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前的一场医患矛盾
197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天上下着中雨，刚工作四年的我在外科病房值夜班，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在办公室忙着写白天的手术记录。忽然一位穿着雨衣的中年人出现在面前，我一眼就认出是前一天门诊接诊过的病人，认为自己患前列腺炎，但是经我检查后已经排除，并无大碍。他一张口就让我为其开病假证明，我感到很为难，因为这种情况是不符合病假条件的。经反复的解释，就是不答应。“我不管什么规定，你替我看过病就得开假条”“今天你不开给我，什么事情你也不要想干。”作为医生，我窝了一肚子火，却又不能爆发，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正在他胡搅蛮缠时候，病房里的一位脑外伤病人病情发生变化，家属请我去处理一下。我刚站起来就被那个家伙一把抓住衣领，“你哪里都不准去，必须给我开假条”。我再三说明要去抢救病人，横竖不让走。旁边的病人家属实在看不下去了，三四个人过来劝他松开手，可是怎么说都没用，还破口大骂。几位家属不让了，硬是将我抢了过来，“汤医生，你去抢救病人吧，这里的事我们来处理”。我赶紧跑向病房，原来是脑外伤昏迷患者的痰堵在喉咙里了，呼吸不畅，经过吸痰等处理，恢复了正常呼吸。
刚走出病房，就听见医生办公室那边热闹异常，打斗声呻吟声不绝于耳！我预感出事了，急忙跑过去，只见几位家属拳打脚踢，一个人抱着头在地上滚来滚去，哭叫着求饶，已经是鼻青眼肿，面目全非，与刚才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判若两人！眼看就要出人命了，我大喊几声“不能打人”，连忙上前将倒在地上的那位护住，并把几位家属劝开。此时的这位老兄一反常态，跪地抱着我的腿，不住地说:“医生您真是好人啊，刚才我那样对待你，你还护着我救我，我再也不要假条了，再也不无理取闹了”。
时隔数日，我走在王营镇的大街上，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竟然是那位要开假条的病人，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道歉，原来那天晚上他多喝了几杯酒，借着酒劲惹出了那场闹剧。从此以后，我们成了熟人。
退红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加强。由于医疗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财政对医院的扶持杯水车薪，使得公立医院不得不靠市场化来维持自身的发展，于是就陷入了以药养医、成本核算、医务人员收入以创收多少为指标的怪圈，造成病人就医难、看病贵等问题，同时也出现了托熟人，找关系、送红包等不良现象。
“红包”的出现，对于靠有限的工资养家糊口的医生来说，的确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有些人因此丧失了医德。但是许多有良知的医生却十分反感，有点被侮辱的感觉。手术的前一天，也是主刀医生最头痛的日子。病人家属往往会在没有人的时候，硬是将红包塞进你的口袋，任凭你如何拒绝都没用，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安心。有的医生往往会在手术后当众将红包退还，结果患者觉得没有面子，搞得双方都很尴尬。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在我的心中一直非常纠结。
有一天查房以后，正准备退还昨天手术病人送我的红包，护士长拿着病人欠费单交给我，让医生们催一下床位病人去交费。我一眼瞄见欠费名单上有那位患者的姓名，灵机一动，立即与护士长商量，不如将红包替他交到住院费上，然后将缴费收据还给他，等他出院结帐时就可以拿回自己的“红包”了。这样做既可以拒收红包，还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岂不是一举两得！
第二天早会上，我向同事们介绍了这种退红包的方法，大家一致觉得非常好。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会为如何退红包而发愁了。很快，院领导得知了我们科的做法，认为非常可贵，迅速在全院推广，并设立了奖励机制。如此一来，既减轻了患者的负担，亦和谐了医患的关系，更弘扬了医务人员的正气！医院宣传科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淮阴日报上，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老百姓都知道在淮安第一人民医院看病是不需要送红包的。渐渐的，病人送红包现象越来越少，医院的病人数量却越来越多，医患纠纷也逐渐减少，医院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那一年，我被市总工会评为“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被市委宣传部、文明办评为“淮阴市二季度文明新事”，并参加了当时的宣讲团，去各县市传经送宝，忙得不可开交。直到现在，我们医院在历年的行风评比中，依然是名列前茅！
小医生成长记
刚走上工作岗位，正是医院人手紧缺时期，我们这些毕业不久的医学生，很自然地被用到了刀刃上。每天查房、写病历文件、参加手术、术后病人的处理、换药拆线、值班、上门诊、会诊及带教实习生等任务。天天工作安排满满的，下夜班很少能休息，上至主任，下到住院医师都一样。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夜间来了急诊，传达室的工人师傅专门负责去有关医生家叫门，随叫随到，从无怨言。
外科系统培养年轻医生，都有一套不变的制度，每一个种类的手术，采取3.3.3制，即先看上级医生做3台，然后当助手3台，自己在上级医生带领下做3台，上级医生认可后，才可以单独去完成手术。我们医院的前身是部队医院，对手术操作要求非常严格，各种器械的使用方法都有规范的要求。尤其是与老前辈们同台手术，可要万分小心谨慎，手持器械的姿势不对，那你就倒霉了，呵斥你一声，让你纠正，那是给你面子。如果再次出错，弄不好手上就会被重重一击，敲得你痛到心里，下次永远不会再犯。严重时候，直接请你下台，台下练好了再来。俗话说得好，“严师出高徒”，从医院手术室走出来的外科医生，手术操作都是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我的师傅李业宽那一年在上海表演针刺麻醉下胃大部切除，连上海的医生都不得不佩服。
那时候没有电脑，病历文件的书写都是手工完成，不管工作多忙，病人只要入院，必须在12小时内完成病历。所以，每天最繁重的任务就是写病历，有时一下子来了五六个病人，只好晚上加班，写完病历后已是深夜，才能回家休息。
医院多少年来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每天查房前，住院医师必须把自己床位上需要换药的病人处理好，我们都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医院，换好药，整理好病历，等待上级医生查房。习惯成自然，直到现在，早睡早起已经成为自己的生物钟，无法改变。
在那医护人员极度缺乏的年代，医生护士工作不分家，值班医生要负责上半夜的护理工作，给病人量体温、测血压和静脉输液，12点以后才能休息。夜间急诊手术，一个医生带着手术室护士完成手术是经常的，要是放在现在，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的师傅李业宽医师，那时还不到40岁，虽然是泌尿外科专业，但是普外手术做得非常漂亮，胆大心细，手术基本功那是了得，几乎没有他开不了的刀，看他做手术，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平时手把手地带着我做泌尿外科手术，还时不时地收点普外科病人，让我多练练外科基本功。在我的医生生涯中，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好前辈。虽然早已退休，但是教给我的手术技巧，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医学院校毕业生逐年增多，新鲜血液不断补充到医院，我们这些高年资的医生，又担负起培养他们的责任。年复一年，医院不断发展，年轻医生也在不断成长，新技术、新疗法层出不穷，业务水平持续提高。若干年后，当年的小医生，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到主任医师。职称提升了，责任也在不断地加重，医生的一辈子，都在不断地学习，不停地进步，直到退休。
一生为了救死扶伤，忙着、累着、辛苦着、快乐着。每当我看到手术后的病人痊愈出院，看到一封封发自内心的感谢信，看到一幅幅鲜红的锦旗，看到徒弟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就感油然而生。这辈子当医生，我从不后悔。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