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的一天早上九点左右，我接到老家大哥的电话，父亲“可能”患上了脑血栓，早上起来一侧手脚忽然不好使，好在他已经被送到邻村的大夫康愿家里，正在挂吊瓶呢。

       父亲怕我工作受影响，坚持不让他们告诉我。大夫康愿在电话里还说，含辛，你放心，脑血栓是咱农村老人常见病，你父亲在我这里挂几天吊针，再服用些药，一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我一听大夫是康愿，吓了一跳。我的老师，在骏马中心小学当教导主任的曹定东，还有我们村子的四爷本来患的是出血热，硬是让康愿误诊为感冒，不但延误了治疗还不算，两个人先后被送上了西天。

     “是”，还是“不是”，怎么“可能”是脑血栓呢？

       我带车疯了似地赶回家。

       父亲脑子还算清醒，照旧不失幽默，责怪我放下工作，说他身体硬朗着呢，阳寿未尽，阎王爷不会收下他的。

      挂通在中国富有盛名的铁二十局医院，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毅然在别人疑惑吃惊的目光下拔掉吊针。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在二十局医院一拍片子，父亲患的不是脑血栓，而是脑溢血，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听信了乡村大夫康愿的话，今年正好是老父亲逝世十周年祭。

       在二十局医院，经过专家的精心治疗，儿女的悉心照顾，老父亲凭着他的乐观信念和顽强毅力，一个多月后便出院了。

       按照大夫的医嘱，脑血管病患者是不能吸烟不能喝酒的，可是从小生活在大户人家娇生惯养的父亲非但谁的话也不听，还找来一大堆理由，摆出一副坚持到底不屈不挠的架势：

     “我抽烟又不往肚里吸，没事。我三岁起就偷着喝你爷爷的酒，我宁愿死，酒不能戒！”

      父亲说话从来就是说到做到，我们太了解他的为人了，即就是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把39斤7两重的铁牌用细钢丝挂在他的脖子，他也未曾屈服。父亲的态度的确让我们为难，大夫的话不能不听，而倔强出名的父亲意愿又不能违背。

       最后，我们只好将大夫的话作为参考意见，尊重父亲的选择，全面妥协。只是要求烟不能再抽农村人抽的那种旱烟了，抽点好的香烟对身体毒害也少点，但是父亲也不答应：

     “我买三块钱的旱烟，要抽一个月呢，抽纸烟（香烟）需要花多少钱呀？！”

       他却时常把“好猫”“芙蓉王”不厌其烦地发给来家串门的朋友，自己嘴巴“吧嗒，吧嗒”吸个不停，手端着一尺多长的旱烟锅，脸上乐开了花。

       父亲酒量也不大，见天二两。最怕的是父亲招来村里几个要好的“酒仙”朋友一起品酒，其他人不关心这个，我心疼，一瓶酒，常常好几百呢。

      心疼归心疼，只要父亲乐意，我认了。

       父亲烟酒照常，乐在其中。

       看来大夫的话也不要全信。

       几年前，父亲戴着老花镜，用颤微微的笔写下了用血泪浸透的四代家史，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美的颂歌，成为儿女宝贵的精神食粮，在人生的征程上，永远激励我们发愤图强。

     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越来越年轻了，越来越精神了。

     “我要争取一百岁，子女孝顺，我的福还没有享够哩！”父亲说，居然还理想宏伟。我知道我该怎么做，帮助父亲努力实现他的理想。真到那时，我也是一个快七十的小老头子啦。

      事实上，饱经人世沧桑的老父亲，已经做到不朽了。

（李含辛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凌晨１点５５中华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