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论文出处：《名作欣赏》2011年3期
论文作者吴妍妍：
苏州大学文学博士
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教授
乡土的颓废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
——读方英文的《后花园》
《后花园》是陕西当代文学史上少有的集中表现精神“颓废”之作，即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与乡土精神的颓废，乡土精神的颓废主要通过乡村女性精神的堕落表现出来，“留守者”珍子就是一个。“留守”一方面体现为肉体的独守空房；另一方面体现为精神的思恋，意味着身为留守者在丈夫离开这段日子的寂寞与忍耐。“留守”对于女性是不公平的，但道德越轨的行为并不会因此被谅解，事实是当下的乡村女性留守者在男性的监督撤离之后，她们在经历一次贞节观念的突围，珍子对宋隐乔产生欲望便是如此。在珍子眼里，“表哥”宋隐乔只是城市知识者的一个象征，是所有城市男性的某一个，因此珍子的“突围”就不再停留在一般层面，是精神彻底的越轨与放逐。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文学作品中的乡村女性形象就开始转变，一方面，进城后接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洗礼”，她们原有的传统观念被冲击；另一方面，城市现代文化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也在打破乡村固有的观念，乡村女性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刘巧珍的留守与被弃到小水的失而复得再到今天留守女人珍子的越轨，短短二十几年，乡村女性的道德沦丧已走得太远。更重要的还是在乡村传统文化精神象征者——乡村女性的堕落中体现了乡村传统文化精神的堕落。女人是男人的后花园，乡村是城市的后花园，如今这样的后花园正在经历质变，这是让人痛心的。
小说对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与乡村传统文化的批判是通过知识分子在乡村自由宣泄欲望的描写实现的，这一点体现在情节的设置上，作者安排宋隐乔先后遇到两位乡村女子，后者都喜欢上了宋隐乔。应该说这不是作者对于人物的偏爱，也不应该就此追问艺术真实性的问题，这其实是作者在有意放逐知识分子，考察后者在无所禁忌、无所障碍与规范面前其人文精神的堕落究竟会到何种地步。宋隐乔是经不起考验的，事实上从一跳下火车起他就在放逐自己，他也并不曾想过要用所谓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爱情、婚姻、革命、神圣、道德这些字眼在他看来极其虚伪。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藐视前者，关键在于他为之抗衡的前提——真实，在真实的镜鉴下，许多表面看来神圣的东西不堪一击，蠢蠢欲动披上了光彩照人外衣，“欲望”这一在传统道德字典里被驱除出局的字眼是否真的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消失？又有谁有在太阳下晾晒自己隐秘世界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宋隐乔的肉欲放纵就带有了某种批判与质疑，其力度是大的。
但如果把《后花园》界定为并无精神寻求的颓废之作，显然是不恰当的。放纵与批判其实只是小说前半段的事，在宋隐乔偶遇罗云衣之后，宋隐乔在开始悄然改变自己，或者说人物开始产生困惑，“困惑”似乎是作者“挽救”宋隐乔的方式。
首先是与罗云衣之间的爱情。说“爱情”这个词对于在罗云衣出现前的宋隐乔无异于一种嘲讽，“少妇用品”的称号意味着是性而不是爱在主宰他的精神世界，并由此延伸到男女关系。但这个被读者认为“不可救药”的单身大学教师在偶遇有几分姿色的罗云衣之后稀里糊涂地陷入了爱的罗网，且感觉到在爱情面前一贯渴望的性已无足轻重，宋隐乔在爱情中脱胎换骨，此后开始拾起他当初抛弃的东西，比如爱情、婚姻与真情。关于宋隐乔的“脱胎换骨”，可以不妨做一假设，一是放荡只是他的表象，严肃才是他的本质，所谓的脱胎换骨也是“日久见人心”罢了，但这一假设与他和珍子之间的暧昧终究有些出入；一是宋隐乔真的转变了，那么这种“转变”就依赖了一个条件，即好女人的爱情。“好”的意义不仅在于聪明、美丽，更是高尚。把自己一双不穿的皮鞋捐出去也并不算是多么光彩的事，要谈做公益事业还有些远，罗云衣真正动人之处是在接到自己曾捐赠过的尹小兰的信后开始集资捐助贫困学生。女性用自己的善良、崇高挽救了男性，后者也加入了资助行列，并且反省自己精神境界不高，这是让人始料不及的，这一反省似乎在暗示知识分子宋隐乔在有意无意走向崇高。如果人物就此走向了崇高，我们则可以说作者在拯救他的人物——宋隐乔痛改前非。这段浪漫的爱情发生在乡村，从这一点看，似乎乡村是孕育爱情的温床，这一点与珍子、胡葵花的设置显得矛盾，乡村精神本身在堕落，城市的后花园也已经不能孕育真正的爱情了，由此，爱情的失败成了必然，在作品中的表现便是罗云衣的丈夫突然回国，并且罗云衣并没有提到离婚。
这其中罗云衣有否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并不重要，需要探讨的是在精神大厦倾倒之后宋隐乔的抉择，因为他的抉择能够体现他的精神思考。可以设想几种选择：第一是幡然醒悟，被罗云衣耍了，更不相信爱情。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此前的宋隐乔，原本在理论上就不相信爱情、婚姻等一切神圣、严肃的东西，此次不过是现实中的验证。第二种是坚持要和罗云衣在一起，做第三者。这种方式适合人物对爱的决心，但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一是第三者身份让宋隐乔的道德品质仍有污点；一是伤害罗云衣，最后伤害他们神圣的爱情。第三种方式就是怀揣爱情独自远离。这种选择本不应是宋隐乔做的，它意味着宋隐乔多少对爱情、理想与苦难有认同，自然也有对崇高、神圣的认同，但作者偏偏让他选择了第三种方式。可以说，确认自己的第三者身份后宋隐乔并未曾怀疑过这段爱情本身，选择逃离也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曾也不想被触及到的空间，这是他要坚守的地方。
一是道德的有意放逐，一是精神的自我约束，批判与坚守的对立如此不和谐地统一在宋隐乔身上，从“少妇用品”到忠实的情人，从漠视人生到捐助贫困学生，人物给读者总有前后“矛盾”之感，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不妨再回到宋隐乔的出场，因为内急跳火车，最先遇到的是珍子，与珍子相拥而卧原本想做些出格的事，在水到渠成时，作者突然让珍子问出一句“煞风景”的话来，“你说说，我那个‘死鬼’，在西安嫖女人不？”一切戛然而止。这种设置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正是这一“不现实”让宋隐乔“得救了”，与其说是珍子良心发现“救”了宋隐乔，不如说是作者并不忍心他的人物放逐，作者在尝试着放逐，但放逐的宋隐乔又并非他心中的宋隐乔，“放”只是虚晃一枪，“收”还是主旨，顺利地“收”则是因为这里没有爱情。
相同的设置并不难找，宋隐乔离开珍子后遇到了胡葵花。如果胡葵花是有夫之妇，宋隐乔对她有所欲望就是道德问题，但如此设置，宋隐乔却是在真正冲破一切禁忌与道德。作者却没有让人物这么做，他也没有完全放弃给宋隐乔越轨的机会：胡葵花的丈夫死了，一个人带着孩子。这对于一个“少妇用品”来说自然是绝好的机会，但作者依然制造了一个障碍，即老板娘的儿子。期望用一个小孩来拯救大人的道德终究有些奢望，这样的书写在当代文学史上也出现过，陈村的《鲜花和》就做过此种尝试。应该说，小孩对大人不可能有监督作用，他只能一时唤醒放逐者的良知，一个小孩能拯救的大人其本质上并不如何堕落。故事到此人物的性欲便到了不得不发的地步，罗云衣上场了，或许在作者看来，能与宋隐乔真正发生关系的对象就是爱人。
与罗云衣之间有了爱情之后，性就可以容忍了。如果就此也要做一道德上的批判的话，可以说宋隐乔的真正有所放纵是在与罗云衣相爱之后，并且他的爱也是在他并不知道后者已婚的前提下，因此，接受道德评判的应该是罗云衣而不是宋隐乔。宋隐乔因爱情而渴望婚姻，在得知对方已有夫婿且不可能得到对方后，选择了离开，是爱情的失败让他失望于这座城市，尽管罗云衣一直重申她的爱，离开了宋隐乔的怀抱她依然能得到丈夫的爱，该检讨的又应该是罗云衣，因此说，宋隐乔的放逐是理性的放逐，是带有一定原则与标准的放逐。由此再回到他的“情爱史”，小说一开始就强调他身体的欲望，他与女人的关系，让读者产生宋隐乔丧失伦理道德的感觉，细想之下又似乎有失公允，毕竟从他与珍子、葵花、罗云衣的交往看，人物并未真正越轨。
从纵欲到坠入爱河，从第三者身份的承担到放弃，人物性格上的矛盾设置预示着作者自身的矛盾，即如何处理道德与情感、理性与欲望、金钱与尊严、爱情与贞操关系的困惑。欲望是客观存在的，道德评判能否因为“客观存在”大开绿灯？贞节与爱情同样重要，当爱情与贞操相冲突时又如何协调两者？从对宋隐乔的设置上我们似乎可以说爱情世界里贞操观念已经不重要了，但人物最后的远离又似在告诉读者，贞操、爱情还要放在整个道德体系中来评判。说到此，还有一个人物值得一提，即刘包谷，这个从乡村来的大学在读生为了谋生当了某县长儿子的家教，与洗脚女胡葵花发生关系并承诺毕业后就结婚让越轨者负有责任感，在胡葵花怀孕要去打胎前的某一个晚上刘包谷被杀死了。设想一下，如果刘包谷没有死，他要娶胡葵花，那刘包谷这个人物就崇高神圣了，这显然违背了作者“宣扬”精神颓废的本意；不娶，这人又太卑鄙，“死”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实际上，刘包谷的“死”与宋隐乔的“出走”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是作者面对复杂情景为人物选择的逃离方式，是困境之中的出路，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也许不回来了，也许还要回来”模棱两可的表述在宋隐乔是一种困惑，在作者又何尝不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席卷都市，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整体滑坡，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等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人自身理解也迥异于80年代，“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受的‘生命’”①。道德整体失范，乡土精神颓废的年代，对于生命个体如何确立自身生存方式的思考就显得有必要了，是固守精神与信仰还是无限张扬肉体的欲望，是注重道德修养还是物质利益？在日益关注“活着”这一命题的现实世界，爱情、理想、道德乃至贞节这些字眼已失去意义，生存意义的迷失和价值标准的失落影响了人们对于生存与生命的判断与思考，这是现代人面临的生存焦虑与时代焦虑。由此看小说的坚守也好反叛也好，体现的却是知识分子欲去还留的困惑，是难以妥协的二元对立，既有怀疑与批判的勇气，也有无奈的痛苦与挣扎。
①王岳川：《中国镜像 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