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编者按:
倏忽那年——一份留有温度的遥远记忆……
一位永远等待毕业的学生的回忆
作者:刘立哲
（定县一中1967届高中毕业生）
1964年夏，我从定县明月店初中毕业，报考定县一中。考试前一天，我们赶赴定县师范的考场，借宿在师范大礼堂，睡在大礼堂里摆满的板床上，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一摞烙饼，到第三天烙饼已经变味发霉。两天考试过后，经过一个暑期漫长焦急的等待，终于等来了定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那年高一是从保定南部数县共招六个班270人，录取生带户口入学，享受商品粮待遇。我祖辈以上从没有读书人，父亲也只上过小学，略通文墨。我被录取他自然很是高兴和自豪，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我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五个高中生。
家乡距县城30里，怀揣希望和理想，我肩背行李卷徒步去报道。1964年就读定县一中高一时，高二共有四个班，分别是44班、45班、46班、47班，高三共有两个高中班，分别是42班、43班。后因班容量过大，42班又分为42甲班和42乙班，成了三个高三班。1964年下学年，学校还有四个初中班:即将升入初三的有62班和63班（到1965年毕业离校），即将升入初二的有64班和65班（应于1966年初中毕业）。我们高一新生分六个班。其中俄语班有48班、49班、50班、51班，英语班有52班、53班，我被编入51班。高一教室设在民国时期建的旧教学楼（共设四个教室，上下各两个）的二层。高二教室搬到新教学楼（俗称55年楼，共设八个教室，上下各四个）的二层。这两个教学楼是全校最高建筑。
我的班主任先后是张家敏老师和王爱俊老师。任课老师来自全国各地，不乏名牌大学毕业生。他们讲课各有特点:或深入浅出，风趣幽默；或科学严谨，条理清晰；或旁征博引，括人视野。语文老师高一是王多文，清瘦的身材，说话不急不躁、温文尔雅；高二是周玉藻，系解放前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在河北省教材所曾从事多年的教材编写工作。他深厚的国学底子，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深深影响了爱好文学的我。我的作文也曾被他作范文当堂宣读过几次。当时高中数学划分很细， 分代数、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分别有不同教师授课。代数老师先后是王爱俊和李融名，立体几何老师是王玉池，三角函数老师先后是严淑元和卢振奎。张家敏老师任我们生物课。张家敏老师的端庄大方，待人和蔼可亲；王爱俊老师的快人快语 ，雷厉风行；李融名老师的风趣幽默，能制造活跃的课堂气氛；王玉池老师小小的个子，踮起脚在黑板上方用大三角板认真地画图；严淑元老师娇小的身材，操着江南口音的清晰的表述；卢振奎老师严谨的推理和工整的板书；都给人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教政治的先后是马彦辉老师和李德芳老师，政治课虽然枯燥，但马老师和李老师列举生活实例，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很是爱欢，从中明白了世间万物变化的规律和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物理老师先后是曹益民和董炳元，曹老师讲课声音洪亮，往往下课铃响还意兴未尽，生怕给学生遗漏了什么，嘱咐再三。董炳元老师条分缕析，推理环环相扣，言必称所讲皆按教学大纲，不敢遗漏和超越。化学老师先后是张作新、陈惠英和高通武。张作新老师的课堂实验演示的严谨、准确，陈惠英老师讲课富有乐感的京腔，高通武老师讲课疲倦时略带沙哑的口音，至今如在眼前。教我们俄语的先后是刘继和老师和汤恩明老师，刘继和是北京人，温厚和蔼，形象清秀。汤恩明也操外地口音，一遍又一遍纠正学生的发音错误，不时给学生们开开玩笑。教世界历史的是屈学道，四川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体育老师先后有肖一峰、王之文和酆子聪。就是在这些老师的教育下，我们高一、高二的学习课程顺利结束，每个人都怀揣理想，准备升入高三，作最后一年的高考冲刺。
1966年5月底，“红色风暴”骤起，首先波及的是大学和中学。先是“红卫兵”、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大串联，一千多万师生和红卫兵进京，首都三个多月搞了八次大接见。然后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开始揪斗“走资派”，造反夺权，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当时，定县一中校长刘国斌、教导处副主任芈振明和高宗信（主任朱晨1964年调走后再没任命正职）、后勤主任郝凌云，都任职不长，受到的冲击不太大，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校党支部书记王振修。他是定县清风店区胡房村人，早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任定北县区政府干部，活跃在定县铁路西我老家东忽村一带。1964 年就读一中后，我与同学王振书（东沿里村人）在一起偶遇王振修，他问起我们的老家地址，当得知我们都是城西人时，兴奋地说：“以前打日本鬼子时，我都在你们村呆过！”他还热情地向我打问东忽村抗战时期的村干部尚银奎、刘老九等人的情况。解放后，王振修曾出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大使馆商务参赞，全家户口随迁北京。回国后曾调陕西任职，1962 年响应国家“全国支援农业”的号召，自动将全家户口从北京迁回定县农村老家。王振修回定州后任定县第一中学书记（县团级）。这样的一个工农出身的抗日干部，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王振修名字也被改成了“王真修”。围绕着他一中师生分成了“保王派”和“批王派”。当时任何一派都可以对全校干部和教师查档案、搞外调，扒他们的祖宗三代，找出所谓的问题就可以随意定性他们革命与否。全校掀起对所谓反动分子的大批判，两派的大字报劈天盖地，互相撕毁、互相覆盖。甚至聚拢人群对面辩论、攻击，直至谩骂、打斗。后来一派占据了旧教学楼，一派占据了55年新教学楼，相距几十米的两个楼顶各按一高音喇叭，互相攻讦之声天天不绝于耳。后来楼顶被扒通，楼下挖地道，双方还做好了大规模武斗的准备。
干部受冲击，老师更遭殃。一中各科骨干老师即所谓的“台柱子”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一些出身成分较高的老师被打成“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业余在一起常聊天的同事被打成“反党集团”、“三家村”、“五人店”。对这些人戴高帽子、挂白牌子，大会批、小会斗，有的还被拳打脚踢，批斗后还强迫他们进行劳动改造。定县一中操场南端有块空地，让这些被改造的男老师挖大坑抬土筐垫操场，几个月下来那个大坑挖了足有两丈深篮球场般大。幸免这样遭遇的老师也人人自危，天天被迫开会斗私批修，清思想、写检查，努力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划清界限。男教师讲究一点穿戴的被剪掉裤头，女老师发式追求新潮一点的被剃掉头发。
除了斗干部、斗老师，学生中还互斗不止。出身中农以上的学生不让参加“红卫兵”组织，处处备受歧视。同学间你批我“保皇”、“消极主义”，我说你“打手”、“狂热分子”。不少同学因派性而反目，昔日的同窗情谊荡然无存。
学校还能有一张平静的课桌吗？学校还能恢复往日的教学吗？我们高三的学业还能完成吗？我们还有参加高考的那一天吗？我们彷徨，我们等待，我们期盼这噩梦早一天消失。在学校冬季睡的是不生火的宿舍里的地铺，顿顿吃去的是父母省吃俭用的伙食钱。这没完没了的群众运动，师生间这无休止的批来斗去，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大小伙子怎么能耗得起！学生大部分陆续回农村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去了，有的却走向社会，投山头闯江湖，陷入两派争斗，为人奔波卖命。个别同学仍赖在学校茫然消极地等待，等待复课的那一天。
我回到老家到生产队上工，有技术的农活不会干，卖力气的农活干不了，好在队长照顾一个愚弱书生，尽量给我分派一些辅助劳动岗位。队里耕地播种用的是一头倔驴，掌犁者是队里种地的老把式，一个同族的老爷爷，队长让我去帮他拉牲口，防止犟驴走偏。我本来不善于在人前说话，再加上一老一少交流的话题又少，一天下来发音最多的就三句:“哒——得儿”，这是吆喝牲口前进的口令；“喔——喔——”，这是让牲口转弯的口令；“吁——吁——”，这是让牲口停止脚步的口令。后来全村遍传“某某拉了三天（有说五天的、还有说七天的）牲口就说了三句话。”面对突来的学业中断，面对指点江山后的疲惫，面对无望的生活未来，哪里还有更多的话对人倾诉？我只能默默地步入现实。全家人跟我一起迷茫彷徨的同时，也曾抱有学校复课的一线希望，过半月二十天就劝我来学校一趟探听风声。昔日的宿舍空空荡荡，门窗被损坏，墙壁上涂满留诗赠言。学生大伙房打饭吃的人寥寥无几。想以前，每到打饭时间，值日生赶紧跑来食堂排队打饭，用一个大木槽盛上按人头打来的稀菜粥或菜汤，另一个盛上玉米面或红薯面窝头或白面馒头，抬回大礼堂固定位置，全班同学分而食之，饭食虽寡少而粗粝，但回到课堂听老师传授知识学问，也能补饥肠之不足，甚感温饱矣。偶尔回校一次，可以用饭票不限量打饭，虽吃的再饱，再也见不到全班的同学，见不到昔日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了。
停课一直到1968年底，一声号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农村来的学生，商品粮户口作废，一律回乡务农。个别人通过关系奔赴内蒙和东北插队。从此复课再无希望了，高中学业也到此终止，我们这批人成了永远没能毕业的高中生。
我回乡后，乡亲们投来异样的目光，或同情怜悯，或怀疑猜测，或奚落嘲笑。父亲的脾气也眼看着一天天变坏，时不时说出一些鄙弃的话语，说我手提肩担干什么也不行，纯粹成了“孔老二”。当时虽然很有抵触情绪，但后来也慢慢理解了父亲，他十几年来用汗水劳动和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供养了我，到头来还给他的是一个百无一用、继续让他为儿子盖房结婚操心费力的人，他怎能不生怨气！
定县一中的那些老师们经过这一场浩劫，大部分也都带着沉痛的记忆，离开了那片伤心地。或回原籍，或调动岗位，从此散布全国各地，再也无缘相见。一朝风暴，十年动乱，这期间学校虽然也恢复过招生，但师资力量和学生水平已经大大下降，好多高中或中师毕业的人被借来做代课老师，学生学习动力普遍不足。十年动乱期间，高校不招生或实行工农兵学员推荐制。没有门路的广大学生，上大学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
一声春雷响，九州万物苏。党中央果断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后，邓公在1977年底力挺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让那些没能盼到高中和初中毕业的学子们，又燃起了上大学的希望 。他们在社会底层沉沦和煎熬了十年后，凭着在高中或初中打下的知识底子，凭着自己艰辛和积极地备考，部分同学又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但仍有不少同学由于各种原因，仍在社会基层工作和生活，至今依然抱有高中或初中没能毕业的终身遗憾。这不仅是他们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今天河北定州中学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定州中学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慢慢恢复元气，步入正轨。今日的辉煌，是经历了那样一段不堪回首的风暴的洗礼，才逐渐完成了他华丽的蜕变。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回顾历史，告诫后人，目的是吸取历史教训，防止悲剧再次重演。
尊师重教，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华文化，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富国强民的基础。此篇文章之所以不厌其烦罗列了那些曾传授给我们知识的老师名姓，目的是让后人明白“一日为师，终身莫忘”的道理。我们即便取得再大的成就，也应懂得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要有自知之明，始终保持一颗谦虚谨慎之心，始终保持一颗奋发进取之心，唯此中华文化的泱泱长河才会奔流不息！
写于河北定州中学校庆120周年之际
2022年11月20日
作者简介 :刘立哲，1948 年生，定州人。高中高级教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作品收录在《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歌咏五台山》、《孝诗三百首》、《当代中华诗词精选》、《中华诗词网选刊》、等大型诗词选集。另散见于《中华诗词》、《诗词月刊》、《北京诗苑》、《香港诗词》、《深圳诗词》、《长白山诗词》、《难老泉声》、《八桂诗词》等。出版有诗词集《品墨斋诗选》、《品墨斋诗文选》（第二辑）、《刘立哲书刊诗作选》，主编有《东忽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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