专车来接，见面开头满脸阳光，听了我观点阐述即刻转阴转多云，直到冒出了冷气！因彼此意识偏差，合作没了下文；另一个是邵华，毛泽东的二儿媳。感觉她平和、没架子，待客也热情。她听完我对领袖人物的概括评价，虽不完全认同却微笑着表示尊重异见。那是1991年。

我所以提到那个无法达成的共识，是想揭示一种可能：观念的极端或敌意，小则可以阻断一部分人的现实善意，大则能导致一个时代的四分五裂。在这种观念左右的世界里生存，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王老师见过大世面，学生觉得可放开思路一顿滔滔，相信对错也有得甄别，便将陈事旧物抓回“过堂”。从个人角度，反思或行动，那感觉也是筚路蓝缕，千回百转，不缺某种崎岖且惊险的感受。

世上最难的教育，大概是在复杂的社会里，让每个人都变得单纯起来，或像古人说的那样，在公共空间里争相“温良恭俭让”。是的，非常难！就“文革”环境中，多少人沿着昏暗的悲剧一幕幕上演。千千万万还是学生的红卫兵，因失控权力的召唤，像脱缰野马闯入社会，瞬间就变成损害公德、摧毁伦理和制造灾难的人间恶魔群体；而相比无知盲从的青少年，几多成熟的大人们其面目更为不堪可憎，或被动或主动，都选择了同流合污，推波助澜。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觉得这是孔子在敲着今人的脑袋。环顾社会周围新旧，“贤”人比例实在偏少，而“不贤”者则比比皆是，更难能辨别与“自省”。在所谓“三千年变局”背景之下，因社会新旧文化的转型依然进退维谷，现代教育也充满了模糊性。而我们师生，恰恰都经历着这样的一段尴尬过程。作为其中的个体，也在小善小恶的是非间挣扎摇摆。这是环境赋予，还是年代退化，或曰礼崩乐坏，春秋不再？

那些年，人们就那么非驴非马却能踏实地活着，相信了人生如戏，处之泰然。其实老师没少遭挫折磨难，“反右”、“文革”皆为刀俎之鱼肉。或许往事如风早已心如止水。对我这番后生的慷慨陈词，他微笑着，感觉有些见怪不怪。

面对老师，我也没忘提及从前不恭不敬的那些蠢事。当我深表歉意时，他似乎早已淡忘，只含糊回应道：“哦哦，那时候你们还小，很可爱……”而对我的散文被选入中考的试卷这桩小事，老师却表现出了一种欣慰并多有夸奖。

其实写作于我，仅如一道阴晴圆缺的数学题。感性越来越稀薄，那些除不尽的各种羁绊，啰嗦得叫人沉闷，全然缺少读来欢乐的节奏。人近中年，生命与心智也在多种意外中瓜熟蒂落。我没对老师说，自己属于孱弱的失败者。想象着西西弗斯的宿命，无力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所有可能的“成功”却又仅此一举。而那些不时对外亮相的所谓“成绩”，也不过是一块掩盖过于贫乏的遮羞布：面对人的真实价值与意义，自己一无所有！

二

学校教育，是一环紧扣人生和社会的价值链，它关乎人性、人智、人伦、人文的正而不邪与存而不废。但很不幸，那一阶段的学校与学生皆身不由己，生生的虚无，硬硬的形态，满满的灌输。严格说，我们是不伦不类的，是荒诞年代造出的“教育次品”：既不能认知国家命运的曲线，更无从仰望人类的星空。

我们这一届或这一代，多数人一出生就与三年大饥荒结缘，严重营养不良。上学后十年“文革”，又遇同样严重的学习障碍。从当“红小兵”再到“红卫兵”，脑袋中充斥着战天斗地的虚妄意识。反修正、批白专、学英雄，参与所谓“争夺教育阵地”。是一段简单、粗糙的“知识喂料”。最深的忧患在于，错乱而病态的精神植根，导致某些人完全视觉模糊、不辨是非真伪，被历史学家形容为一个“喝狼奶”的过程。

偏离正轨的异化教学，老师们是一群尴尬的成年人。或有其间几个想过扭转什么，适应于少数学生的求学渴望，但终究无济于事。一刀切天下的体制，该怎样就怎样没法回避。

从那时起，我也成了性格多重、矛盾交织的杂伴体，在有形无形地“反抗”、“妥协”中暧昧延续。表面上“随大流”，偶尔还玩世不恭，但又心有旁骛。在课外，也很解渴地阅读着普希金、莱蒙托夫和罗曼·罗兰，也读鲁迅《呐喊》、《彷徨》之类，像要给自己留出一条后路来。

感觉最荒废、也最为恐怖的，还是上小学那阵，大概“文革”闹到了高潮。孩子们的眼中也有刀光剑影，大人们在街上举着各种冷硬器械进行派别武斗，偶尔还看到“支左”的军人身影。而许多胸前被挂着“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牌子的人，被“燕飞式”揪着站台批斗，或者被戴着纸糊高帽游街示众。后来才明白，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正在退化，神经感觉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那时，父亲也作为“当权派”，被从城里赶到了乡下，从山里又到海边。我和母亲随之扛包提带、飘西移东，光小学就转读过三四所。学校老停课，教师老被斗。印记最深的，是在一个叫溪南的乡村上二年级时，一位男老师被双臂反绑，悬吊在门框下推搡折磨，发出阵阵痛苦地呻吟。

那时，我还看到两名从城里长途押解的老干部，据说是从省里来的“大走资派”。胸前挂着沉重木牌，他们打着赤脚，一瘸一瘸地进入小学门前的村口。政治运动深入社会的最底层，乡村方圆，草木皆兵，没有一处“世外桃源”。

刮台风般的政治运动，还是很容易动摇某种传统或秩序，特别是当某种意志被解读为真理，或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一中校园里，先后进驻了“军宣队”、“工宣队”参与校务管理。经过一段折腾，便慢慢地偃旗息鼓，也未掀起多大的风浪。

“香饽饽”的“工人阶级”与“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如此杂乱混搭，实难以“秋水共长天一色”，创造教育的一片绝色美景。

老师们一张张苦瓜茄子脸。教学一时变得简单，情绪则是压抑的。而话语权被架空的校长大人，更像农地里霜冻的庄稼，蔫蔫的，老也不见积极向上的身姿。

“文革”这趟摆脱法治、摧残文化的倒退专列，所及之处一片狼藉，不论城市和乡村。而对大批中小学生的未来，更是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许多人生架构基于沙堆，经不起任何一阵风雨的侵袭。

记得某年返乡。我出车站随即跳上一辆人力三轮车：走！踩车的人问：上哪去？

这声音熟悉，我顿时抬头正视了眼前的人。局面是尴尬的——高中同届！他说做工的工厂倒闭了，一时找不到活干，只好来踩这三轮养家糊口。

当我随意到一个农贸市场里逛逛，居然一下子又碰见两个下岗的女同学——摆摊设点，起早贪黑，每日得不停地扯着嗓子招揽生意、称斤论两的。真难以想象，上学时她们都属于聪颖、美丽、文静得让人羡慕的女生，甚至还有干部家庭的背景。

实际上，还有很多人读不好书、争不起气，过不好有质量的日子，只因遭遇了社会运动的各种波及和困扰：上山下乡，计划生育，权贵腐败，企业倒闭。又因生存时空局限、知识相对匮乏和自我教育的瓶颈，使得人生期待的境遇该来的没来，该去的没去。

有人不会思考或不思考，人云亦云，逆来顺受，一生都无法判定前面是一条路还是一堵墙。也有少数人，即便成了所谓“成功人士”，也可能依旧是一件僵硬的、失去人之高度与温情的“道具”存在。还有一类：依然将社会当成丛林，崇拜权力潜规，欣赏弱肉强食。

高中阶段，无疑青春期涨潮、荷尔蒙激增。但复杂的生理多被扼要的道理所埋没，看不到校园里会有什么个人的浪漫言行。大家的日常穿戴打扮、语言表达也是十分地单调、生硬、乏味；频繁集体主义的外在提醒、或革命理想等自我暗示，抑制了各种个人的欲望冒头与个性的色彩张扬。校园人生的韶华时光，为外来的反智气象所冲淡或吞噬。

那时整个民族似乎都缺乏审美，但仍有红颜色铺天盖地。红袖章、红旗、红标语，基本都归于大小有别、意味相近的革命性叙事。而“革命”对我只是一个鲜明的动词。

我们的那一届居然有十个班，同学密集像一窝蜂！当下课铃声一响，便显得躁动不安；待老师出声那一瞬间，就如赛马场放出的马，或像水坝放出的水，不是单一奔驰，便是汇合倾泻。那么多人，前前后后，毫无规则地四处放散，或一起涌向操场。

可当初的我们，就如一群圈养的牛或马：毕业以后，最切实的目标就是在不同的田地间劳作，几乎没别的方向可以指望。激情、理想，欢乐、痛苦，在同学们的内心如何交织燃烧过，对我这个留城照顾对象是难以想象的。

三

第一中学，成了“教育革命”的示范。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大多为一种限于“政治觉悟”的平面教化。语文课本，多有领袖语录、政治文献和革命故事。国内有品质的作家作品，单调得只剩下作为“文化旗手”的鲁迅先生。至于外国文学，大概只让高尔基的“海燕”飞过一阵，也预示学生们要迎接新的社会暴风雨，要敢于“反潮流”之类。

经济接近崩溃，国民也普遍贫穷，但还是大张旗鼓宣传要“兴无灭资”，搞“斗私批修”的全民教育运动。学校当不例外，自我检讨、人人过关，非得揪出藏在每一个人身体里的“私心杂念”来。学生是无产者，但也得一起“自觉革命”，杜绝“资产阶级”苗子，防止江山变色。

那时，除了报纸广播，个人没有更多可以获得资讯的渠道。反正，形势总是一片大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总之，要“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造反派”肆无忌惮的暴烈行动，也能够成“高大上”予以赞美一时。够荒唐的乱世逻辑。没有现代法治的完整装备，一个社会就容易散架，是非混淆，朝野失度。而欠缺宪法归属的公民们，权利与义务模糊，也容易成为一群乌合之众。

直到快毕业，教语文的李明生老师似乎按捺不住。他斜歪着脑袋，贴着身体在黑板上一阵“叽叽叽”，随即猛地转过身来，鼓着一口劲，声带还有点发紧：“假如谁在生活中扬不起风帆，生命的船，就会搁浅在时代的岸边！”

这句带有激情的诗一般的言语，如一次临别赠言，更像精神启蒙。老师知道，眼前的许多同学前途未卜，也谈不上什么未来，但先去当农民却不是问题。实际上，眼前这一只只“生命的船”，放到一方并不流动的乡土上，有帆也白搭，遭到搁浅却是个绝对的大概率。

教书育人，作为谋生与荣誉、行为和尊严共存的职业，老师们深知遵循教育规则、维护教师体面的重要。人非圣贤，校非圣地，而个体间成分有别，亦有权力与利益的客观差距，私欲的膨胀与增长就会撑出几处缝隙。在我印记间的中学教师，几乎都保有个人基本的道德良知。即使在不堪回首的年代，也有泛政治下的冲击和高压，他们依然是个值得信赖与尊敬的群体，极少出现集体性的“平庸之恶”，造成教育基石的完全坍塌。

老师们，不管我与其关联、接触、距离如何，也不管他们个人深藏着怎样的价值观念，或具有人生更为复杂的另一面相，但给我留下的总体形象却是好感的，也值得敬重的。也包括那位教体育的周老师：一个印尼归侨，长得非常帅气。他有些高傲，不太搭理人。但对爱好运动的学生却非常友好，课上课下频繁互动。在教工队伍间，周老师也显得有些个性张扬、我行我素的样子。某一天不知何故，他竟然奇怪地被弄进一趟看守所，后来就失踪了！

有位老校长，经历了校园中的风霜雨雪，却对教育痴心不改，孜孜不倦，他叫方家言。我们之间既熟悉又陌生，约有四十年间却偶尔才对过一次话，还是十年前校庆他来北京张罗时。可此次校庆他又在忙着负责外联，并再次嘱我为母校写点文字——将我深深感动了！

方老师退而不休，从旧校到新园，这几十年马不停蹄地效力一中。也真难想象如此不能分割的一体关系。我推算，他眼下应该年近八旬了——何谓“老骥伏枥”？这就是！

至今，要说最让我怀念的，应该就是化学老师杨珠妹，大家称她为“杨门女将”，我高中时期的班主任。她个子不高，嗓门却不低，课讲得风生水起、激越澎湃。杨老师每每透过那双镜片，递过亲切温柔的目光，足以融化学生在课堂上可能的疑惑与不安。

而对我，老师似乎有那么一点疼爱。我的化学成绩终究没大提升，她的耐心和激励却从不停止，甚至还将自习课也交由我这个语文科代表来安排。我们多有私下放松地聊天，包括社会现象，家庭生活，文学爱好。这对处于叛逆又纠结的我，也有了明显地疏导和缓解。

得知老师生病住院，那是她调回自己家乡中学多年后。我和同在省城的蔡璇、吴玲娜等几个同学曾去探望。病床上的她憔悴无神，当说起我起草的那封信，便一把抓住我的手。她感动于同学们的一片真挚，一时间泪流满面。但彼此不知，这也是师生间的最后一面，一次毫无预感的生离死别。

那一天，突然接到老师女儿的电话，说“我母亲走了！”我一时怔住了，老师她怎么可能就……脑子陷入混乱，也不知如何安慰对方。随后约上了几位同学，赶赴老师的家乡。哀乐声中心潮起伏，难按悲痛。人生第一回，将自己尊敬的老师送走在黄泉路上。

我也知道，作为一线教师，她早已“超期服役”，那份退休通知书，也是在她离世那一天才送达的。想到一支油光燃尽的蜡烛，第一次，我为师者默默垂泪。

此刻想起，感恩依旧。像母亲一样，我也欠下老师生前的一朵玫瑰！

四

记得母校最北面的一个大操场，学校所有大型集会、运动会都在这里举行。而我上课的教室则始终挨着它，从一层再到二层，窗口可以远望。在操场尽头的围墙外，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而马路对过，则是这个县的最高权力机关——县委与县政府。老远看见，那边的树长得比我们这边更茂密。政治和语文老师讲课，也不时会抬抬手臂，指点一下那个方向，表情有点诡异，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

霞一中，创建于1902年，当初叫“宁郡中学堂”，是大清变法维新时“废科举，兴学堂” 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在民国期间曾是福建的“省立第三中学”。迄今120年，其历史也实在不算短，分布在国内外的专业出色人才倒是不少。从老旧算起，有干革命和教育的，有搞艺术和学术的，有研究医学和易经八卦的，还有大量从事商业的。他们无疑都值得尊敬。只是，母校尚未出现令人骄傲和景仰的杰出人物，以其品格、精神、智慧，构成这人类一束不可或缺的光芒。

不过，有无杰出人物好像也并不那么重要。或许，是否保存一种支持常识思维、坚持真理探索与保持自由平等的教学伦理，还能培养出独立思考、怀疑精神与纠错勇气的宝贵求知品质——这些才是关键？唤醒人格自觉与培育良知能量，正是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寄托所在。并且，这也是抵御人、社会、国家走向堕落与衰败的文化原动力。维护它，也就维护了学校、教师与学生的文明生存与光明未来。

对一中旧校园的景象，还有零星模糊的记忆。尤其那个改成教工宿舍的教堂，那时让我感到十分神秘：一个高高在上、巨大的锅盖般圆形穹顶，让人仰望得头晕目眩。而沿着圆体往下，却是拦腰截断空空如也。到了夜里显得特别幽暗阴森，无数次晚自习回家都会追随一阵胡思乱想。此外，它曾是教堂还是“育婴堂”，究竟是“传播福音”还是“坑害幼婴”？我始终就没弄明白，似乎老师们对此也讳莫如深。

在被贫穷与动荡所困扰的年代，社会生态粗糙，人生味觉寡淡。教师们也自有其曲折艰辛或怪诞离奇的经历，似可作为伤痕文学的生动素材。那个有首无身的“教堂”，也像一段退色的画面留了下来：厅堂间一条光线昏暗的过道，总点着几盏瓦数极低的灯泡，几户老师家的小炉灶就支在门口烧饭做菜。放学经过时，总要踩着一路昏暗，而那扑面而来、熟悉不变的香味，又常对饥饿的感官产生极大地诱惑。

母校最值得留恋的地方，大约就是大操场的一角，那亮在围墙底下一片静静的池塘了。它的水面与四周到处都是绿，莲藕、荷叶、芭蕉、青草、小树，连成一整片深深地绿色境界。池塘间倒影融入的天空与云朵，叠出了绿与光交织的层次与造型。

偶尔从水里冒出的青蛙，依然是绿。它不时有节奏地鸣叫，和着不远处的读书声打破方圆的寂静，仿佛在告知人们：永恒的绿，是一种生命色，是对天地浓郁的爱和怀想；水池中莲花绽放的美与纯洁，也不仅仅关乎一种季节与一个学年。

那时的书籍与阅读都有限，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最易联想，而能有这样的意境伸展已是很美的享受了。只后悔，没能为它保留下自己的文字，哪怕是幼稚与生硬的，毕竟都是一道真实成长的痕迹。后来有幸在北大读研进修，又有了“未名湖”的触景生情，彼此有趣地动静勾兑。当然，此番在湖边走动，已非某种现代文学的诗意掠美，而是追踪胡适先生及自由思想的中国滥觞。只可惜时过境迁，湖是一样的湖，味已不是那个味了！

感觉天下池塘一个样。那些个绿，那些个在清风吹拂下的草叶身影、水体波纹，也让我回想起家乡母校相连的景致。似乎，所有有韵味的学校，都拥有自己一处带水、带草、带绿的地方？这是滋润精神禾苗成长的所在，也是天地相接、万物生长的生命象征。

在故乡，这样一层情感的涟漪，是不会轻易地在心间走失的；而校园里男男女女的先生和学生们，也如那池塘边的一片片深浅不一的绿，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体现着不同生命间价值与意义的一种共存。只不过，这一切曾在脑海间翻滚的美好，如同那被填埋消失了的池塘、转移它处了的校园一样，因无法再见而成为点线，偶尔拉扯在窄窄的心脑记忆间。

不确定性，是人类未来的常态。某种老疑难、新困惑或依旧会横亘在现实面前。可一切都在继续。命运在，是非还在；信仰在，价值也在，社会不会一成不变，人生依然形形色色。怎么判断与对待，那属于每一整体与个体自己的体验和选择。对远离故乡的学生而言，母校是否处境优雅、身心健康和教学正常，也只依靠某个传递的消息，或欣喜，或惆怅。

回眸中学往事，缘于那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我也算一个侥幸者：避免了“羊”或“狼”的明显特性，身心尚能回归一点正常，努力以人的姿态尚存至今。而我在老师们身上得到最重要的，似乎不是知识的简单传授，而是一种为人的正直、善良与谦和，就如杨珠妹老师所给予的——人格与情感的潜移默化。我的某种自信，也是从老师平等待我的关系中建立的。

“人生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如是说，其“价值”呼吁继续适合于今日人类。“觉醒”对中学生，就是不断接受常识与发现真理；学会独立“思考”、辨别是非，则能在未来秉承善良与正义，以个体之力参与社会的文明交织互动。

不久前，偶遇一中现任的林冰校长。他说：学校培养人才，不应以拥有多少财富为标志，而应更注重学生的思考力与创造力。的确。人是目的，教育是阶梯。校园不是动物园，平等、尊重、博爱缺一不可。她只执着于教会做人的常识，包括拥有人的情感与思想的温度，也永远都是人所以为人的启蒙、奠基之地。

作为学子，母校亦如母亲，足以让我为此铭刻一辈，纪念一生。

2022.11.5 思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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