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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
● 江泽民同志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扶危厦之将倾，承前启后坚定不移，忍辱负重坚守在西方“颜色革命”的前沿阵地和最后堡垒捍卫马克思主义红色政权，……
一个与颠覆势力颜色革命作殊死搏斗的顽强战士，还有什么比看到对手终于成为笑话更令他欣慰的？
他以多病之躯坚持到96岁高龄，终于看到了这一天，这是对他一生的艰难苦守和顽强斗争的最好回报。
● 今天，当他在粉碎西方渗透颜色革命的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爆竹声中含笑而去的时候，我像和我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感到欠了他老人家一个真诚的道歉。
但我此时迫切地想写点纪念的文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 如果这篇文章，借着此生珍贵的一面之缘，能够在江泽民同志飘然远去的路上伴他一程，就算是我没有辜负革命前辈的期望和鼓励了。
“霞霞侬”！
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我与江泽民总书记的一面之缘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江泽民同志
文/梦也无声
十一月三十日的下午，我在四会绥江边的临时住所里，正和梦痴谈论一篇嘲弄这一波利用疫情搞事情的颠覆分子们闹出的一幕幕丑剧闹剧的网文，忽然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条灰黑色的消息：江泽民同志不幸逝世。
细看之时，各个网页都已变成了暗淡的灰黑色。
我的心情也顿时变得灰暗，刚才那戏谑嘲弄的表情僵在脸上。
我和梦痴对视良久。
梦痴叹了口气：“我就说嘛，他全力以赴守护烈士的心血，烈士绝不会让他走的落寞……”
“你什么意思？”
梦痴指了指我手机上的那篇文章：“三十年来，颠覆分子一心想把他变成笑话，他却恰好在颠覆分子变成笑话的当天含笑而去，对一个毕生战斗着的人来说，这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隆重的喜丧吗？”
我点点头，我想应该写点什么来纪念一下。
江泽民同志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扶危厦之将倾，承前启后坚定不移，忍辱负重坚守在西方“颜色革命”的前沿阵地和最后堡垒捍卫马克思主义红色政权，……
一个与颠覆势力颜色革命作殊死搏斗的顽强战士，还有什么比看到对手终于成为笑话更令他欣慰的？
他以多病之躯坚持到96岁高龄，终于看到了这一天，这是对他一生的艰难苦守和顽强斗争的最好回报。
讣告中说，他对中国革命有特殊贡献，作为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我并不真正清楚他的历史功绩和肩负的特殊使命，在他执政期间那漫天飞舞的攻击他的谣言和诽谤中，我也曾困惑过，对他有过一些误解，而且这个误解的影响之深远，甚至改变了我此生的人生走向。
今天，当他在粉碎西方渗透颜色革命的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爆竹声中含笑而去的时候，我像和我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感到欠了他老人家一个真诚的道歉。
但我此时迫切地想写点纪念的文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三十年前，我和“庙堂之上”的江泽民同志竟然有过一面之缘，他是我迄今为止惟一一次真正地近距离面对面地接触过的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员、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说来话长，那次的见面，源于一个时代的特殊背景，或许正与央视说的他的“特殊贡献”有些关联。
那是1991年底，当时我在航空部六零一所（原第六研究院第一所）工作，刚刚晋升为工程师，是一项全国重点军工科研项目组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虽然年轻，但我已经在这个课题组工作了五年多了，当时我们的工作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举步维艰，我们年轻人更是承受着更多的压力。
从技术角度说，我们当时与英美西方的差距的确非常大，所谓的课题，也难免跟在人家后面边学习边攻关，想要真正地有所突破，也不现实，而且，就算理论上差强人意，可是现实中的材料品质、工艺水平以及环境因素等等对飞机来说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我们国内可以说都无法达到实验所需要的标准，对年轻人来说，这种状况十分地消磨人的意志，从恢复高考以来自“航空工程师的摇篮”中破茧而出的“天之骄子”，到现实中举步维艰的落后局面，让我们普遍地缺乏对未来的信心。
更何况，技术上的落后局面还并不是最大的困境，真正让我们身心俱疲十分沮丧的，还是当时的风气和形势，在军工系统内部，存在着“造”还是“买”的激烈争论，各执一词难以调和，我们这些为了“造”而进行的科研，在各种不利条件下显得十分弱势，一不小心就会给难分高下的“造买”之争提供分出胜负的依据。
后来在文化文艺界摸爬滚打长了见识，我才逐渐意识到，所谓的造还是买的争论，就是当时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独立自主地建设祖国还是走买办资本的捷径快速发展的根本分歧，是走什么路打什么旗的原则问题，更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根本大计，这一点，在最近央视推出的几部重点电视剧中都有印证，
这种两条道路的对抗，极大地影响着每天的科研工作进展，原本我们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安全性能，“我们的双手托着战友的生命”，飞机要上天，我们科研人员的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都会造成机毁人亡的惊天事故，所以，每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小心走过每一个沟沟坎坎不敢稍有懈怠，是我们航空科研生产的一份特殊责任。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除了这个安全问题，我们还要承担着这项课题是否能继续下去的压力，我们稍有失误，就可能给艰难地坚持“造”的一方造成被动的局面，给对方以口实反对独立自主，实验过程中，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几乎都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挫折，失误甚至失败，都让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生怕因为自己经验不足考虑不周给课题带来损失，让计划前功尽弃，如果“造”的主张被否决“买”和“租”的主张被确立下来，就意味着我们的事业将没有未来，甚至我们的职业生涯也可能就此结束，我们在资本大潮中也不知会飘向哪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是东北下岗山雨欲来的时候，距我们研究所不到三公里的地方，就是沈阳著名的老工业区铁西区，那里风雨飘摇人心惶惶各大企业内外交困，早已发不出全薪，就像电视剧《麓山之歌》中描绘的那样。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同学朋友纷纷出走鸟兽状逃离沈阳，这种状况难免不会影响到我们。
另一方面，鼓励开放助力富裕的冲击力一点也不示弱，在我们七九一一团支部里，我们的“七”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主力，而一个走廊之隔的“九”和“十一”，就是当年罗阳和孙冲所在的部门，他们搞军转民也做的有声有色风生水起，那时候分配方案已经改变，不再是全所统一规划，到了年终分奖金的时候，所里年轻人口口相传，说人家“九”“十一”动辄数万不等的奖励，而我们的军品课题人员只有百十块钱的所里平均奖，虽然科工委领导会从军费开支中给有重点科研项目的人员增加一份一线补贴，但是杯水车薪，远不能与民品部门相比。
对军工科研未来的忧虑，课题陷入瓶颈的压力，还有金钱享乐的诱惑和利益分配带来的不平，搞得我们也是时常地心神不宁，一方面为荣誉、责任和信念，希望在科研领域有所建树，另一方面，也的确很难放下利益诱惑。
在这种多方压力下，人也更为焦虑弹性不足，造还是买的争论就难免升级，课题组成员，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与买方代表的矛盾就非常地尖锐了，稍有风吹草动，我们就会义愤填膺。
与科研本身并无关联的种种压力落在肩上，就这样忍辱负重磕磕绊绊地忙到了1991年底，各项试验终于圆满通关，试飞项目也全部顺利完成。
可是啊，正如主席所引用的罗隐的一句诗说的那样，“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那时候，前苏联解体，国际共运遭遇严重危机，世界局势对社会主义中国十分不利，我们的事业与我们的命运也无一不与祖国的命运相颉颃，就在最后一次表演性试飞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状况，自然地，这个状况直接招致了又一轮“造”与“买”的激烈交锋。
其实，作为共和国行政名册上最低一级的“国家干部”，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并不知晓当时政治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风云变幻，我们完全是出于捍卫自己的科研成果的心思，去参与这场斗争的，很多议论已经出离了讨论科研问题的范畴，上升到我们这样的科研单位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的生存与未来的关键环节。
叶帅晚年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二三十年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底会走向何处”的时候，几度哽咽难以为继。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这场争论，其实也正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将走向何方的讨论。
说心里话，虽然我们据理力争，但是在内心里，还是没有那么自信，毕竟我们的科研成果，与当时的美欧差距还很大，在争的过程中难免心虚，外强中干。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不折不扣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用“垄断兼并”“囤积居奇”去卡战友的脖子，击买方的软肋，踩国家的短板，我们会坚守底线。
但是，如果走“买”的路线，难免在关键时刻就会被人家掐住了国防的脖子，就像现在的芯片大战，象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那样，这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不容争论的。
我们的成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我们是社会主义的草，社会主义的草永远不会让社会主义的老黄牛饿死在前线，资本主义的苗再好，我们也不能削足适履把全部家当押在他们的身上。
有了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坚持就难免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老总师一直在劝我们冷静谦逊，就事论事，虚心接受批评，不许说影响团结的话，我们还因此十分恼火老总“缺乏斗争精神”的“和稀泥”作风，那个时候，我们对老总的误解很深，他“倡导”的隐忍让我们十分沮丧。
就在这个十分沮丧的时刻，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国防科工委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工科研成果展，我们的成果被选入主场展示，聂帅的女儿聂力是当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她亲自操刀主办这次展会。
无疑地，上级部门的这一举措，极大地鼓舞了科研人员的士气，我们振作起来，精心设计筹备展品展框。
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筹备小组，受命代表这个课题组的全体科研后勤人员赴京参展，我和另一名来自西安合作院所的女孩子负责解说。
任务何其艰巨，责任何其重大，我们的言谈举止，一招一式都寄托着在背后默默奉献青春、激情和心血，把自己的青春和未来投注在祖国的航空事业的战友们的期望，承载着他们对自己未来对航空事业的信念和信心。
我俩是他们的脸，不能有任何差错。
与我们的展品性质有关，展览会并不热闹，人气不高。
展览进行到中期的时候，领导召集大家开会，说明天有两个重量级的人物要来参观，让大家振作精神精心准备。我们的组长特别叮嘱我俩，一定要想办法留住首长，向他们推荐我们的“ACT”。
第二天上午，果真迎来了第一位重量级人物（不便透露他的姓名），我和魏钰（兄弟所派来的那个解说员）整装待发——不如说严阵以待，准备“围堵”他。
看见他远远地快步走向我们的展台，我和魏钰一左一右摆好阵势，试图拦住他，向他介绍我们的“ACT”，可是他并没有停留的意思，甚至看也没看我们的展板，挥起左手推开我，快步向前走向下一个展位。
我打了个趔趄，魏钰上来扶住我，我们俩相视片刻，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
如果说看了我们的展台，也没有兴趣，可能是我们的成果不行，可是连看也没看，这应该算是我俩的失职吧！那种无边的沮丧和自责，真的是无以言表。我俩蹲在展台一角，默默地流眼泪。
时间紧迫，也由不得我们沮丧，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从前面展台传来信息，说另一位首长到了。
我俩立即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准备迎接。
有点嘈杂的大厅突然安静下来，首长一行人走了进来。
江总书记！是江总书记来了！
大厅里响起呼声。
江总书记笑眯眯地，正向我们的展台走过来，我和魏钰屏住呼吸，摆好站姿。
江总书记走到我们的展台前站住，饶有兴味地看着展板，听着讲解，并微笑地向我们点头，然后令我们终生难忘的一幕，就在这时发生了……
江总书记略微弯腰，颔首对着我们，轻轻地但却十分清晰地用上海话说了声：“霞霞侬”。
一时间，我和魏钰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冰与火的两重天，让年轻的我们，真有点手足无措了。
在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和国防科工委的支持下，我们的课题虽然出现了一些状况，引发了一些争论，但是每个参与科研的人，都立了功并得到了国家级的嘉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OK。
造与买的争论并没有因此平息，年轻的科研人员对未来的惶惑和担忧并没有消除。
在试飞表演出了状况之后，我们对于李明总师的那些误解，经由那位首长的拒绝态度，在这个展会上得到了印证。
有时候我也自责，当大家问起展会情况的时候，我是不是不该如实地说出两位首长的不同态度？
当高层的分歧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团队也迅即丧失了凝聚力。
我们亲眼看到李总在那场争论中的隐忍和谦逊，当时我们把他的这种态度误会成了“无能”和“缺乏战斗意志”的表现，大家为此绝望的不能自已。
后来，课题组的几个骨干力量纷纷开始准备自己的退路，有孩子已经上学的老大哥就说，既然造不如买，我们不如去美国做跨国贸易生意，又何必辛辛苦苦搞这个没人要的科研呢？
比较持重一些的师兄，也担心跟着李总这样的领导，凡事总是让我们谦让，总归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工。
他们最终各自散去，出走美国日本寻个人的出路去了。
我的偏狭和骄傲，让我一直对那个在展会上推开我的行为耿耿于怀。尤其是1989年夏天的那场危机，也让我意识到战斗的必要性，虽然当时已经不再提倡阶级斗争为纲了，但是我明白了各个环节各个阶层其实都在战斗中。
我反思自己，终于明白我并不适合做一个工程师，这个六院一所，也不是能施展我的战斗能力的阵地，我们辛辛苦苦搞出的那一项国家重点科研成果，并没有给我带来足够的自信和底气，它不是我手中“趁手的兵器”，否则，我一定会有办法留住那位首长匆忙离去的脚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另一个更为严峻的事情。
那时候我是辽宁大学的家属，我的小家就在辽大的教师宿舍里，一天傍晚，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连锁书店北方图书城里，我看到一群少年，初中上下的模样，或蹲或坐在地上，如饥似渴地看书，旁边陪伴的家长们脸上露出欣慰或自豪的微笑。
我很好奇他们都在看什么，就走到他们聚集的书架前，那里摆满了莫言和王安忆的新书，我随意抽出一本，王安忆的，名字忘记了，大概是小城之恋还是小城什么的吧，发现书脊上有一部分页面被翻得发黑，与旁边的书页形成鲜明的界限，我翻到那些发黑的部分，赫然发现里面都是或含蓄或露骨的“性描写”段落，我看看那些孩子，他们有的发现我在看他们，就悄悄地合上书，假装若无其事地走开。
我看看依偎在我身边刚学会走路的女儿，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呢？应该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吧，那一瞬间，我似乎明白了我应该做什么。
这些是后话。
总而言之，课题组的绝大部分骨干都先后逃离了岗位，我们离开的时候，老总师承受着我们对他的失望和误解，还是费尽心机想尽办法挽留我们，可是，当时的他，也没有多少本钱了，他的努力终究没有成功。
当李明总师用颤抖的手愤怒地拍着桌子，骂我“背叛了祖国的航空事业”的时候，我明白，我欠了李总一个道歉，就像后来，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共同经历了那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之后的今天，白发也爬上了我们的额头，才终于明白，我们都欠了江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一个道歉。
我有时就想，我们到底会不会斗争？我们这些没有坚守在祖国航空战线上的“逃兵”，当年到底差在哪里？
十几年前，我回所里去看望李明总师，李总还是那么慈祥宽厚，他说：你们啊。就是没吃过苦。
这一句没吃过苦，真的是意味深长，我们不懂团结，又如何知道斗争？
有时候，当公知们的谣言满天飞舞，莫言们的谎话甚嚣尘上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这些败类千刀万剐。
但是，想想李明总师，想想当年的江泽民同志，他们都是从腥风血雨的年代历练出来的久经考验的老共产主义战士，难道对战斗战争对斗争的理解，不比我们深刻深远吗？
他们为什么选择沉默隐忍？选择谦和礼让？
因为他们更顾全大局，更懂得团结，更明白进退屈伸，更深刻地体会了有礼有节有策略才是战斗应该有的模样。
就像习总一直强调的，要坚持斗争，要讲究斗争的艺术。
不知道团结，哪里来的斗争？敢于斗争还远远不够，善于斗争才是根本。
现在想起展览会上，江泽民同志的举动，真是微言深意意味深长。
现在想来，那个把我推到一边的首长不满意我们的成果，其实江总书记也未必就满意，他刻意地要表达对我们一线科研人员的尊重，与我们的老总师是一样的心情，除了个人修养，还有国防大计，还有他们要坚守的建设祖国的路线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他代表党中央，也代表那个和他意见不一致的首长，向我们表达谢意，给我们鼓舞士气，是明确地告诉我们党中央还在我们的身边支持着我们的奋斗。
那个一直让我如鲠在喉的首长，我知道他真的错了，我现在才明白，他的错不是一直以来我所理解的那个错，而是比我所理解的那个错误更加严重。
他的举动有悖党的宗旨和纪律。他不该把高层的分歧带到我和魏钰的面前，把他们的争论向基层科技人员公开化，在党中央没有统一思想，没有对“造买”做出最终决议的情况下，这个分歧是党的机密，他有义务有责任在我们面前保守这个秘密。
他暴露这个分歧，干扰了党中央团结一致的气氛，在下属中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扰，消磨了基层科研人员的意志信心和坚守的信念，提高了坚守的门槛，让坚守变成了内耗……
说到底，主席说得好，所谓团结，就是要团结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团结那些轻视过你、伤害过你的人，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这位大人物轻率地向一线基层的战士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态度，他这是严重地缺乏党性原则。
让人欣慰的是，就在江泽民同志逝世前夕，珠海航展上，我们的航空成果终于让世界瞩目，与当年北京军博航展的落后荒凉天壤之别恰成对照，异常艰苦的坚守，有了回报，祖国的航空事业没有因为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我们底层科研人员的逃离而遭受损失，我们也倍感欣慰。
而这一切，都是与江泽民同志非凡的格局和卓越的斗争智慧分不开的。
在永远地送别江泽民同志的今天，我由衷地相信习总的话，我们要向江泽民同志学习，继承他的遗志，以便在今后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斗争形势下，能站稳立场讲究策略，团结协作战斗到底。
虽然李总说我背叛了祖国的航空事业，但是我不后悔，我还是坚信，我选择了战斗在祖国的文化战线，方才是物尽其用。祖国的航空事业缺了我并没有任何的波澜，但是象这样的一篇纪念文字，却未必是人人可以驾驭的了。
如果这篇文章，借着此生珍贵的一面之缘，能够在江泽民同志飘然远去的路上伴他一程，就算是我没有辜负革命前辈的期望和鼓励了。
“霞霞侬”！
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本文作者简介：
198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自动控制专业，分配到航空部六零一研究所工作，期间参与国家一级重点科研项目，负责其中的软件工程化建设，荣立个人三等功，晋升工程师，于1995年离开原单位，考入辽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攻读唐宋文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