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魂兮归来
——略论《金石记》与《羽梵》中的风雅格调
鲁 岳
马玉琛是被当代文坛严重轻视的一位作家。早在14年前,他的第二部长篇《金石记》出版之后,笔者就曾想写一篇评论,但看到当时既开研讨会,也有不少人撰文关注,就放下了这份心。

但是,《金石记》却未如笔者所期待的产生应有的爆红效应,尤其是没有被一些文投集团相中并改编为影视剧,笔者就在心里替他喊屈,有几次见了他面,也都表达了这种遗憾。
近期出版的《羽梵》在赋意上比起《金石记》更加复杂,马玉琛企图把生活审美化的愿景扩展到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加之小说以飞鸽,这种更富仙性的灵鸟作为主角和叙述角度,其令人联想的空间更大、更深。
一
实际上,马玉琛两部长篇的总体赋意始终未变,这就是招唤古长安城中活着的现代人所丢失的文化之魂。
正像《金石记》所说:“现在人已进入身体和物质的消费时代,谁还在乎一件死古董里藏有什么文化和精神?”(第407页)“光有权势远不能算真正的长安人,有文化和良心才算真正的长安人哩”。(第439页)
《羽梵》里也有类似的表述:“现代人把灵魂卖给了物质和金钱……平稳和平静、和谐的乡村或许能使这个世界保持一点平衡,并安妥我们的灵魂。”(第358页)
“心存善端,热爱自然,那是再好不过。可是当今社会,权钱色汇成一个利字的洪流,滚滚而下,并且成为世界的本质”。(第423页)
因此,这种文化之魂也就是《金石记》中所概括的:周秦汉唐时代的“精气神”,具体表现为:风雅、高尚的生活格调,恬淡、清正的君子气质。
马玉琛在《羽梵》中借作品中人物之口反复强调了这种赋意,亦即皇甫三兴所提出的“文化拟子”实验:“善良、友好、相爱、同情、怜悯、温情、报恩和宽恕,难道不是上帝赋予人、鸽子等生物的文化拟子吗?”(第199页)
以及元菊生对审美生活的维护与倡导:“我们除了这可怜的审美生活和残存的礼节,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呢?”(第368页)“艺术才是人间至美之上的生活方式。审美生活,上起皇上,下至庶人,那个不通力追求?”(第210页)
实际上,皇甫三兴的“文化拟子实验”就是企图利用人类文明已有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唤起现代人对诗意生活的追求,从而自愿模仿和承传人性的美好品质。而元菊生远离城市,热衷于侍花养鸽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对传统文人恬淡自由风尚的复归。
如果说,《金石记》是借助对文物的爱好、收藏、保护,引导人们倾慕风雅的生活格调,修炼个体的清正人格;那么《羽梵》则是通过人与鸽的对话,人与自然的友爱相处,倡导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也就是说,马玉琛攫取无数具有风雅格调的元素有意识地镶嵌在他的小说中,于不知不觉间感化、启迪读者对善良、美好的觉悟,从而引导他们最终趋向深情厚谊的诗意生活目标。
应该说,这两部小说中作者的主观赋意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作者有意把两部小说加以勾连,形成时间、观念、情节、格调多点持续的整体意境,将前者的虚化为后者的实,从而强化这种一脉相承的审美理想。
《金石记》中虚构的“四水堂”是在原郑氏茶楼的基础上翻新扩建的,小说曾经浓墨重彩地加以铺排,并用“有凤来仪”地传奇笔法加以礼赞。而在《羽梵》中,四水茶楼已经成为长安鸽友们举行重大活动的聚会之所。
“四环素”(奥迪车)停在大唐西市四水茶楼门口……(司空千秋)说:看见了吗?这楼角上一边有鸱吻,一边没有……这茶楼的先主人去寻访那个缺失的鸱吻,至今未归。(第148页)
如果读者还记得《金石记》中的那段“屋脊西首空着,没有鸱尾回应”的伏笔或遗憾,马上就能把这两部小说联系在一起。
二
风雅和恬淡的格调首先呈现为小说主人公对某种行当或物品的痴迷以及力求极致的态度。
《金石记》中对古钱币、紫砂壶、瓷器、青铜器和石雕拓片的搜罗与收藏;《羽梵》中对名鸽的遴选以及前朝鸽哨的复原,就都属于这种情形。
《金石记》里有五大奇人,董五娘被称为长安城的瓷器王,在古董街有一家名为“瓷魂”的店铺,其中的藏品和用具都非常讲究:
女童手中端的劝盘,器型承袭元制,盘心凸起,四周是花形承杯图,盘壁莹白透薄,做成精致秀雅的菊瓣形……盘中央凸起处立一件青花鸡心形执壶,执壶四周围着四个酒杯…一件斗彩婴戏纹杯……一个斗彩花鸟纹高足杯……(皆是)明成化年间官窑斗彩,乃瓷器上品中的上品。(第113-115页)
她还拥有全国仅有的一件元代凤凰虫草八棱开光青花梅瓶。
郑四爷以收藏茶壶为趣,他有一把核桃大小的茶壶,不见注水却吸溜不尽,号称:郑一壶。所谓:终南一滴水,万古流到今。
金三爷的古币收藏在长安城无人可比。他有一个黑瓷罐,装的是各种古钱币精品:大铲布、空首布、平首布、尖足布、桥足布、圆足布、三孔布、齐刀、燕刀、直刀、尖首刀、蚁鼻、爰金、秦半两、汉五铢、六泉十布、开元通宝、大唐通宝……历朝历代、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第191-192页)
唐二爷主要收藏青铜器,他的古董楼就叫宝鼎楼,正厅的黄杨木桌上陈列着四件宝贝:一件铜鼎、一件铜簋、一件陶罐、一件酒樽,所谓鼎簋尊罐人生四样样样齐备。西厅“撑立着榆木钟架,架上悬挂三层八组青铜编钟。旁边一架,悬挂铜镈铜钲铜錞于、另旁边一架,架着铜鼓摆着铜铙钹(第204页),关键是二楼东厅陈列着各种青铜器皿:鼎、簋、彝、敦、卤、鬲、匜、洗等,尤其是他的镇楼之宝:六个小克鼎。
杜大爷的收藏更加非同一般,文房四宝,样样为稀世珍品:长安吕醉笔、日月九道墨、澄心堂宣纸、端州包公砚,外加一墨猴。更不用说昭陵六骏的拓片。

《羽梵》中也有五大奇人:皇甫三兴、元菊生、金眼相士、楚留声、柳散木。皇甫三兴善育良鸽,善训赛鸽;元菊生则以制鸽哨和养菊花而名闻京华;金眼相士最会识人看相;柳散木擅长按摩,对人也对鸽;楚留声则世代以制鸽哨为业,并最终复原失传千年的周哨;
他们每个人对自己热爱的行当是那样痴迷,并且如数家珍,成为这个行当的翘楚。
风雅和恬淡的形象更表现为主人公对审美化人生的追寻与实践。就连做生意数钱的动作都很文明:“生意场也是个文明的地方,要斯斯文文……优雅……斯文人拿钱要会意的舒心”。(第29页)
金三爷说:古董嘛,除了锈斑、开片和品相之外,还有哪个时代的精气神哩。(第40页)
他们招待贵客的茶饮讲究用“剑南蒙顶石花”,“台湾冻顶”,摆宴竟然要钟鸣鼎食,并且仿照古代的仪礼。先在葫芦瓢形青铜匜中净手,然后,用士大夫的五鼎四簋上菜,所盛菜品为:秦汉瓦罐、帅帐干锅、楚国竹香鱼、齐国粉皮肉、韩国粉蒸肉、燕国酱板鸭、魏国金瓜饼、赵国小炒黑山羊,另有一簋猎兔汤。(第289页)
正像周五娘所说:(他们)过的是王公贵族士大夫的生活,一举一动一招一式,讲的是文化。(第300页)
在《羽梵》中也有相似的描写:赛鸽庆功和颁奖的仪式就古今杂糅:传胪、赐衣、祭酒、颁奖、致辞中的前三项都是现代生活中早已失传的古代士风!
风雅和恬淡的意境还表现在小说中的人物对生活环境的选择、设计与营造。先看《金石记》中杜大爷的半坡马厩:
就在(终南山)那道余脉向少陵原过渡的满漫坡那儿……一道柴扉拦住了去路。柴扉两边延伸开的,是天然生成灌木经过剪修后形成的灌木篱笆。灌木篱笆里面,是一个涧水成渠,数目相对稀少的院落,院落里边是几间青石砌墙青瓦青砖石板撒盖的房屋。(第238-239页)
《羽梵》中的菊花园,与马厩几乎一个程式,都是自然的植被作为围墙,而且还有点复原陶渊明诗境的意味。
一个很大的慢坡漫向神禾原的顶垴。半坡到顶垴,被稠密的花椒树围出一个偌大的园子,园子里的树冠和房屋顶盖依稀可见,别的都被花椒树所遮掩了……花椒墙裂开一个豁口,形成一个门洞,往里是一条窄窄的荆棘拱廊……走过一二十米……看到一个圆月形柴门,门脑上横一块古旧的牌匾,匾上三个隶书大字:菊花园……进这柴门,面前是一座竹林,沿曲径……三弯两绕,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菊圃……菊圃中央,漫坡半腰哪儿,右边是低矮的三间青瓦房和两间茅舍;左边是一溜儿更低的鸽棚,远处顶垴中间,耸立着一间小亭子,亭子旁边,斜斜的生长着一棵古槐树。(第38-42页)
《羽梵》中的每位爱鸽者都给自己鸽舍命名,如皇甫三兴的凌烟阁、元菊生的集贤院、林散木的飘红楼,萧济生的唐初居、桑哑铛的陶后居,木归智的洒雪储宝堂等等,而且这些名号个个都有说头:
居三皇五帝之首那个尧,号陶唐氏,初居唐,后居陶。于是皇甫三兴给门徒萧济生的鸽舍取名唐初居。而残疾人桑哑铛则受此启发,为自己取棚号为陶后居。(第79页)
鸽舍的结构、用材也很讲究,如齐散木的“飘风楼”:坐北朝南,式样有几分像皇宫,但比皇宫低矮简洁。歇山顶,飞檐而不翘角,瓦是唐代琉璃瓦,砖是旧灰砖,四面留有窗户和活络门,以通四面来凤。顶上开有小天窗,上下左右皆透气,正合了古人六通四辟的说法。(第88页)
甚至,元菊生家中所用的井栏石都是皇城的遗物。你瞧这井栏石,上面一丝一丝的红脉呢。这红脉和早上的太阳快冒头时的霞光一样鲜亮。你知道这石头上怎会有这早霞一样鲜亮的红脉吗?那是汉唐两代宫女的胭脂染成的。(第46页)
鸽子笼更为精致。长约二尺一寸。金竹,四角立材,下端成足,上端如柱顶,顶上雕成馒首形或者八不正形。笼条由两片去瓢留皮的竹篾粘合而成。笼圈则有两根细竹拧成麻花形。笼上一门,便于主人掏鸽。笼侧一门,便于放鸽。两扇门的别子镂成蝙蝠形状。笼顶有厚竹片刻花平梁。平梁叫笼,若圈梁升高成提梁,那就叫挎了。挎可以手提,也可以挎在胳膊上。挎的级别高,长安城里里外外,也只有元菊生和皇甫三兴配用。(第3页)
风雅和恬淡的气质也呈现为人物打扮地讲究、举止的古风和言语的文采。《金石记》中描写唐二爷的妻子周玉箸的打扮:
高高挽起的发髻上插一根纯金扁簪,耳朵下荡一对祖母绿坠子,胸前挂一颗红宝石朝珠,手腕上套两个麻花翠镯,绣鞋上边缀一颗玛瑙扣子。仿唐圆领对襟长披衫地下,裹着成熟女性的身段。(第135页)完全一副贵妇人的派头。
杜大爷头顶着绢质幞首,幞首两带系在脑后,幞头两角向下垂,两角反系头上,曲曲折折附在发顶。身上一袭青色圆领襕袍,袖口紧束,两侧开衩,袍襟下施一横幅,绣着彩色纹饰。脚蹬乌皮六合靴,腰束金银鞓铊、銙、带扣黑革带。銙旁系一条锦丝,丝端悬一块飞马玉佩。双手合掌,执一板青玉圭。(第284页)
其不但向往古代的士风,而且在穿衣方面尽力践行。
不过,《羽梵》中的元菊生和鹤秀则是另一番穿戴,朴素的平民隐士装扮,也许昭示的是自然恬淡的倾向。
元菊生华发白髯,面若渥丹,劲不挂金,腰不佩玉。黻衣绣裳不上身,葛布芒鞋度春秋。
鹤秀穿着絺布夹衣,发髻是特意绾的。秦罗敷是倭堕髻,元鹤秀是栖鸽子,那发髻的形状颇像一只鸽子似卧似飞的鸽子,羽间还插一把小木栉。(第407页)
在人物的言语上,我们发现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出口成章、文采飞扬,并喜欢古调重弹。喝茶过程中,郑四爷根据周玉箸的一个动作即兴道:“酒注茶注玉注(箸)。注酒注茶注(箸)玉“。周五娘也根据现场用盏,随口吟出:”蜀纸麝墨添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第144页)的诗句。
还有楚灵璧与杜玉田的联对、和诗,其才情、文笔都不由得让人拍手叫绝。(第372-373页)
更不用说《金石记》中的“贺官帖”,以及《羽梵》中的“诔鸽文”,这种文体和辞章现代人多已不善书写。难怪金眼相士感叹:“今潮一涌而至,古风一洗而尽,幸有斯文”。(第416页)
不难体察,马玉琛通过这两部小说全方位地诠释和形绘风雅与清淡的蕴含,其目的就是为现代人艺术地生活提供一种感性的借镜。
三
马玉琛为了弘扬传统风雅的生活格调,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不惜选择多角度的对比如:古今、中西、雅俗、官民等并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不断强化这种立体化的赋意。
“古今“对照勿用赘言,前文的例举已多处可见。”中西“对比在《金石记》中主要以秀水这个日本人的出现及其活动为代表,既礼赞了长安收藏界的爱国行为,也把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对文物的不同态度并置呈现;而《羽梵》的主人公皇甫三兴的意大利血统,以及他与元菊生所进行的中西医互补、鸽种杂交就更属于这种土洋文化地融合;
”雅俗“对照最为突出,也很自觉。两部小说中都设置了两组人物,一组为雅人,一组是俗人,而且雅俗也与其民官身份相重叠,也就是说,雅人多为民,俗人皆是官。所以,我们看到《金石记》中的俗人就是:金柄印、宋元祐、肖黄鱼等;《羽梵》中的俗人则为:甄国士、司空千秋、花郎等。
通过这两类人物的鲜明对置,相当于把庸俗的人物涂抹为底色,然后在其上浓墨重彩的凸显另一群骨格神奇、气韵典雅的民间奇人,作为风雅和高贵精神的承载者。
至于虚实杂糅地描写,无疑强化了小说的现场代入感。记得14年前,笔者读完《金石记》之后,小说中“秦汉瓦罐“的酒楼名称以至位置竟不时引发笔者产生错觉。
小说中的“秦汉瓦罐“坐落在长安城东南角,而笔者所在单位的西安东二环旁边,当年恰好也有一个”秦朝瓦罐“酒楼,名字上仅差一字,而且位置同在长安城的东南方向,只是稍靠外一点。正因此,每当笔者上下班从这个酒楼前经过,就禁不住想进入其中一探内部的”宝鼎楼“。这种错觉,一方面说明,作者把这个唐二爷的家居描写得活灵活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笔者阅读《金石记》后已经完全被带入进去,以至有点把假当真。
《羽梵》中对“凌烟阁“的地理定位同样产生了如上的效果。因为作者这样写:
他们穿过长安城大东门宽敞高大的拱形门洞,照直向前方的尚俭路的方向走去(5-6)……行前走不远,来到一家医院门口,医院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济慈医院……凌烟阁就在这个医院的楼顶,坐北朝南,东边一排四连间是鸽舍。每间两米长宽,高约两米,西边是一间大房子,比鸽舍高出许多,顶坡上是光滑的琉璃瓦,房屋和鸽舍通体都是老红松筑就,颜色是木头的红黄本色,刷过清漆……大房屋顶上横着一块旧匾,雕刻的三字依稀可见:凌烟阁。(第11-12页)
长安城东门、尚俭路,是非常真实、具体的地理坐标,不由得人把这个济慈医院当作实有其所,如果让笔者再次经过西安火车站附近的这个地点,仍然会下意识地去寻找这个所谓的“凌烟阁“。
由此可见,马玉琛不但为小说中人物的活动设置了具体的环境,而且虚虚实实,造成一种真假难辨的艺术效果。
四
在艺术上,马玉琛长于场面地布置和设色,文字的视觉性或绘画感最为慑人,所以他的小说其实是最易于改变影视的文本。遗憾的是,少有人发现这一点。
《金石记》中齐明刀初进长安城的情景如在目前,既表达了一个乡下青年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也显露了未见过世面的农村稼娃的滑稽可笑。
四水堂的开业大典被作者娓娓道来,铺陈有序、而且层次分明。既有全景,也有特写,情节繁茂、气氛多变,特别是“有凤来仪“的画面更增添了这种庆典仪式的喜庆和神秘感。
窗外彩光又一次闪过,还携带着清亮的嘹唳之声……那团红色的影子先是绕着茶楼飞行,越飞越快,在那二楼间那八柱擎天廊柱间穿梭……忽然那影子倏地爬高,再朝院中那颗梧桐树俯冲飞旋。人们隔着雨幕看那快速飞旋的凤凰,只能影影绰绰看个身影和颜色,怎么也看不清楚具体形状,那闪烁的火红光彩,把大半个茶楼和院落照亮了。(第149-150页)
齐明刀第一次拜访杜玉田“半坡马厩”的场景更像是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
齐明刀岁楚灵璧乘车向东南行十里,又弃车南行二三里,楚灵璧停住脚步,抬起玉臂,伸出嫩草一样的手往前一指:你看!齐明刀顺着楚灵璧的手臂望去,只见终南山一道余脉横斜着延伸过来,缓缓的融汇进少陵原中。(第237页)
至于无聚楼、宝鼎楼的外形和里面陈设的描写就更不用赘叙。尤其是《金石记》中为金柄印举行的饯行聚会和《羽梵》中举行的赛鸽庆功与颁奖仪式更是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程序典雅、色彩斑斓。
时间也赶得巧,正是双休日。他们从鹤秀所在的村小学借来二十四张书桌,两两相对,拼成十二张方形的八仙桌,散布在菊花园内。(第406页)
萧济生在颁奖现场即兴绘就《图南化羽》的过程及定稿后的画面都是极好的影视镜头:
画面底下滃染的江河湖海,高山平川空中一羽展翅飞翔的红色鸽子。那鸽子飞在高空,身形不大,但却气若鲲鹏,冲天而去,简直要把画面爆破了。(第418页)
无需罗列过多,马玉琛小说在场面调度的繁简错落与绘画般的视觉享受方面的确达到很高的境界。这也为其改编为影视艺术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加上其小说情节的传奇性,悬念技巧的成功运用,以及人物的个性化,《金石记》和《羽梵》更具有了广阔的市场化潜力。
当然,相对而言,《金石记》在整体上较为圆融,《羽梵》的观念过于外露且有点繁杂。
风雅的格调和恬淡的气质在中国当代文坛已沉寂有年,少有作家涉猎这类主题并且用丰富的行业知识加以传奇地叙写,但马玉琛却乐此不疲。如果不是他深感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从陶渊明开始所兴起的清淡士风和雅致的生活理想正在被物质和世俗不断挤压,当代人的精神逐渐干瘪的情状,那就说明作者的天性与趣味与之投合。
事实是,这两者兼而有之,马玉琛本身就是文玩爱好者,同时也多年养鸽赛鸽,当然更不能忽视的是作为作家的他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世风日下怀着深深的忧虑,这才有他持续几十年大声呼唤,奋力招魂的行为。也许在这一点上,他又接近于诗人屈原。

作者简介:
邰科祥,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陕西省作家协会中短篇小说委员会委员,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人类学研究。已出版著作7部,主编教材2部,发表论文60余篇,独立主持省厅级课题9项,获得省厅级奖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