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朱超群跟我聊起当年王洪文及"安亭卧轨"事件

文/上海袁德礼

（嘉定文学总编作家朱超群和报界大佬袁德礼近照。）

上海《嘉定文学》杂志社总编作家朱超群出生工作在黄渡、安亭镇上。以此为蓝，先后出版了中长篇小说集、散文诗歌序文集18本书籍。他先后推荐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周劲草等28位文学爱好者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

我在38年前就在报纸上读过发过他的故乡作品。跟他在一起参观过故乡的巨大变迁。今年初，他来电邀请我参加技术员出身的中年作家胡德明《岁月有痕》新书发布会，让我再次领略到他为别人作序的功夫。

那天发布会结束后，他领我在安亭古城兜了一圈。兴趣所然，他跟我聊过当年上海工总司令王洪文在安亭事件。

王洪文并非是不学无术之人

王洪文在人们印象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就是一个文革“暴发户”。其实则不然，王洪文去北京工作以后，毛主席经常与其接触，后来不到40岁的他就成为政治局常委，这样的人怎么会不学无术呢？

  可是，尽管是这样，王洪文的最终命运依旧是成为阶下囚，在监狱中结束自己的一生。当时抓捕四人帮的时候，王洪文是反抗最为激烈的，那么当时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一、王洪文的书法

   王洪文不仅相貌堂堂、外表俊朗的人，特别是他英俊的外貌一直都让后人为之惊叹。另外，除了他的外貌以外，他还写了一手不俗的毛笔书法。

   我国历代书法评价中， 书品和人品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 人品历来高于书品，书法是人的学识、才能、品质高度融合的体现。

   近来在拍卖网上看到一幅王洪文的书法作品，写得还不错。过去批四人帮，总是说王洪文不学无术，但从书法论感觉一些 “学而有成” 的也未必及得上他。

   王洪文没有家庭背景当过工人当过兵，不到40岁已经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经常与其接触，曾经一度还有意将其作为接班人，怎会不学无术呢。

    毛主席的笔迹整体上属于草书，因此肆意纵横、笔走龙蛇、无拘无束是毛主席书法的一大特点和风格，正常来说一般人是很难模仿的，但是王洪文却能模仿的有模有样的。

二、王洪文的是非成败

从王洪文的书法上来看，似乎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如此奸诈狡猾的人。后来，在张春桥的推荐下，毛主席决定见一见这个年轻人。

很快王洪文就被调到北京，因为受到了毛主席的青睐，他的职位就跟坐了“火箭”一样，一飞冲天，上升速度极快。没过几年，就成为了中央副主席。此时的王洪文，可谓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所以，那个时期他的书法更是表现得神采飞扬，洒脱流畅，在他写给江青的信札以及他亲手批示的一些工作回复上就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而且这些内容几乎都是一气呵成，很少有修改，因此这些书法内容从侧面印证出来了一个观点，那就是王洪文绝对不是一个草包。

   但是王洪文最愚蠢的地方是他竟然想凭借一己之力，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玩弄于股掌之间，并且做了很多为非作歹的事情，这才是最为可笑的地方。

  1976年，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几位党中央重要的领导人先后离世，最终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决策下，决定对四人帮进行抓捕，整个行动方案是汪东兴制定的，也是他带领着中央警卫团的8341部队执行的。

    当时“四人帮”急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因此汪东兴准备以这个为突破点，邀请他们来到中南海的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三、逮捕王洪文危险一幕

   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元帅和汪东兴静地坐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汪东兴将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交给了华国锋。

 在进行抓捕行动之前，抓捕行动小组就已经考虑到了，王洪文年轻，参加过战斗，当过保卫干事，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所以，抓捕行动小组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

    当王洪文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的时候，他的贴身警卫被拦在了门外，他的配枪也被要求暂时交出。虽然感觉异常，但在停顿一下之后，他还是走进了怀仁堂。

    当王洪文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立刻就扑上前去，立刻就扭住了他的双手，而不是向抓捕张春桥时那样，让他走进正厅。 

     当时王洪文还没有明白自己已经被捕了，他还在大声地斥责抓捕行动的卫士"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 

    但卫士们仍然不放开他，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   他一边拳打脚踢抓捕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挣脱，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

四、王洪文结局

     王洪文（1935年-1992年8月3日），男，吉林长春人，“四人帮”成员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策划者之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毛泽东的赏识，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1]。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死于狱中。

卧轨、扒车耍无赖，主席亲自过问：王洪文制造“安亭事件”始末

文革初期的王洪文只是上海一个不知名的保卫科干事，然而充满野心和阴谋的他却时刻窥视着突变的政治风云，一手策划了“安亭事件”，并与张春桥达成了政治默契，迅速脱颖而出。

从此，他作为“工人领袖”，与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结成“四人帮”，从而顺利进入到中央政治的最高层。

王洪文到处碰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仪式在文化广场召开。此时的王洪文已经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中小有名气，并且居于核心领导地位。

这次的仪式也是他提议要搞的，他想借助这一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也让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这个组织，一旦成功，自己自然就是威震上海乃至全国的“大人物”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王洪文想的那样发展下去。各个造反派头头争先发言，都在提高自己贬低别人，乱哄哄，闹嚷嚷，毫无秩序可言。看到这些，王洪文心中焦急得很，他必须努力将各个造反派组织统一到自己的麾下，否则真就乱套了。

王洪文灵机一动，有了办法。他让自己的小兄弟廖祖康大喊“打倒曹荻秋”的口号上台发言。宣称上海市委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一小撮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镇压群众运动。这一招果然奏效，各造反派停止了互相拆台，将矛头一齐指向了上海市委。随后，大会选出了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领导班子。

但是，上海市委拒绝对曹荻秋进行批判，而且仍然拒绝承认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是合法组织，这让王洪文气急败坏。他像一个赌徒，下狠心要继续赌下去。

卧轨拦车震动北京

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合法，就意味着王洪文是这个“非法组织”的头目，以后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他自己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这是王洪文最不能容忍的，也绝不能善罢甘休。

就这样，王洪文带着手下几千名造反队员，高喊着“去北京告状”、“造反有理！革命到底”等口号，涌向上海北站。正好遇到一列开向北京的火车，王洪文大喊一声：“上！”造反队员不由分说，冲入车厢，把火车挤了个满满登登。近乎超载的火车开到上海所属嘉定县的安亭火车站时，被拦了下来。

来谈判的上海市委代表做出了一些妥协，允许工总司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开展运动。可王洪文和手下的小兄弟根本不满足于这样的条件，担心一回上海就会遭殃，于是铁了心要拼到底。

这是一列火车开来。王洪文眼前一亮，高呼一声：“拦住这辆车，挂上我们的车厢，去北京！”可列车长根本不听王洪文的，趁着慌乱开走了。王洪文气的大骂手下小兄弟是“怕死鬼”、“笨蛋”。

不一会，又有一列火车开来。这次王洪文可谓是豁出去了，头一个跃上铁轨，躺了下来，其它小兄弟也紧跟其后。这次，王洪文是死活不离开铁轨了，火车不得不停下。

这一僵持，就是几十个小时，整个沪宁线被瘫痪了，震动了铁路，震动了上海，震动了整个中国。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没有表态，指示当时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亲自出面处理。

陈伯达左右为难，终下决心

陈伯达十分为难。他清楚，江青等人正鼓动造反，对安亭事件肯定是支持的。但上海市委乃至周恩来等领导人是反对的，且周恩来明确指示，绝对不允许王洪文一伙闹到北京。权衡之后，陈伯达决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办。

陈伯达自己不能去上海，就决定使出自己能写作的看家本领来处理。他给安亭的造反队员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出，毛主席常说，搞好生产是大道理。

工总司既然是工人阶级组织，那就应该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而是中断生产，那么你们的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陈伯达的话，等于给王洪文扣上了一顶大帽子，也等于是代表中央否定了他的行动，他明白，这意味着不会有好结果了，而且中断沪宁线几十个小时，可够他喝一壶的，回上海之后，自己凶多吉少了。

张春桥心怀鬼胎，王洪文终于如愿

写信之后，陈伯达立即派张春桥前往上海谈判。张春桥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文革如何开展的问题上，他与上海市委也有分歧，这次他正好想利用安亭事件，狠狠报复上海市委，至少要掀起些波澜，这正中王洪文下怀。

谈判进行得很艰难，造反队员们坚决不同意返回上海。无助的张春桥转而要求王洪文讲话以缓解僵持局面。

王洪文终于抓住机会，提出了承认工总司合法、上海市委不追究责任并为今后工总司开展运动提供便利等五项条件。他的要求可谓抓住要害，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安亭就地实现他们要到北京告状才能实现的要求。

听了王洪文的要求，张春桥心中一阵狂喜。他心想，这个王洪文真非等闲之辈，如果能够抓住这支力量，就等于以后有了控制上海的法宝。于是，他答应了王洪文的全部要求，并当众声明要对王洪文等提供保护。

话音一落，王洪文高呼：“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春桥同志学习！”转身对造反队员们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按照中央意见，我们马上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王洪文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退让了一步，却进了三步。从此，他的势力以安亭事件为契机，逐渐壮大起来，也终于引发了江青一伙人的注意，成为了“四人帮”一员。

上海古镇：安亭

说到安亭，那是上海的一个古镇，位于物华地丰的上海西北门户—嘉定区西南,距嘉定城区13公里。西与江苏昆山接壤,西南以吴淞江为界与青浦区相望,东与南翔、马陆两镇及嘉定工业区相连,是上海的文化古镇,工业重镇和经济名镇,因有上海“国际汽车城"而闻名于世。

“南北可二里”的丰邑大镇

安亭隶属嘉定,时在南宋嘉定十年(1218年),当时经朝廷允准析昆山县东境春申、安亭、临江、平乐、醋塘五乡置嘉定县,以年号为名,县署设在练祁市(今嘉定区),与昆山县永安乡接壤,1958年,安享和另两个乡镇被辟为上海市的卫星城镇和工业区。之后嘉定逐步成为科学卫星城,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均坐落在这里。而位于嘉定区西部的安亭镇,日后更被打造成了建设中的上海汽车城。

“清江一曲汉时亭”,安亭历史悠远。古时有十里一亭之制,以安名亭,以亭为镇,沿袭至今。1963年8月,在安亭嘉泰砖瓦厂曾出土西汉陶罐,证明公元前已有先人生活劳作在这块土地上了。1985年10月,在安亭前进村双墩庙西侧出土了数口“东汉井”,打井取水的事实也表明了汉时此地已成为人们的聚居之地。

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在安亭北面兴建了菩提寺,前去烧香拜佛者众多。随着菩提寺声望日隆,附近居民聚落开始出现,安亭渐变成村,又成集镇。

明正德四年(1509年)将安亭镇列为嘉定县七镇之第三。明万历《嘉定县志》载:“安亭镇,在县治西南二十四里,因亭而名,其地西与昆山接界,南与青浦接界,南北可二里。”可见其时安亭镇已成为丰邑大镇。

安亭的民风民俗也从属于县境内的民风民俗。如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是日家家吃团子、馄饨,俗称“贺年羹”,象征合家团圆和睦;又以面粉团捏成缸甏等状蒸鱼,称为“蒸缸甏”,视“缸甏”内水汽多少,卜一年之晴雨。而在农村黄昏时分,则有“扛三姑娘”(指田头姑娘、场角姑娘、坑三姑娘)的习俗,询问吉凶祸福;而到了傍晚时分,农民们则会手持火把至田头放野火、口唱"花三担,稻六石,我伲田里出金银山,人家田里出瓦楞爿”,以祈求丰收。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过花朝,俗称“百花生日”。内容为剪红纸粘于花枝,谓之“赏红”;食糖糕,谓之“撑腰糕"。解放以后,风俗中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已被革除。

古镇集市有二,“俗以北市为大安亭,南市为小安亭",北市以严泗桥为中心,南市以井亭桥为中心。市街南北约一里,东西约半里。明代在这一市街上有大小商店一百五十多家,但三分之二在嘉定地界。严泗桥中市最热闹。严泗桥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因其处东西泗泾与严泾(现名遭塘河)汇合之处,故称严泗桥。清道光六年(1826年)重建时改名集庆桥,南侧桥洞边并刻有“十字河分两县界,百廛市聚四方人”对联一副。今仍名严泗桥,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井亭桥建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现所存之桥为清嘉庆八年(1803年)重建,桥门洞两旁刻有对联:“龙门旧锁春申渡,鸿运新开甲子年”。这里每天一市,贸易物以棉花、土布、米、麦为大宗。南宋嘉泰中,归姓安亭人创始药斑布,以灰药涂布染青后拭去,青白成纹,有山水、楼台、人物、花果、鸟兽等图案。四乡之民“自早至日中涩沓相竞,声沸水面”,足见当时“物产之殷繁”。

归有光与震川书院

震川书院是纪念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一所学府,其故址在安亭中学内。

归有光(1507-1517年),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乡试中举。翌年会试落榜,遂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带着妻儿徙居安亭其岳父王致谦家。在“世美堂”读书讲学十几年。"四方来学者常数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不以名氏"。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举进土,授湖州长兴县令,迁顺德通判,进南京太仆寺丞,掌管内阁的诏书起草,修撰《世宗实录》。

归有光文才驰名江南,他的散文朴实简洁,感情自然动人,在文学史上上承唐宋,下启清代桐城派。归氏讲学安亭,对嘉定的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阎百诗曰:“隆庆以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得(归)有光之真传也”。王锡爵称归氏作品“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侧之思,溢于语言之外”。姚鼐也称道归氏作品,以为“元明两代除归氏外别无他人”。归有光一生著有《震川文集》、《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多部著作,

除文章外,归有光对嘉定一带水利民生深为关切,对吴淞江的疏浚治理和平民百姓的生活疾苦慷慨陈词,不少合理见解得到应天巡抚海瑞的重视和采纳。为纪念归有光,清道光八年(1828年),江苏巡抚陶澍奏请道光皇帝批准,动用菩提寺东边空地,建造震川书院。于道光八年(1828年)动工,三年后竣工。震川书院与古刹菩提寺相连,南有和尚浜溪流,对岸为大熊墙,缀以绿树翠蔓,清净异常。东与因果树相通,北又有和尚浜小溪。书院门首镌刻“震川书院"四个篆字。

清道光十五年(1834年),江苏巡抚林则徐因兴修水利事,过访震川书院,留下了“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的字联。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震川书院停办。翌年,毛源等人借书院原有经费,在原地开办震川小学堂。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办中学。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震川书院停办。翌年,毛源等人借书院原有经费,在原地开办震川小学堂。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办中学。

蜚声海内外的国际汽车城

今天的安亭闻名遐迩,蜚声海内外,很大程度上缘于诞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品牌工业—汽车业。

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汽车、使用汽车的城市,安亭则为上海的海派汽车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85年2月16日,中德合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落户安亭,此后,从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上海牌轿车,到与德国大众合作生产的桑塔纳,安亭见证了中国汽车产业史上许多个第一。1991年2月6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更给安亭人和“大众”人带来鼓舞和信心。

在2001年2月举行的上海市人代会上,作出了上海新世纪发展的“东南西北”战略,决定在安亭建立上海国际汽车城,并提出了“大力发展汽车服务贸易,加快融入全球汽车贸易”的发展策略。安亭就此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肩负起了建立体现上海西大门崭新形象的国际汽车城的历史使命。

国际汽车城规划面积约6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汽车核心贸易区、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区、科教研发区、安亭新镇区、教育园区、国际赛车场等功能区。其中国际赛车场、高尔夫球场、中心公园是汽车城规划的亮点之一。建成以汽车为主题,在具备自然生态、绿化、水体为特点的自然风光的同时,与汽车博览展示功能相结合,形成具有会展业态功能的综合性博览场馆群,对提升汽车城总体形象等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根据规划,安亭汽车城将发展成为我国乃至亚太地区汽车贸易的核心市场,同时成为国际汽车厂商抢滩中国及亚洲市场的桥头堡和国外汽车及零配件进入中国市场最重要的集散地,成为国内外汽车厂商、代理商、经销商云集,全世界著名汽车品牌荟萃,集汽车贸易、博览、物流、文化与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国际汽车贸易中心、博览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

汽车科普、汽车休闲、汽车体育和汽车旅游将构成上海国际汽车城一块比重较大的特色产业。占地4.5平方公里的F-1方程式赛车场已经成为亚洲最具魅力的国际赛车场。上海国际赛车场项目规划用地5.3平方公里,由赛车场区、商业博览及文化娱乐区组成。赛车场看台为坡形,可容纳20万人,任何一个座位都能看到3个弯道。赛道整体造型犹如个解翩起舞的“上”字,寓意上海“乘势而上”,"蒸蒸日上”也。更重要的是,“上”字形设计能包容一些不同角度的弯道,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亲临现场的观赛者。

安亭不仅是上海国际汽车城的所在地,也是上海市一城九镇建设的重点镇。新镇区依托上海国际汽车城,以汽车产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三大产业为支撑,力争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建成高品位、高起点、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镇。

审判王洪文时，他拒绝找律师辩护，交代了两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十年特殊时期，王洪文成为四人帮的一员，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审判王洪文时，他拒绝找律师辩护，交代了两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前，王洪文只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名保卫干事，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王洪文不断在国棉十七厂张贴大字报，批判工厂的领导，逐渐靠造反起家。1966年11月，王洪文发起成立了“工总司”，“一月风暴”之后，他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为地方的高级干部。

1972年9月，王洪文被调到北京，一段时间后成为正国级干部，然而，他却在身居高位后迷失了自我，与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江青结成了“四人帮”，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坏事。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与汪东兴指挥8341部队合力粉碎了“四人帮”，也抓捕了王洪文。

王洪文被捕后先是被关押在中南海的地下工程内部接受审查，待收集完其犯罪证据后，1977年4月又把他转移到秦城监狱，继续关押。1980年，中央决定审查“两案”，那么，在审讯王洪文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提审王洪文之前，公安部专门成立了预审小组，对王洪文进行预审，王洪文虽然是“四人帮”主要成员中职务最高的，但他也是资历最浅的，从他这里打开突破口也是最容易的。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专门发布了起诉书，起诉了王洪文的罪行，同时，王洪文也被告知可以寻找辩护律师，为自己辩护。不过，王洪文却拒绝找辩护律师，在提审现场，他对法庭所指控的犯罪事例均予以认可，并且当庭表示“我是有罪的，我要向全国人民认罪”。

第一次提审王洪文的时间是1980年12月6日上午，此后第一审判庭又陆续提审了王洪文几次。值得一提的是，在审讯王洪文的过程中，他的表现非常好，非常配合提问，而且竭力表现出与“四人帮”其他成员划清界限的样子。

王洪文还交代了两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这两个重要问题分别是：第一，1974年年底，在四届人大会议筹备阶段，周总理负责人事安排方面的问题，包括王洪文在内的“四人帮”主要成员把这次会议看成自己夺权的机会。为了安排自己的人员，“四人帮”经过密谋后两次派出王洪文到长沙告状，不过，这两次告状时，王洪文都受到毛主席批评，毛主席甚至让他不要搞“四人帮”。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1976年9月17日，王洪文偷偷飞回上海，加紧督办了“第二武装”，为民兵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伺机建立武装力量，准备实施阴谋活动，发动武装叛乱。

王洪文交代的这两个重要问题对收集“四人帮”的犯罪证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公审“四人帮”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提审之后，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这位在十年特殊时期犯下弥天大错的人，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王洪文的余生没有走出监狱，也没有获得保外就医。1985年，在例行的体检当中，他被查出了患有严重的肝病，在这之后，王洪文转入了公安部的复兴医院治疗，1992年，王洪文病亡，终年57岁。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病亡之后并没有安葬，他的骨灰放在做生意的大女儿王亚萍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