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就要这样当
作者 李智民
“做官一任，造福一方”好象是所有步入官场人的座右铭。但在实际的工作实践中，不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而依据所踫到的实际情况，采取果断的措施，解决问题而取得成果的官员是太少太少，不少是“遇事先想乌纱帽，何惜民众之倒悬”的官。
这儿有几个不拘泥去机械地上级命令，而能以所看到的实际情况解决问题的实例，他们确实是当今为官的好榜样。
1、为民请命的林则徐
林则徐于两广总督任上，面对国家、民族的危局愤然上书，要求禁绝鸦片。並于1839年6月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显示了中国人民杜绝鸦片危害的决心。当他被寃而流放新疆时，又亲身实地考察天山南北，主持修建水利、开垦荒地，对原有“坎儿井”进行改革推扩，为发展新疆经济，抵御沙俄的扩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林则徐还组织翻译了一批外文著作和报刊书籍，对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当时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打开了一扇窗，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而林则徐为官最为可贵的是敢于为民请命。当1835年秋，嘉定、宝山四州县发生洪灾，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冒雨查访灾情，发现灾情确实严重，百姓自身难过今冬，更无再向官府缴纳赋税的能力，就与两江总督陶澍商议后，上奏朝庭请求将赋税延至下年征收。被道光帝严斥他“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只知博取好名声”。在那个皇恩浩荡、君命如山的时代，林则徐冒着革职杀头的风险，再次冒死上奏，道光帝降旨，要求陶澍调查，幸亏陶也是正直之士，竭立支持了林则徐，终于取得道光帝的恩准。
百姓闻之，纷纷称他为“林青天”。林则徐一生不仅把任内当官要做的事做了，临危时还能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救民之水火，这才是难能可贵之处。
2、志愿军排长抗命，却授一级英雄
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排长郭忠田奉命在朝鲜的葛岘岭阻击拦截美军。上级命令是不放过一个美军。郭排长先行一步到了葛岘岭，发现上级从一比五万地形图上指定的阵地，並不是最佳消灭美军位置，临时调整作战部署，只在主山头上做了一些伪装，而将大部分人马安置在更靠近公路，火力更能集中消灭敌人的一个小山头上。待美军接近时，他发现美军是坦克集中在前面开道，后面跟着的是满载美军的大卡车。他又临时调整，没有去机械执行不放过一个美军的命令，而是先放过了美军坦克，集中火力打后面的大卡车。结果我们打的后面美军措手不及，几手全部报销，前面的坦克想退回救援，则又为模七竖八被火焚毁的卡车挡住，干着急没办法，还被后面赶到的我方部队包了饺子，全部消灭。就这样，我们的郭排长在自己不伤一人的情况下取得完全的胜利，不但未被上级追究违抗命令的责任，还被上级领导通报表彰，授予一级战斗英雄。郭排长敢于担当，在战场上灵活应变，着实是我军有勇有谋取得大胜的一个“小排长”。
3、焦裕禄抗命给兰考百姓发路条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2年，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他去上任在兰考火车站一下车，就为眼前的一幕震惊了，被饥荒饿的皮包骨头的兰考百姓扶老携幼在挤着上火车，让火车拉着他们到一个自已也不知道的地方靠讨饭来活命。
就是这样，许多逃命的人又被拦截遣返回乡，因为他们没有路条（当地政府开的介绍信）。
焦裕禄的心为百姓的苦难而流血，在县委班子讨论如何带领全县人民度过饥荒的会议上，一些领导拿岀上级文件，告知焦书记，上级要求所有人不得外出时。焦裕禄则帶领全县的领导来到大雪纷飞的火车站，看着那些饥饿难耐的乡亲，熬熬待哺的孩子。痛心地说，我们能让自己的乡亲饿死在自己的故土吗？我们给老乡开路条，放他们一条生路。上级追查，就追查我吧！就这样，一大批人虽一时背景离乡，但却保住了性命。焦裕录又集中財力派干部到粮食富裕地区购买了一部分粮食，带领留下的乡亲生产自救，终于熬过了饥荒。后来，焦裕禄又本着科学求实，迎难而上的精神通过翻淤压沙、翻淤压碱的方法大规模改造了兰考的沙地、碱地，载植耐旱、耐盐的泡桐树，彻底改变了兰考面貌，使兰考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1964年因积劳成疾病逝，死后被追认为“最美奋斗者”，他的精神被誉为“焦裕禄精神”。
4、习仲勋下令释放逃港者
习仲勋是我们国家老一辈革命家，解放后蒙寃受屈几十年，文革后平反被委任为广东省省委书记，他到任时正值国民经济刚从文革的禁锢中解脱，已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却不料在1978年底至1979年上半年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的逃港事件，仅1979年1月至5月，全省外逃偷渡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去的有3万人。许多逃跑过程中被抓捕的都关在收营站，外逃人员爆增，站内关押人满为患。加之当时思想认识上，认为这些外逃人员就是向往资本主义生活的敌对分子，所以在关押中被搜身、侮辱、殴打、体罚是常见之事。另外，关押人太多，居住和伙食自然不会好，如此引起的因病死亡时有发生，收营站内群体闹事，冲击岗哨，逃跑也就在所难免。此事也惊动了中央，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的确是个重大考验。
而有着丰富从政经验的习仲勋面对这个险滩恶浪，首先是轻车简从的去问题最严重的宝安考察，每到一地他不是简单地听当地官员汇报，而是让这些官员陪着他一起去下面实地调查。当他们一行人走到中英街时，习仲勋看着香港一侧热闹非凡，车水马龙，而在大陆这边死气沉沉，一片萧条。这种显明的感性认识使习仲勋对问题产生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他心情十分沉重的对隨行的地方官员说：“解放三十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群众向往好的生活，这怪不了他们，是我们的工作沒有做好”。接着对宝安县县委书记方苞提出的开放小额贸易，过境耕做的请示当场拍板，要求：“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接着在反偷渡工作会议上，对一些坚持外逃是政治问题，将外逃人员定性为敌我矛盾的地方领导做细致地思想工作，要求大家统一认识，明确“外逃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如果定性为政治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他要求所有干部“在执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难，深入一綫，随时掌握新情况，保证应对措施及时得当”。他又明确指出“这此外逃人员不能当做敌人，要当成自己人，要把他们统统放走”。就这样，习仲勋敢于承担责任，又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化解了这次逃港风潮。几十年后再回头去看，许多当年的逃港者都成了深圳民营企业的领头人，而如今的深圳各项事业突飞发展，经济指数与“北（京）上（海）广（州）”並列，人民的富裕和幸福生活也排在全国前列。现在已经不是广东人去逃港，而是许多香港人在深圳安家落户了。看到这些，令人不能不怀念敢于担当，把人民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的习仲勋同志。
如果我们今天的为官者都能像林则徐、郭中田、焦裕禄、习仲勋这些人一样能为民请命、具实际情况零活变通圆满完成上级任务，以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执定政策，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一味地唯上是从，就一定会大大减少社会上所发生的群体事件，避免自己领导下的老百姓遭遇不必要的疾苦。
官，就要这样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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