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意识与诗人的审美行吟

——王芳闻诗集《星迹》序

作者：杨焕亭

　《星迹》所收录的，是著名行吟诗人王芳闻女士近年来沿丝绸之路追寻历史圣迹，追念文明圣光，追逐时代潮流的游目骋怀之作。读着这些用采撷于两河文明发祥地、阿尔俾斯山麓、涅瓦河畔的意象丛群酿造的佳作翰章，触摸诗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悠悠初心，感知诗人“沉吟于视听之区，流连于万象之际”的审美经验，就从中读出一种“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题材视域，一种“眼处心声句自神”的生活执着，一种“眼边处处皆新句”的艺术追求，一种“歌诗合为时而著”的时代意识，从而在新世纪新诗创作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表现出诗人对艺术他律性与自律性、作家的时代方位与作品品位、艺术发现与艺术表达等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上认知的文化自觉。

　　这是全球意识与民族情怀的碰撞交响。全球意识是近年来伴随着习zong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而涌现的最新文化概念。有专家认为：全球意识“是指人类社会整体的共同性意识。”指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建设“要在确立中华文化身份的同时克服两极对立思维”，“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不断建构全球共同文化。”这些新的认知，为行吟诗人突破自古以来“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的地域局限和“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的孤影独行窠臼，以“全球意识”来确定写作主体的题材选择，提供了广阔的思维观照。在这方面，王芳闻显然走在了陕西乃至全国诗歌界的前列。当诗人沿着古丝绸之路的漫漫叠代足迹，走进绚烂多姿的文明长廊时，这个星球是这样触手可及，文明的交融是这样的温润绵长。它是每一个民族立于世界的精神嶻嶭，“古罗马教皇侍卫的幽灵/在狂欢的人群穿梭”；是“布拉格的鸽子”“站在歌德肩上高唱《浮士德》”；是“在阿尔卑斯山”，“听见地球滴嗒嘀嗒的足音/能看见风化岩上冰雪凿成的最清澈的文字”；是“托莱多城”的“百转轮回，生生不息”。在诗人的审美的目光下，民族的同样也是世界的。惟其如此，这个星球才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跨越洲际和国界而形成一种审美通感。诗人之所以面对普希金，跃动一腔“朝圣者山海起伏的心情”，在托尔斯泰庄园“中国诗人一齐躹躬/向一个伟大的灵魂致敬”，是因为在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崎岖旅程中，他们成为一座座文明的坐标，与李白、杜甫一样光耀历史星空，铺展出地球恢宏壮观的文明长卷。

　　全球意识与民族情怀从来就是“诗思”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作为一位诗人，芳闻是以强烈的“文化自我”身份意识投入世界文明怀抱的。因而，无论足迹延展至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她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来自“长安一个叫云的女子”。正是这种身份认知，使诗人站在琳琅满目的异国文化意象前，血脉中奔涌着黄河长江的文化自信。诗人从在异国他乡拣拾的“瓦当”聆听大汉将军“铿锵的表白”，在托尔斯泰故乡牵念《道德经》的思想深邃，青花瓷的雅韵流觞；在“罗卡角”的浪花中畅想当年“带着瓷器丝绸的郑和/率万人舰队七次远航大西洋”的磅礴气势，咀嚼“澳门”“感叹中或夹杂着一丝苦涩”的历史况味；望着布鲁塞尔的月色，想象“晚风奏着白居易的《琵琶行》”。 与早期诗人“不带一丝云彩”的民族主义情怀不同，芳闻期待“在红场，采回一束火焰”，“在阿尔卑斯山/摘一朵云彩带回长安”，处处闪耀着文化交融的思维光彩，打着全球化时代的审美烙印。这种基于飞离在场的超现实联想，赋予诗人的作品以浓郁的乡愁意蕴。他所酿造的，正是全球化氤氲中一种对母文化的深深依恋，对作品从题材到话语的一种清醒定位。正如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所说：“突出自我意识，并不是排斥全球意识，文化自我与全球意识二者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这是历史意象与现实意象的相映生辉。在任何时候，意象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单元。对于意象的采撷和排列，不仅见证诗人对艺术自律性的认知深度，更考验诗人驾驭作品的艺术功力。现代主义大事庞德认为：“意象是超越公式化了的语言的道”。追踪王芳闻的丝路足痕，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与历史绵延不断的对话，对历史遗存孜孜不倦的探秘，对历史物象在艺术层面的释读，从中撷取实现审美表达的意象珠玑。那沉睡在戈壁深处的远古商队遗骨，那矗立在高原脊梁的烽燧残体，那沐浴千载风雨的摩挲高冢，之所以让诗人一走近它就“思接千载”、“心游万仞”，是因为它不仅承载着金戈铁马、王朝兴废的信息，更蕴含着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赓续绵延的文化基因。因此，当它们作为文学意象在诗人作品中得以“复活”时，就被赋予强烈的生命力，成为一种既是它自身，而又超越了自身的“象征体”。那是穿越时空的岁月涛声，“当马帮的脚印在雪夜醒来/在石栈道上敲击出火星/雪水就把峡谷译成了草坡”,一个充满着动感的“译”字，勾勒出“今昔”沧桑巨变的时空编码，而所有美的存在都镌刻下人“和目的”的思想印记。那也是一种文化涅槃和更生，“历史一路磕磕碰碰/放逐与重生的轮回”，而每一次重生，都必然是新的文化版图的诞生，“此刻，闭上眼睛，聆听风语/让大水在身体的河堤里满灌/让一粒粒白雪，在心脏里重新开花”。这里的“重新开花”，标示着一种新的高度，隐喻着新的质变。这更是一种“此在”不断绽出的“诗意栖居”，“墨脱用先人的血性和智慧做嫁妆/用牦牛和马匹做嫁妆/用工布族传承的银匠技艺做嫁妆/银壶，银碗，银镯，银盘…”这些祖祖辈辈留下的器物，既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生命代际传承的符号，演绎着人类“苟日新，日日新”的恢弘画卷，彰显着人的美学存在的本质力量。因此，当诗人以哲人的智慧吟出“我喜欢旧的/更喜欢新的”这昭示未来的诗句时，我油然想起海德格尔的名言：“存在本身就是时间性的”，“最彻底的个别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就在此在的超越性之中，存在的这种超越一切开展都是超越的认识。”

　　然而，作为一位行走在新世纪丝路征程中的行吟诗人，王芳闻的诗性初心在当代，审美价值的追求在当代，她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实现对世界的审美表达的。因此，在他的审美视野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意象作为此在绽开历程中的“曾在”，永远向现存和未来敞开着观照的通道，常常表现出一种联类无穷的诗性想象和古今唱和。在诗人的审美天平上，丝绸之路不仅属于历史，有着年深岁久的厚重；更属于当代，有着松苞竹茂的繁荣。这种审美视角，决定着诗人意象撷取的价值走向。在色度上，它是亮丽和多彩的，“阳光正好，铺陈到草地上/照见一洼洼雪水/照见四蹄溅起的野草，与苔花一起播香”，“岩顶的神鹰叼下一朵朵云彩，艳成两岸桃花/阳光在卵石滩铺陈心思/尼羊河灿成一片金黄”；在温度上，它是温暖和质感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圣湖啊/只有几只牦牛响着鼻儿在湖畔蹓跶/牵着绿水转山转佛”，“一架彩虹桥从尼洋河飞出/挽住对面岩坡上的门仲村/也挽住了我的手”。在幅度上，它是散点而旷远的，“时光宛若留声机/龟城的每粒沙子都录下了云起云落/那曾经的丰草茂林，城河荡漾/那曾经的熙熙攘攘，载歌载舞”。如同一幅水墨淋漓的鸿篇巨制，引导读者跟随诗人艺术的笔触，流连忘返，神飞思扬。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就存在于“曾在”之中一样，作者笔下“在世之世”的风景，从来就饱含着昨天的悠远沧桑。这样，历史与当世才能互敞审美的通道，诗人才生发出“请求高原为我打开一扇门/一扇能让我走进亘古的时间里的门”的联想。而历史意象只有在当代找到可以“复活”的契机时，诗歌才被提升到文化的高度。

　　这是诗性形象与诗性哲理的递次升华。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诗歌的艺术，说到底就是形象的艺术，靠形象营建结构，靠形象铺排节奏，靠形象表达审美。当然，它不是指原生态的客观形象，而是经过诗人在情感、情绪的能动作用下对物象打上主观印记的形象，也就是意象。形象思维就是这种艺术抽象的过程。经过抽象的艺术形象被赋予丰富的含义，因此而在读者中引起审美共鸣。芳闻作品中的意象，采自于丝路漫道琳琅满目的自然风物，撷英于丝路源远流长的历史存在，更源自于在这条文化大道上世代繁衍的生命主体命运的沉浮悲欢。所以，她的作品形象饱满，质感充盈。从那些长歌短吟中展开西部大地的苍茫无垠，“大漠风送来一声千年的叹息/我急切的要拥抱我的亲人，那怕是一块汉瓦/我想以一朵雪花飘在苍老的城楼上”；流出丝路沿线的风光旖旎，“高原的云彩很低/低到挂在一群藏羚羊的长角上/它们挑着云彩缓慢的移动/象是挑着羊族的经幡，怡然自得”；呈现异国他乡的风情的绮丽多姿，“涅瓦河的街角/你喝过的最后一杯咖啡，依然散发着芳香/在街道行走的姿态依然坚定匆忙”；绽开土地主人的笑靥热泪，“琵琶仙乐自霄空袅袅/轻盈的裙锯在沙街上飘过/玫瑰花的喜悦在每条巷子绽颜”。读来让人转转悱恻，难以释怀。然而，它绝不是吟风弄月的小调孤情，更不是现今网络上诸多的心灵鸡汤，隐藏在这些形象背后的是诗人对历史、对人生的哲理思考。

　　诗歌要不要哲学支撑，这在美学史和文学史上是有争论的。例如黑格尔就认为“哲学对艺术家是不必要的……”然而，英国现代主义大师艾略特却以为“最真的哲学是最伟大的诗人最好的素材，诗人最后的地位必须由他诗中所表现的哲学以及表现的程度来决定。” 德国现象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同样认为，“思想必然要对这里被称为‘澄明’的那个事情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在中国诗史上，诗歌与哲学从来都没有对立过。我很欣慰地发现，与她早期作品着重于情感宣泄相比，芳闻的行吟诗作十分注重在意象背后给予哲学的俯瞰和浸润，从而给予读者以耐读耐品的智慧启迪。例如“龟城的每一寸龟壳上都镌刻着历史的霜刀雨剑…沧桑之于廖落的生命/恰若一种倔强的生命姿态。”这是经历过世事风雨之后的人生顿悟；又如“一群青铜勇士/站在木筏子上/曾吹响号角冒着炮火強渡/85年过去了，号声依旧嘹亮能把人的骨头叫出火星来/也能把黄河的浪花叫出火焰来/血性澎湃，奔向大海。”这是一种主体意念之对于客体的哲学透视。对于苍茫宇宙，它永远是一种无始无终的无限，然而，人行其间，赋予它以“曾在”和“此在”的主体印记。一切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化为尘埃，而只有精神在天地间矗立成灵魂的伟岸。在这里，“号声”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诠释着历史“奔向大海”的必然。所有这些，都使得芳闻的诗歌创作开掘出一个新的深度，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在她的文学创作履历上，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正如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一首诗不应以美为满足，还应有魅力，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

　　以艺术历程说，芳闻正进入创作的成熟和旺盛期，无论是生活积累还是艺术修养，都预示着她美好的前景。最后，我以一句外国格言与芳闻共勉：

　　超过，超越，到更远处去！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工业学院兼职教授。咸阳市作家协会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