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直臣江东之的家国情怀

张瑞鼎

2022年仲夏，有缘作贵阳之行。南明河穿贵阳老城而过，河道不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有桥横跨，桥头立坊，额曰“城南胜迹”，桥中有亭，名为“涵碧亭”，穿亭而过，前行不远，有一座三层阁楼立于河道中央，一楼四周围以白玉石栏，大门两侧悬挂百字长联，朱梁碧瓦，飞甍翘角，有江南楼阁的气象。二、三层之间，悬挂着“甲秀楼”字样的匾额。据一旁立着的石碑上的文字介绍，眼前的这座“甲秀楼”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由明万历年间时任贵州巡抚的歙县人江东之所倡建。

“甲秀楼”虽是对外开放的景点，但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参观需提前网上预约，工作人员因而婉拒了我入内的请求。我在甲秀楼周边徘徊良久，怅然离去。

那么，这位江东之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四百多年前的他在家乡数千里之外的贵阳倡建“甲秀楼”，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机缘？

晚明直臣

返回家乡后，我查找2001年出版的《歙县志》，果然有“江东之”词条，称其为歙县江村人。继而翻阅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康健校注，清朝江登云、江绍莲父子编著的《橙阳散志》。《橙阳散志》成书于乾嘉年间，是江村的村志，也是清代著名的乡镇志之一，其间有诸多关于江东之的记载，也收录了江东之的多篇著述。明末清初被称作“散文三大家”之一的魏禧著有《明右佥都御史江公传》，对江东之的生平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借助这些文献，能够大致勾勒出江东之的人生轨迹。

宋朝天圣年间，有个叫江汝刚的浙江开化人，由进士判歙州军事，“为政以德，民大化淳”。任期届满，百姓挽留，且汝刚公也留恋这一方清淑的山水，遂卜居歙州（今歙县）城北十里橙子培，以姓名地，曰“江村”。江东之于明朝隆庆年间出生于此，这已是建村五百多年后的事情了。东之自幼家境贫寒，其父命运不佳，遇事多不利，岁食贫，“从邻人乞米，每不应晨炊。”但他对儿子寄予很高的期望，“使儿曹得志，当效范希文”，意思使希望江东之能够像范仲淹一样为天下先忧后乐。东之少时以聪颖好学闻名乡里，为诸生时性刚有大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万历辛丑年（1577年）考中进士，被授行人司行人，从此宦海沉浮，飘萍他乡。

明朝万历年间是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极具个性的年代。“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著）在这样的年代里，个体命运的发展就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江东之政绩的建树主要在他担任御史期间，他的宦绩彰显了他“忠直敢言”的性格。史书中常提及的有三则，第一则是他出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时候，曾奉命巡视皇城。有个锦衣卫指挥叫徐爵的，擅自从东安门出入，“车骑阑入御道，”这在当时是十分严重的罪行。但这个徐爵之所以敢这样飞扬跋扈，是因为他是司礼监太监冯宝的养子。这个冯宝权势熏灼、且与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 “相为腹心”。在万历皇帝眼里，他所需要尊重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张先生，另一个就是万历的“大伴”冯宝。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冯宝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细心呵护，所以才被称为“大伴”。（《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得知江东之要查办徐爵后，许多公卿纷纷登门关说，但东之不为所动，上疏历数徐爵的罪状，而且直指其幕后的庇护者冯宝。皇上震怒，将徐爵以死罪论处，冯宝也因此失势。但江东之也从此卷入派系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第二则是弹劾王宗载和于应昌。巡抚王宗载和御史于应昌为取媚张居正，相互勾结诬陷直臣刘台，导致刘台及其父亲刘震龙、弟弟刘国俱坐罪，刘台惨死于贬谪的路上。江东之查明事实后，决定参劾王宗载和于应昌。一日江东之恭敬地穿着官服捧着奏章上朝，巡抚王宗载不明就里，迎上前去问江东之“江御史何言？”江东之正色告诉王就是要上奏他为取媚张居正而勾结于应昌陷害忠良刘台一事，王宗载气的扭头就走。王宗载和于应昌罪行败露后，被贬戍边疆。

第三则是说江东之查处黑峪关守军渎职且欺瞒一事。明朝初期，蒙古高原按区域分为东蒙古和西蒙古，明朝廷称西蒙古为“瓦剌”，称东蒙古为“鞑靼”。鞑靼有察哈尔、土默特、科尔沁、鄂尔多斯等部族。为了对付来自鞑靼的威胁，朝廷就在黑峪关驻扎重兵把守。黑峪关在今北京密云和河北滦平、兴隆、承德四县交界处，群山之中的垭口，是从北进京的通道之一。一个名叫小阿卜户的鞑靼头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带着数百名部属溜进黑峪关后烧杀掳掠，砍死砍伤平民数百人之后，呼啸而去。而黑峪关守军或在睡觉或在赌博，没有任何反应。守关副将陈文治和蓟辽总督周咏深知此事后果严重，一但败露必将受到朝廷严惩，为掩盖罪责，两人商议后竟悄悄掩埋平民的尸体，并上报朝廷称鞑靼兵突然闯关，黑峪关守军奋勇歼敌无数，大获全胜。周咏和陈文治因此受到朝廷嘉奖。本以为此事就如此瞒天过海了，谁知此后家住黑峪关的一个百姓逃难到北京，投奔他的亲戚巡按御史李植，并把鞑靼人闯关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这个李植也是个清正耿直的人，当即写下奏章上报朝廷。万历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决定指派时任右佥都御史的江东之前往黑峪关实地核查。江东之到达黑峪关后，由于守军事先得到消息，做了充分的掩饰，江东之起初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但他心思缜密，淡定应对。一天，他散步来到一块菜地边，无意中发现菜地里的蔬菜饱满青葱，但蔬菜下面的土地却是新翻过的。这显然不合常理，江东之立刻叫人掘开菜园，发现九具尸体，都是汉人装束，且均受重创而死，这是遭受兵祸的最好证据。刨出尸首的那一刻，边上的陈文治瘫坐在地上，诸将胆落，皆叩头输服。很快，其余尸体被一一找到，一个震惊全国的军中大案水落石出。副将陈文治等坐死，督抚以下降罚有差。

这些故事清朝魏禧在《明右佥都御史江公传》中均有详细记载，江东之也因这些政绩而“直声大震。”“累迁，进太仆寺。”

万历年间，朝廷官员基本上分作两派，一派支持张居正，另一派则是反对张居正。尽管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年）去世，但两派的斗争仍然持续，有的纯粹是为论争而论争，毫无意义，但却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两派势力此消彼长，影响朝政。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年方二十一岁的神宗朱翊钧下令为自己卜选寿陵，其后为寿陵选址的风水问题，两派之间又开始不懈的争论，导致礼部尚书徐学谟辞官。朱翊钧不得不亲自出面，从三处备选的地址中定址于大峪山，并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初六破土动工。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初一，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联合上疏称：“大峪山非吉壤”，理由是动工后钦天监在宝城西北角发现大量石块，“恐宝座将置石上。”请求对选址问题应召集阁臣再行讨论。这引起朱翊钧极大的不快，他认为前几次选址时，李植等也都随行，并无异议，“今吉典方兴”，再生异端，实属无理。强调“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且“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并以“狂肆诬构”的罪名，将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降级外放处理。

江东之受到处理的结果是“出知晋宁”，恰好他此时身患重病，且家中母亲的后事尚待处理，便“乞骸骨归”，意思是辞官返乡养老。此后，他在家乡歙县江村，闭门著述或是忙于村中公益，“八年不入城郭”。对这次遭贬谪的感受，江东之在他的著述中只是以“始余山陵议格，出知晋宁”一笔带过。

饮恨黔中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诏起知邓州，进辰沅兵备，三迁大理少卿。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江东之以右佥都御史之衔出任贵州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明朝之前，贵州封闭落后，与中原交流甚少，经济始终处于原始状态，还存在着大量奴隶制或原始公有制残余现象。明代贵州建省之后，鉴于这里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朝廷施行军屯、民屯政策，“移民实边”，“移民就宽乡”，招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楚精英之族”移居黔中。这些移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披荆斩棘，兴建家园，修卫所，建屯堡，修民舍，建街区，兴学育才，务农经商;宣扬中原文化，发展商业贸易，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授手工工艺，把贵州经济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但由于外来移民大量进入，行政建置尚不完善，区域内还有许多朝廷无法直接管理、甚至还没有土司代管、自古为苗族等少数民族占据的“生界”，这都给社会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

现在想来，踏上贵州这块土地的那一刻，江东之一定是踌躇满志的。贵州虽为蛮夷之地，但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挣扎多年，早已身心俱疲，江东之很欣慰能拥有一个尽情施展政治抱负的平台。甫一上任，他就着手实施惠民利民政策，其一是“平价买田以济贫困，皆有主名”。(《贵州通志·宦迹志 江东之》) 把各地矿产税提取一部分用于购买官田，不同的官田所收租金用于不同的资助对象，如“惠民药局田”的租金用于救治穷苦病人;“右文田”租金用于“助寒士锐意向学”;“备赈公田”租金则由政府管理，用于储存粮食，以备荒年救急之需;“泽幽田”租金的用途就是埋葬荒郊野外无人认领的尸骨。此外，还有恤隐田、递马田、恤军田，等等，江东之亲自为这些义田命名，并对租金的收取和用途作了具体规定。（江东之《抚黔纪略》）其二是重视教育。明初，朱元璋便言“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令兴天下学校”。作为封疆大吏，江东之自然以振兴贵州教育为己任。贵阳城中有南明河穿城而过，其转折处潭深水急，起初，江东之纠工垒石砌石台，“使之洄澜为泽”，目的是“以杀水势”，因砌成的石台“状如奋起的鳌头，”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江东之便决定“在台上砌阁两层，分祀文昌、武曲二神，以培补贵阳文明风气”。取“科甲挺秀”之意，名为“甲秀楼”，祈望贵州文风昌盛，人才辈出。

但身边搅动着的一股势力，却使江东之整天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无法心无旁骛地实施他的安民之策。这股势力就是盘踞在播州的苗疆土司杨应龙团伙。“播州介于川、贵、湖之间，远于王化，山川深阻，地势险要，方圆二千里，为西南夷中之最大者，民悍而财富。”早在公元九世纪前半叶的唐王朝后期，太原人杨端率部打败南诏，继而割据播州，世袭官位，经两宋与元朝统治后，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首领杨铿归顺明朝。杨氏在经济发达相对的播州地区经营数百年，拥有大量的庄园和纺织作坊。在嘉靖之前，隶属四川的播州宣慰司一直与明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万历十四年（1586年），明政府赐杨应龙都指挥使衔。杨应龙平时骄横跋扈，欺压百姓，虽然接受明廷册封，却心怀不轨，暗暗积蓄实力，意与朝廷分庭抗礼。万历十七年（1589年）杨应龙发动叛乱，烧杀掳掠。但由于他的力量相比于整个大明王朝还是十分弱小的，所以杨应龙时常变换策略，与明军打打停停，时叛时降。朝廷对杨应龙势力举棋不定，没有果断及时地予以应对。导致杨应龙“益怙终不悛。”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杨应龙又公然起兵反明。播州当时虽隶属四川，但距四川很远，到贵州却是朝发夕至，江东之面对杨应龙率领叛军“日持干戈，以戕我土地，屠刘我人民，为抚臣者不得不应。”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江东之以都指挥使杨国柱率兵三千进剿。杨应龙令其弟杨兆龙、子杨朝栋迎战，双方在飞练堡（今贵州瓮安东北）展开大战，叛军佯败设伏，杨国柱中计战败，三千官兵无一生还。朝廷震怒，将江东之削官夺爵，贬黜为民。

黯然离开贵州的江东之心里留着两大遗憾，一是播州之乱未平，黎民仍陷水火之中；二是“甲秀楼”虽已开建，但尚未竣工。行前他特意留五百金于府库，希望继任者能够襄助其成。江东之被罢官后的第二年，明王朝从从陕西、甘肃、浙江等八省调集二十万大军进剿播州，历时114天，杨应龙节节溃败，自缢身亡后被挫骨扬灰，杨朝栋、杨兆龙等被斩杀于市。朝廷将播州一分为二：归属四川的叫遵义，归属贵州的叫平越，以绝后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博州之役”，由于国力消耗过甚，后人称其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捆稻草。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甲秀楼”在时任贵州巡抚郭子章的主持下顺利竣工，明朝天启年间，清朝康熙、宣统年间屡次修葺，如今仍矗立在风光秀丽的南明河畔，成为贵阳文化的象征。因为购置官田和倡建“甲秀楼”两项德政，至今贵州人民仍然感叹：“抚者必以东之为首”。

东归途中，江东之忧愤交加，意绪难平。舟至安庆，便患风痹，卧床不起，勉强抵家乡歙县江村，不日便溘然长逝。

桑梓情怀

一生宦游他乡，最终能够魂归故里，这可能是江东之一生最大的幸运，因为家乡是他拳拳不忘的地方，纵观他的一生，因遭贬而乡居的八年，当是他最为幸福的时光。

江村自北宋江汝刚迁此建村后，枝繁叶茂，人丁兴旺，至明清时期，江氏科第发达，文风昌盛，商贾世家，书香门第，比肩而立，俨然为徽州望族。清朝康熙年间，江村兴建鹏扶文会馆，邀请著名文人、钱塘吴锡麒作记，吴氏写道：“（江村）土地清沃，环以名山，前对云岚，后倚飞布，而布练溪水自北迤西，复绕西南，若纂折然。群峰倒映，纯浸寒绿，过其地者，望若仙居矣。其间坛庙、祠宇之建，园林、亭榭之增，亦既岭巆嶙峋，邳张而丽属。”

万历十三年（1585年）秋，因上疏大峪山寿陵风水不吉而遭斥责的江东之辞官归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鉴于两个母亲灵柩浮厝已久，在江村北去十里的飞布山中觅得吉地予以安葬。“乌鸟私情，少慰矣。”乡居的八年里，他多次踏访飞布山。飞布山，又名瑞金山，卓然耸立于歙县东北乡，“四封之内无如此雄镇者。”绝顶而上，四望无际。从山顶往西行百余步，有洞名为“甘露洞”，“深窈窅冥，叵测底止，”洞口窄小，仅容一人弯曲进入，下行一丈余，有可容纳数人的空间，其下曲折可行，不知尽头。每当天欲雨时，就有云雾喷吐而出，明朝左司马汪道昆捐资在洞口上方横置石梁，供奉如来佛像。大司农殷养在洞外建三间房屋，供游客休息喝茶。此洞被称作“江南第一洞天”。从“甘露洞”西边的悬崖下来往东行三百步，有一方十余亩的平旷之地，宋朝时建有瑞金庵，后坍塌废弃。江东之乡居期间，有个叫铁牛的老和尚在废墟的基址重建梵宇，“地形如釜，短松修竹，郁郁蓁蓁，居然一精舍也。”受老僧之托，江东之为其新建的庵堂题额为“古瑞金庵”。庵之南，突出一冈峦，叫做“右弼岩”，崖下有一亩见方的平台，江东之称之为“瑞阳台”，曾与朋友们在此席地而坐，饮酒啜茶。东边望去，紫芝、万罗、玉屏、飞来、问政诸峰“连谳叠崿”，向西望去，白岳、灵坛、黄罗、天马、龙王、五魁、紫阳诸山“崷崪峥嵘”，东西诸山峰“骈罗竞秀”。登水和练水出自瑞金山的左右两侧，在南边交汇，昉溪下游为富资水，曹溪下游为丰乐水，诸水会于歙浦，入新安江，皆历历在目，“匪直情襟开涤，亦觉沙界空虚”。瑞阳台后有青壁千寻，江东之命人勒石于其上，曰：“万嶂云屯，五溪襟带，新安第一山水”。

为了能日日望见飞布山中两位母亲的坟茔，也为自己终老计，江东之决定在飞布山中买山筑室。“瑞阳台”南行数百步，稍折而东，顿起一山坡，江东之将其辟为终老之所，建一横三丈，纵一丈的两层石楼，江东之将其命名为“瑞阳洞”。居此日久，江东之益发体味到山居的美妙：“楼宜风飙，激曲棂响来石室，凭楼静听，绪音律畅；宜月阑夜，肃清皎皎，云崖山川，远映列宿，低垂据胡床，筦然独啸，不啻乘槎漾银河；宜雨，山色空濛，溪声乍涌，瀑声赴壑如决漕河，灵蛟怪蜃，渀砰而出。……”“瑞阳洞”前，顺山势降一等为夹室，供园丁居。中为水池，种红白莲花。临池为亭，以观游鱼。四面垣墙，种植枳棘之类，山花野卉，点缀缤纷。南行数百步，有泉水甘冽，可酿可烹，命为“瑞泉”。一旁小山顶结一草亭，亭额“且止”。“瑞阳洞”里，有炉香茶灶，拂尘笔床，有《列仙高士传》《黄庭经传》《镫录橐骆篇》，有蒲团数具，瓢一，如意一，焦桐一。偶有客人来访，江东之说：“客至不迎，往不送，饾饤山肴，馎馒野具，饥而食，渴而饮，不分宾主，不作伛偻，不谈时事，相忘于各适之适”。（《瑞金山瑞阳阿记》  江东之）

江东之曾自号“耽瑞山人”，可见他对瑞金山和家乡风物人情的痴迷，但他并不沉湎于此，而是始终保持着一个封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他说：“盖在国思益于国，在乡思益于乡”。因此，“家居数载，惟以奉先睦族为急”。万历十三年（1585年）秋，江东之刚辞官归里，族中二三长老登门来商讨修建宗祠一事。江氏原本有祖祠在水口基坝以供岁时以祭，但随着时间的久远，族内人口繁盛，宗祠益发显得低矮破败，长老们希望江东之能够担当起另选基址兴建宗祠的大任，东之慨然允诺。聚族而谋，皆踊跃响应。江东之“于是捐俸饩，及诸亲友馈遗”，积极奔走，族内“财者、智者遂毕力襄祠之役”。在距村庄约两百步，距始迁祖汝刚公的墓道一百五十步开阔平坦之处选定基址，基址东向，横十丈，纵一倍有奇，祠堂分前后两进，后进为“赉成堂”，阔五丈，深六丈，取“赉我思成，不忘其先耶”之意。堂深处筑台，台高五尺，分五间，中间供奉始迁祖歙州公暨苏氏夫人，两旁列世祖，皆歙州公后世中有德、有名者。堂左右为夹室，左边叫做“礼成”，供准备祭祀之用，右边的叫做“义给”，供族中赈荒之用。堂前为露台，环以石栏，上踞石狮。前进为楼，名为“诰敕楼”，“窗棂虚厂，榱桷翚飞，藻绘朱碧，登临四望，如在云间。”建成后的祠堂最前方，因涧为池，设梁潴水，池塘四周杨柳披拂，水面倒映青山，令人心旷神怡。池塘后宗祠之前，立有“古良臣坊”，其上镌刻唐宋江氏诸名宦、科第入仕及忠孝节义者的名字，以作旌表，为后世榜样。距坊四丈为宗祠的门阑，横十丈，内分游廊，为八柱，札其楣曰“济阳家庙”。路人经此，咸赞叹曰：“巍峨巩因，克垂久远，甚盛举也。”（《歙州公祠堂记碑》江东之）

江村村外有三台山，是村子的水口。在主持兴建江氏宗祠期间，有风水先生说此处的水势放荡不羁，导致村中富裕人家不多，而中科第的也少，应当在此地筑台，像印镇于此，可以弥补风水的不足。于是江东之“不吝己赀，购田为基，鸠工畚筑，周围砌以石，高四尺五寸，纵横二十丈余，计其所费，不过二百缗，而余囊已竭。”台成，江东之将其命名为“凌云台”，并撰《凌云台序》：“余家橙里，发源瑞金，崔巍护南北，浩瀚缠西东，爰筑凌云，抑其奔冲。流而能舒，积贮丰腴。印而上浮，甲第连珠。滔滔不绝，震世勋业。意气凌霄，兴高赞烈……”阖族父老均称“是真有益余乡也”。

江氏宗祠从1585年破土动工，至1598年始得其成，共用时十三年。1593年江东之奉诏起用，虽辗转异地却时时瞩望家山，与宗亲鸿雁往来均为商讨宗祠建设之事。江东之的弟弟江东会生平好义，善于持家，置有良田百几十亩，不幸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英年早逝。祠堂按例应当配置备荒田和助祭田，但所筹的款项已捉襟见肘，江东之更已倾其所有，于是将其弟名下的良田全部捐于祠堂，“上而修礼于祫祭之日，下而平粜于升没之秋”。万历二十六年宗祠告竣之时，身在贵阳的江东之如释重负，虽政务倥偬，仍亲自撰写了《歙州公祠堂记碑》，并修书给好友、时任南京刑部郎中的邹元标，嘱他给赉成堂作记，邹元标接到来信不久，便得到江东之的死讯，元标每一援笔，便感慨万端，无以成句，直到万历甲辰年秋方才撰成《赉成堂记碑》，此时江东之已去世五年多了。《赉成堂记碑》中称“天下大义二，人臣进则无之非君，退则无之非亲，不忘君者，即不忘亲；不忘亲者，而后能忠于君。”乡居于瑞金山中时，江东之曾觉得自己“不啻鸴鸠之决枋榆，鲦鱼之纵大壑”，而一旦诏令复起，立即收拾行囊踏上莫测的前程，却不料出师未捷，饮恨黔中，想来甚至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此时他已被削职为民，是戴罪之身，且为捐建江氏宗祠已身无余赀，但秉持“大义”的他纵然有憾，竟也无悔吧！

江村距歙县县城很近，土地平阔，经济活跃，近年来村里雨后春笋般地竖起一幢幢洋楼别墅，已难寻古旧痕迹。瑞金山的名字今人大多不知，当地人叫它飞布山。山腰原有村落叫飞布山村，十几户人家耕作生息，升起袅袅炊烟，前些年还有游人循着山路直抵山顶，俯瞰周边起伏山峰、远近人家。随着飞布山村人家陆续迁离，上山的路也渐被荆榛拥覆，来此踏访的人也渐至不见，只是飞布山下周边的人家，还习惯仰望飞布山顶“甘露洞”吞吐的云雾，来预测未来几日的阴天雨雪。

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22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