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徒步上井冈
作者:熊繁疆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全国。那时,绝大部分学校都已经“停课闹革命”,不少学生走出校门,上北京、下广州、去上海,开始全国大串联。刚步入初中的我,由于年龄不足14岁,个子又矮又小,父母担心我挤不了车,受不了这份罪,不让我外出。我却跃跃欲试,很想去外面闯一闯,见识见识。
机会终于来了,我当时所在的学校(原萍矿二中)决定由老师带领学生步行去革命摇篮——井冈山。说服父母之后,我报名参加了这次活动。简单准备之后,由校长何耀炎带队,我们一行40多人从学校所在地——高坑周家坊出发,开始我们的长途跋涉,这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离别父母的远行。
初冬时节,晴多雨极少。一路上,或许是那时政治气氛的原因,或许是第一次远行的兴奋和激动,同学们和我一样,高喊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口号,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阔步前行。毕竟才十三、十四岁的年龄,从来没有连续走过这么远的路程,走着走着,队伍松松散散起来,没有了刚出发时的那股激情。有的同学脚起了水泡,或崴了脚,走路一拐一瘸的,没起水泡的同学也显得十分疲倦,行进速度明显减缓下来。到达宿营地之后,队伍决定减负,由出发时每人背一床被子,减为两个同学共用一床被。这样,路途上可以两人轮流只背一床被,把减下来的被子、多带的毛毯和一些炊具等寄存到沿途的“红卫兵接待站”。同时,对那些年龄较大的老师、身体较弱的同学指定专人陪同前行,身体强壮的同学和老师抢着扛旗,抢着扛文艺宣传队的一些乐器和背包,大家相互搀扶着、鼓励着继续前行。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步行串联者,最远有来自哈尔滨的,他们大多是高等院校的学生,年龄一般比我们大,行进速度比我们快。有的院校着装还非常整齐,或黄军装,或灰制服,穿解放鞋,戴八角帽,打着绑带,挎着水壶,背着军用被,像是一支远征的正规部队。和人家相比,我们只能是杂牌军、游击队。不论是与他们同步或是相遇,他们都会朝我们喊:“小弟弟、小妹妹加油!”有时会给我们一些类似现在名片大小的语录纸片,五颜六色的纸片上除印有“最高指示”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兵团、纵队、战斗队的署名,个别院校还会有精制的“语录书签”分发给我们,有时也会收到一些传单、战报之类的宣传品。
串联途中,除了行军赶路之外,我们还要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或进行一些文艺宣传。沿途我们瞻仰了莲花宾兴馆(后改为一枝枪纪念馆)、永新农会、三湾改编地、古城会址、宁冈龙江书院、茅坪八角楼、步云山练兵场、黄洋界哨口等一大批革命旧址。每到一地,或认真听人讲解,或虔诚抄录这些旧址的文字说明。在莲花坊楼,我们还受到老红军甘祖昌将军的接见,那时甘将军身体尚可,他给我们讲了半个多小时莲花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史、红军长征的故事。在学校出发前,我们赶排了一些文艺节目,无非是一些赞学毛选、宣传“文革十六条”的表演唱、对口词和乐器演奏等。在当年传媒闭塞、生活单调的山村,我们这些节目能吸引不少人,往往路过人口密集的村镇时,我们停下脚步,带着倦容为乡下人演上一场。有时在宿营地,借学校的操场或公社的礼堂,与其它院校串联的师生一起举行联欢晚会。当地不少农民穿着破烂的衣裳在寒风中观看我们演出,往往剧完曲终了他们还不愿离去。
当时,沿途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负责串联师生的食宿。所谓吃,就是每人每餐交二两粮票、两毛钱之后,发一张餐票,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每人端一份菜,可享用一份或多份饭(每份饭约二两)。就是说,菜限量,大部分地方饭却不限量,随你吃多少。有一次,我在莲花中学,一餐吃了六、七钵饭之后,还想吃。那是一种二季稻“矮子米”蒸的瓦钵饭,特好吃。吃的菜,除萝卜白菜外,就是南瓜冬瓜,几乎见不到荤。在茅坪,我吃着南瓜萝卜度过了14岁的生日。过黄洋界时,因为那里没有设接待站,无法供给食物,我们是啃着头一天晚上准备好的红薯当中餐。住宿更简单,一般在公社礼堂或学校教室的地上铺一些稻草,十几人或几十人睡一块,印象中没睡过床铺。持续地远途跋涉,确实使人疲惫不堪,根本无心顾及条件的优劣,往往是铺开被子倒头就睡了,第二天打起背包又出发。经过九天的奔波,我们终于到达了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在茨坪及周边大小井等处参观学习几天之后,又往回赶,因为当时打算回校休整一段时期后,继续步行去瑞金或韶山。回到学校才得知,中央已下发了停止红卫兵串联、回原地闹革命的通知。这次徒步串联就成了我们人生的唯一。
56年过去,随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走过许多地方,不论是交通和信息方面,还是人民生活水平都远胜当年,但那一次远行却永远成为我值得品味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