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窝头
文/马海昌
这是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出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幼小的心灵早已被灰色所掩蔽。爷爷的命运很不济，十多岁的时候就给人家放牛、砍柴。有的时候，主人不高兴，爷爷就成了撒气的对象，什么拳打脚踢都尝过，甚至用放牛的鞭子抽打他骷髅似的支架。每当爷爷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眼神呆滞，静的有些慎人。那布满沧桑的脸显得很凝重，对当时的情景，爷爷很少提及一个字。是啊，爷爷不愿提起那带着伤痕的岁月。那个年代，像我爷爷的爷爷不知有过多少，司空见惯，并不是什么稀奇。
解放之后，爷爷做过工人，是第一批涌入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大军的浪潮。听爷爷说，当时的他总是有使不完的力气，整天啥都不想，就是埋头苦干，大炼钢铁，大搞建设。六十年代初，因我的祖奶奶病重，爷爷便回到了老家的山沟里。这一待就是一辈子。
将祖奶奶送走之后，爷爷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的农民。爷爷能吃苦，勤劳又能干，虽说穷点，但大锅饭总算吃得上，年底还能有些剩余。很快，在村里人的介绍下，爷爷认识了旁村的姑娘，也就是后来我的奶奶。奶奶的家境很不好，小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头。不久两个人就结了婚。在我奶奶的细心照顾下，爷爷那布满伤痕的心渐渐地得到了抚慰，爷爷的干劲更足了。来年，奶奶怀孕了，这个时候正赶上让我爷爷大半辈子都抬不起头的十年高潮——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天天饿着肚子，吃不饱饭，还要付出透支的体力。眼看着奶奶就要临产了，爷爷出工劳动总是心不在焉，想方设法的给我奶奶找吃的。山坡上带着苦涩味的野菜早就被我爷爷挖光了。我奶奶的食欲越来越大，怎么吃也吃不饱。
一天，生产队早早的收了工。爷爷清晰的记得那一天，因为那天是端午节。生产队食堂蒸了一大锅的窝窝头，当时那可是少见的稀罕物。人们哪有力气干活儿，肚子咕咕的叫个不停，张着大嘴使劲儿的吸着那锅未出炉的香味。按规定，每人一个窝窝头。大家排着队，口水早就顺着带着胡茬的嘴巴上淌了出来。爷爷兴冲冲地抱着两个窝头跑回了家，全都给奶奶吃了。奶奶让他吃一个，他说已经吃过了，爷爷故意装出一副吃饱的样子，还打了几个饱嗝。两口并作一口，来不及品尝窝头的味道，奶奶一顿狼吞虎咽，喝了一大碗井水。到了晚上，奶奶又开始饿了，并且饿得像是发疼。爷爷翻遍了整个屋子，找不到一丁点儿能吃的。爷爷悄悄地走出了屋外，望着山脚下生产队的食堂，打起了主意。不一会，爷爷上气不接下气地一溜烟儿跑到家里。爷爷赶忙从还粘有泥土的裤兜里掏出了一个窝窝头，奶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攥着就往嘴里塞。刚吃了一口，奶奶就大叫了起来，那叫声嘶声裂肺，眼看就要临盆了。爷爷飞毛腿似地跑到山下找到村里的接产婆，又背着她飞毛腿似地跑回了山上。折腾了大半宿，终于生出来了，也就是我从未见过面的大伯。爷爷沉浸在喜悦当中，他觉得无论怎样都值。
喜事才刚刚开始，厄运就提前来临了。第二天，爷爷一大早就被生产队队长叫去问话。后来才知道是邻居慈癞子告的状，揭发了我爷爷。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爷爷被戴上了大高帽子，上面写着：偷社会主义粮食的老鼠。不仅这样，爷爷还被上街游行。爷爷说，那是他这辈子最窝囊的时候，比被地主家挨鞭子抽还疼。从那以后，爷爷再也没有抬起过头，也很少和人说话。每当人们在后面指指点点，爷爷总当是没看见，加快脚步躲开人们的视线。
由于营养跟不上，奶奶的奶水总是不够吃。大伯三个月大的时候，染上了风寒。为了给大伯看病，爷爷急的“抬”起了头，向邻居们借钱。可是到了晚上，爷爷没借来一个子儿。好心的村民给了父亲一些老草药，但是伯父的病已经感染到了肺部。没过几天，只有三个月大的，就连我父亲都未曾见过的伯父匆匆的离开了人世。爷爷说，奶奶当时哭得很伤心，足足在炕上躺了一个月……
从我记事起，就从没见过爷爷吃过窝窝头。或者怕是勾起对往事的回忆，或是因为它让爷爷大半辈子抬不起头的缘故。如今爷爷已是八十多的高龄了，可谓是儿孙满堂。可不知为什么，最近爷爷总说想吃窝窝头，说是想我奶奶了。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给爷爷蒸了一锅未添加任何作料的原滋原味的窝头，当我把蒸好的窝头端上饭桌的时候，爷爷凹陷的眼珠简直要迸了出来，他拿起了一个窝头，静静地看着，几近瘪干的眼球涌出了两股热泪。爷爷又把它放回了盘子里，一个人拄着拐杖在院子里坐了好久、好久……
作者简介：
马海昌，男，80后，暂居云南昆明，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就职于云南师大实验中学，2010年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做“支教志愿者”。作品散见于《迪庆日报》《春城晚报》《中学生报》《课外语文》《读书文摘》《教育文摘》等报纸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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