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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济生，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散文学会会员、国际诗词协会会员、山东省青年作协会员、济南作协会员、济南周三读书会成员。《都市头条.济南头条》签约作家、17K签约作家、奇迹作品签约作家、喜马拉雅人气作家。
卖茶水
文/韩济生
1959年春天，大炼钢铁的冲天炉已经拆了，大食堂也不开了。说实话，我们这些刚上学的小孩子，还是很留恋大食堂的，胶皮窝窝不掺菜，有时候还能吃一块大白馍馍，虽然小点儿，还算是我们的最爱。星期天不上课，铁路大杂院突然传来一个足以叫我们高兴得蹦起来的大好事，火车站来“盲流”了，到那里卖茶水，一次足可以赚三毛钱。
三毛钱什么概念啊？一支铅笔才二分钱，一块带橡皮的铅笔才五分钱，一块橡皮才三分钱，而我们的父辈，一天也就挣一块多钱。我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奶奶，高兴得奶奶也是眉飞色舞，约定好，挣了钱，奶奶一分钱也不要，全是我和弟弟的。奶奶愉快地给我们熬好了一罐子茶水（也就是烧开水时，里头放上了一小撮茶叶沫子），罐子上再放上一只瓷碗，装备也算齐全了。临走时，奶奶奖励给我和弟弟，一人半块不掺菜的窝窝头，并一再告诫我们，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饿了时，一定要偷偷地吃。
尽管四岁的弟弟不愿意配合，在奶奶的哄劝下，一根小木杆挑起罐子上的小绳，我尽量地往我这边拉了拉，我们还是摇摇晃晃的出发了。半路上时，一个盲流突然抢了一个吃着饭叔叔的半块馒头，盲流一边豁上命地逃跑着，一边还疯狂地往馒头上吐唾沫。等那个工人叔叔撵上他时，馒头只剩下一小口了，还到处涂抹着盲流黏黏糊糊的唾液，气得那个工人憋不住怒火地大骂一通，还踹了他一脚，扇了他一个耳光。我这时的脑子有些糊涂了，是应该可怜那个就要饿着肚子上班的工人叔叔呢？还是应该可怜那个不饿急了不抢人家饭食的盲流呢？我没有这样的判断能力，只能下意识地捂了捂口袋里的半块窝窝，又给弟弟掖好了他口袋里的半块窝窝。
铁路大杂院离着火车站广场不远，我们歇了好几气终于到达了高高耸起的德国钟表楼下的车站广场。我对钟表楼百看不厌，看他就像一位慈祥的枯槁老爷爷，怜悯地看着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我舍不得吃掉我的半块窝窝，只有在最饥饿的时候才能显出它的香甜，才显得它弥足珍贵，而弟弟的半块窝窝早就吃掉了。
这时候车站广场的人群又把我惊叹住了，平时稀稀拉拉的广场突然来了几千人的盲流，也可以说是上万人，把看似不小的广场挤了个满满荡荡。这些人还穿着黑黑的粗布棉袄棉裤，身上粘着黑黑的煤碳沫子和黄黄的尘土，和我们虽然不新但是干干净净的单衣相比，显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脸上显得非常肮脏，看来是好几天没洗了，一个个饿得皮包着骨头，和我们虽然瘦俏，但是朝气蓬勃的面孔相比，明显地分出来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还有就是拖儿带女，一家人一家人的，老人无力地躺在地上，似乎一步也走不动了，小孩子瞪着惊恐的眼睛，茫然地看着城市崭新的世界，年轻力壮的麻木的脸上，满含着无奈与不甘。
事后听大人们说，他们都是坐敞皮货车来到城市讨生活的，还不知道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和煤碳与木材为伍，辛辛苦苦地到了他们认为的生存之门。四道门（出站口）检票的，看到这些都是些盲流，要票他们肯定没有，干脆敞开了检票口，把他们放出去。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倒不是饥饿，而是口渴，他们迫切地需要补充水分。可是火车站广场没有一个水龙头，要不，非得挤爆了不行，而附近的铁路机关就和防贼一样关上了无情的大门，害怕他们进去偷抢。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意就来了。
一个盲流大娘就在身边，看不清她到底有多大年龄，她带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大儿子和一个和弟弟差不多的小儿子。大孩子一脸的怨气，既有些嫉妒又有些仇恨地看着我，小孩子渴得不停地啼哭。大娘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卖得这水，多少钱一碗？”
我说：“二分钱一碗。”其实，这还是打了折的，别的人都卖三分钱一碗。
“在我们那里要碗水喝都不要钱。一分钱一碗行不？”大娘和我讨价还价。
我犹豫了，第一次做买卖，明显的经验不足，犹豫了一番，终于说：“好吧！”
于是大娘先给她的小儿子灌了一碗水，又给她的大儿子喝了一碗水，这才自己“咕咚”“咕咚”地灌了一碗。渴是暂时解决了，饿劲又上来了，他的小儿子对她说：“娘，我饿……”
大娘无奈地看了看周围，全是一些饥民，哪个也没有剩余的干粮。大娘又把无助的眼神转向了我，客气地说：“孩子啊，你卖不卖吃的？”
我摇了摇头，不由自主地捂了一下口袋中的半块窝窝。卖吃的，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粮食凭计划，肉有肉票，蛋有蛋票，煤有煤票，就连买块豆腐，都要副食票，就是有钱，也是什么东西买不到。黑市上有卖馒头的，已经涨到了五毛钱一个，那还得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她的小儿子又哭泣起来，他的娘唯一的办法就是又送上一碗水。小儿子拒绝喝水，一个劲地哭喊着：“娘，我饿，我饿……”她的大儿子也是饿得不行，从口袋里摸出了几根草，放在嘴里咀嚼着，一边没滋拉味地嘴里搅动着，一边眼睛更加仇恨地看着我，然后自卑地低下了头。他娘又一次着急了，看着同样是黑压压的同类，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儿，又把无助的眼神投向了我。
我终于有些舍不得地拿出了口袋里的半块窝头，递给大娘说：“这是我的，小弟弟吃吧！”大娘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了这半块窝头，看了我一眼，把窝头一分为二，递给了他大儿一块，小儿一块。两个孩子接到窝头，就像饿狼一样，转眼之间，已把干粮吞进了肚里。好半天了，那嘴里还在咀嚼着，其实嘴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就连牙缝里的一点儿沫沫也没有了。
我自认为有了资本，对大娘说：“你们都是种地的，为什么还到我们这里来要饭？”
听到了这话，大娘又看了我一眼，说：“好孩子，说了你也不懂。”她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卖水赚钱的事还在继续发酵，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说，听说你们有的到火车站上卖水赚钱，这是投机倒把，这是走资本主义。有谁到车站上卖水的，请把手举起来。吓得我没敢举手，当然以后再也不敢到火车站上卖茶水了。不过，心里仍然有许多的不明白，仍然牵挂着那位大娘和她的两个儿子：他们渴了怎么办？不知要到了干粮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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