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的师承链与师生情

杨法宝

近代科学已经走过了300多年的历程，人类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后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其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历史继承和发展。著名科学家牛顿曾说：“我之所以能比别人看得远些，只是因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站在巨人肩膀上”，道出了科学家思维和创造活动的接力性和科学家代代相传的规律性。

一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耕耘在科学海洋中的历代科学家们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传播知识的实践活动，深深地意识到自然界的奥秘是无穷无尽、探之不绝的。而每个科学家的生命是有限的，要不断弄清大自然的奥秘，就应当不断地培养人才，带好徒弟，使青年科学家层出不穷，后继有人。长期的科学探索，还使之明白：科学发展具有时间上的继承性和空间上的积累性，任何时代科学知识的总和，都不但是对前人科学技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而且具有新的创造和发展。科学工作者把前人已获得的科技成果、已完成的科学技术遗产继承下来，通过各种途径去改革、创新，取得新发现、新学说、新成果和新方法，使他们成为新一代的高科技人才。因此，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大都是优秀的育人者。如量子力学创始人玻尔（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具有非常可贵的献身精神，愿意做培养人的艰苦工作，他不遗余力地吸收后学，尊重青年人的首创精神，认为这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所在。1920年，他在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极端重要的是，不仅仅依靠少数科学家的能力和才华，而且要不断吸收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让他们熟悉科学研究的结果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谁也不能对科学的未来作出肯定的许诺，因为新出现的障碍，只能用十分新颖的思想去克服。随着青年一代的培养和成长，会使新鲜血液和新鲜思想不断注入到新学研究之中，并引起大家从新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只有代代相传，代代接力，代代培养，才能使新一代科学家不断涌现，使人类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因此，科学家们在科学道路上，普遍能自发地接过培养人才和教育人才的接力棒。

原子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可谓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带好徒弟的大师，他培养出了玻尔、康普顿、赫维西等多名享誉全球的科学家，接着玻尔又培养出了其子小玻尔（197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尤里、鲍林，而鲍林又培养出了利普斯科姆（197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同时，康普顿培养出了劳伦斯，而劳伦斯又培养出了麦克米伦、西博格、利比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有“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之称的苏步青发现和培养了谷超豪，而谷超豪又发现和培养了李大猷；中国函数论开拓者熊庆来发现和培养了华罗庚，而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又发现和培养了陈景润……使科学家代代相传，后继有人。

二

1970年，诺贝尔奖荣膺者萨缪尔森在斯德哥尔摩领奖时说过一句话：“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许多人认为，在知识传递如此方便而迅速的今天，“名师出高徒”似乎已经过时了。其实不然，弟子向导师学习除了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修养和标准，这些都不是一教就能会的，通常要靠身教而不能仅凭言传，许多科学家对此都深有体会。

克雷布斯在1953年获得诺贝尔奖后说：“我扪心自问怎么会来到斯德哥尔摩？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之所以有这个幸运的机会，是因为我在科学生涯的关键阶段，有过一位杰出的老师……瓦勃格创立了一套第一流的研究方法，树立了与众不同而又严谨的治学榜样。如果没有他，可以肯定，我永远不会进入诺贝尔奖评委会考虑的行列。”而瓦勃格也是一位终身不忘其恩师之人。他在1931年获得诺贝尔奖后说：“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跟当代的科学巨人进行个人接触。1903年，我有幸拜费歇尔为师，那时蛋白质化学研究正处于发展的高峰，随后三年中，我每天都能看到他，得到他如何研究的指教。”追根溯源，费歇尔更是一位尊师的楷模，在他获得博士学位时，已经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显示出非凡的才干，许多大学竞相聘请他去当教授，但他不就高位而求名师，追随当时德国有机化学权威拜耳来到慕尼黑大学，甘当助教，虚心求学，八年如一日。后来拜耳一再劝说他：“你在有机化学上的造诣已经比我深了，自己去闯吧！”费歇尔还是谦虚地回答：“不！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您那科学的研究方法，我是永远也学不完的……”

拜耳～费歇尔～瓦勃格～克雷布斯，他们的师承关系，就象化学中的直链反应一样，环环相扣，默契相连。

三

弟子在研究领域得到导师的指导与点化，使前者在继承和创造过程与同行者相比可少走弯路，从而较早获取研究成果。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科学大师具有一种惜才、爱才，甘作人梯的“伯乐”精神，在他们看来，若能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出色的后起之秀，正是自己的光荣，他们既善于发现人才，又乐于推荐人才。

1669年，年轻的牛顿在巴罗的带领下，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此时巴罗虽已59岁，但身体良好，他却慷慨辞去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之职，而让牛顿担任。牛顿在此近30年的工作中，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科学成就！

1831年，达尔文大学毕业，但等待他的前途是去做一名乡村牧师。在这关键时刻，他的老师汉斯罗教授推荐他去作环球航行，进行生物考察。达尔文在长达5年的考察中，把大批资料、初步研究报告源源不断地寄给汉斯罗，而这位颇有声望的植物学家，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为达尔文这位“无名小卒”整理资料，还宣读达尔文的考察报告，从而使达尔文身在海外考察时，就开始享有了盛名。

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的一名学生，在谈的指导下，取得了“允的”的研究成果，受到遗传学界普遍重视并给予较高评价，有人对谈半开玩笑地说：“你得加快跑步了，否则学生会超过你。”谈家桢却高兴地回答：“这样才好，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要让学生超过老师，科学才能得到长足发展。”

世界科技史记载：部分科学家的学生或弟子，获得诺贝尔奖比其导师还要早或同时获奖。例如：导师拜耳（70岁）1905年获奖，弟子费歇尔（50岁）1902年获奖；导师奥斯特瓦尔德（56岁）1909年获奖，弟子阿伦尼乌斯（44岁）1903年获奖；导师能斯特（56岁）1920年获奖，弟子理查兹（46岁）1914年获奖；导师诺里什（70岁）和弟子波特（47岁）均于1967年获奖；导师赫施巴赫（54岁）和弟子李远哲（50岁）均于1986年获奖……弟子获奖时的年龄比导师要年轻许多。

中国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语，外国也有“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的俗话。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师徒关系也面临着转换观念的问题。过去韩愈所说的师道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这只是指简单的教与学的关系，而如今的师徒关系却复杂得多。当师徒彼此间经过了严格的“双向选择”，双方在学术上、道德上、经济上、感情上都有了共同的基础，才能符合师承效应条件，促使其顺利进行，以致最后达到双方为之共同奋斗之目标。

四

科学家们在长期的科研生涯中，深感培养学生科学道德的重要性。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在数十年的工作实践中，一贯注重对学生科学道德的培养。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科学知识本身是属于全人类的，任何一个科学家都应当具有为推动社会进步而无私创造的奉献精神。

刘基云：“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吸引人才、凝聚人才、培育人才，关键在于科学导师的科学道德，他们往往以自身高尚的科学道德去吸引青年才俊。卢瑟福是科学界公认的具有高尚科学道德的典范。从1919年起，卢瑟福就担任英国卡尔迪许实验室主任，为了召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飘零四散的杰出科学家，他开始了频繁的招贤纳士、广罗人才的活动，有的科学家刚从德国战俘收容所出来，就急切地给卢瑟福写信要求从事科学研究，还有的年轻学者远涉重洋慕名而来。不久，在卢瑟福周围聚集起了一支生气勃勃的青年科学工作者队伍，他以极大的热情培养这些年轻人，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正逐渐减少，但他毫无怨言。

卢瑟福这位世界上第一个窥视了原子奥秘的著名化学家和物理学家，1899年发现了放射性辐射，1902年提出了原子自然蜕变理论，190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11年通过著名的a粒子散射实验，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建立了原子结构行星模型，1919年第一次实现了元素的人工嬗变，1920年预言中子的存在……这样一位硕果累累的科学巨匠，在自己的学生和助手面前从来不摆架子，只要有可能就虚心向他们学习。玻尔曾说，卢瑟福有时倾听一个最年轻的学生发言，就像在倾听一位公认的科学权威的意见似的。卡皮查在给母亲的信中，高度赞扬自己的老师——卢瑟福在科学上对卡皮查悉心指导，当卡皮查获得博士学位后，身体累跨了，卢瑟福专门拨款让他去外地疗养；卡皮查科研出了成果，卢瑟福又发给他麦克斯韦奖金。师生之间有这种浓厚感情的，远不止卡皮查一人。玻尔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对我来说，卢瑟福几乎是我第二个父亲！”

卢瑟福所领导的卡尔迪许实验室，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科学天才的幼儿园”。他带领学生做实验遇到困难时，常常坐在圆椅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给学生讲述种种趣闻。无论是对老一辈的科学家，还是对青年助手，卢瑟福都同样尊重。他从来不把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记在自己的账上，总是在自己的文章和讲演中，举出参与工作的其他人的名字，即使有的人贡献很少，他也如实评价。

卢瑟福逝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英国剑桥蒙得实验室的大门上刻有鳄鱼徽章，因为“鳄鱼”是卢瑟福生前的外号。1966年，卡皮查重访英国时，伫立在蒙得实验室大楼前，感慨万千，他深情地对左右者说：“在俄国，鳄鱼代表一家之父。”卢瑟福有那么多学生和助手在科学上取得优异成就，他们又是那样乐于回忆在卢瑟福身边工作的日子，正是因为卢瑟福所特有的科学道德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2021年，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金力在回忆起恩师谈家桢时，曾数次哽咽……科学家们的师生之情，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长久的，正如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所说：“只有在有品德的人身上，我们才能看到睿智和理性发挥着伟大和高尚的作用。在他以他的良好行为、以他的美德和确实有意义的创造性事业中显出才华出众时，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杨法宝，1953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人，中国人才研究会会员，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人文历史研究，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党史研究室前主任，余杭区地方志办公室前主任、党组书记。先后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江苏、河南、河北、宁夏、辽宁、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十余省市区报刊杂志发表论文、散文、杂文、随笔、诗词等500多篇，十余篇文章被《高教文摘》《读者》等转载。出版著作《伟人章太炎》《沈括》《成才艺术》《领导艺术》《章太炎研究》《沈括研究》《良渚文化研究》《余杭历代名人》等八部。主编出版《余杭通志》《中国共产党余杭历史》《余杭著名人文自然》《良渚文化简志》《余杭年鉴》等二十余部。获省以上奖十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