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欧游心影录》中对文化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原来欧洲近世的文明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腊哲学，第三是耶稣教。在封建社会，规定了各人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一种道德关系和习惯。哲学是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则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宗教是从情的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那现世的道德，自然也得跟随着这个标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带着寻求救国之路的心到欧洲漫游了一圈之后，发现了欧洲工业革命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其因素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在产生了科学万能的全盛时代，却陷入了深重的文化危机。

这个时候，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1835-1910年）透过所著的《在亚瑟王朝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一书，表达了他对技术和战争的看法：“人类掌握先进技术不是用于造福人类，而是用于毁灭人生。”在其杂文《什么是人》（1906年）和他死后发表的中篇小说《神秘的陌生人》中，无所顾忌地表现了对人类的失望和绝望。而与此同时的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描述一件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家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受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以前被他诱奸过的女人，深受内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同她结婚，以救赎自己的良心，从而唤醒“复活”人具有高尚道德的本来！还有19世纪法国著名戏剧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当她收拾昔日的爱情离开了让她神往、痴迷、伤心的巴黎时，小仲马对七月王朝时的法国“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黑暗面进行无情地揭露。从前的理想和信条，已经被破坏得七零八落，于是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现出了一种浮躁、惊惶、沉闷和凄惨的精神景象，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外界刺激而发生变化，在欧洲物质丰腴闪烁的表象下隐藏着巨大的“精神恐慌”。这种反差的根本冲突在于旧的信念和理想已经破灭，包括前梁启超所举的欧洲文明三个来源，旧的封建道德体系被资产阶级革命打破，哲学上唯物唯心纷争激荡，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对“神学”基督教予“釜底抽薪式”的否定等等，什么都在变，什么都是新的，一时使人透不过气来。当时一位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叫赛蒙问梁启超：“你回到中国干什么，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回去？”梁启超说：“这个当然。”他大为叹气：“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梁启超反问：“你回到美国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的文明输进来救我们。”当时梁启超乍听这话，起初还以为那个记者有心奚落他。后来听惯了，发现许多欧洲先觉之士，着实怀抱着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的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那世外桃源的中国。

话应该说回来，当时的旧中国已积贫积弱，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危机，可以说只是暂时维存着表面的和谐与低级的平衡。欧美在这以后一百年中，随着工业技术革命，造成物质生产过剩和大量的资本积累，随着争夺世界资源与市场欲望的极度膨胀，终于引发了一战和二战，进一步把中国推向危亡关头，同时也唤醒了中国这头“睡狮”。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历经了三十年的模仿、曲折与探索实践，终于把握了这三十年发展的战略机遇，迅猛增强了综合国力，提升了国民整体物质生活水平，而在文化与精神方面却已经相对滞后了时代发展要求，新的危机与矛盾如同一百年前欧洲一样正在萌发：例如信念的淡化或灵魂的缺失，使人不得安宁的快节奏，远离自然，传统的失落，环境的破坏，拜金主义的盛行，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丧失等等，如何革新鼎故呢？我想，路就在于坚持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哲理所指！因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民主政治的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社会建设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和谐社会内涵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任何一种战略，都不能脱离人的因素，而人，不仅是以一个精神上自足的个体出现的，而是作为社会的一员，体现和承载着这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的总和，就是文化。就文化对于国家发展战略而言，美国教授保罗·肯尼迪说：“单一的因素至少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皮埃尔·罗桑瓦隆说：“一个强国仅仅物质力量强大还不够，它还应该具有文化吸引力。”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也说：“国家要崛起，它的思想要创新，文化的作用在这里出现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文化之所以延绵至今，其价值内核是因为存在而合理，或者合理而存在，这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够阐明清楚的，宋代抗金名相李纲就曾撰文指出：“儒家之道，圣人之道也，其德仁义，其文《诗》、《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生者有养，死者有葬。治天下者，舍吾之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李纲继而论道：“道家之道，亦圣人之道也。黄帝得位而分之，老子推而明之，尊道德而小仁义，贵精神而薄礼法，以清静为宗，以慈俭为宝，以柔弱为体，以无为为常，秉公执要，少私而寡欲，以长生久祝为致道之效。治天下者，舍吾之道，天下亦不可得而治也。”李纲又论佛教的重要曰：“西方有圣人焉，其名曰佛，以布施摄悭贪，以持戒摄毁禁，以忍辱摄瞋恚，以精进摄懈怠，以禅定摄散乱，以智慧摄愚痴，以慈悲为心，以寂灭为乐，以常乐我净为法，以菩提涅槃为至，以因果报应为化导之术。治天下者，用吾之道，可以不言而自化，不令而自行，不待赏罚使民迁善而远罪”（李纲《梁溪全集》卷143《三教论》）。作为漳州人的国际笔会副会长林语堂先生（1895～1976），在《老子的智慧》中解释为什么除了有孔子的儒家文化，老子的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长期存在的理由，他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精神：“它能够满足，同时也不能满足。假使已经满足了人们内心的欲望，那么就不复有余让道教与佛教得以传播了。孔子学说神妙地适合于一般人民，它适合于服官的阶级，也适合于向他们叩头的庶民阶级……但孔子学说依其严格意义是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人具有隐藏的情愫，愿得披发而行吟，这非孔子所容许……人需要空想的意象的成分，孔子却过于崇尚现实”。而一个民族更需要一种天然的浪漫思想，这是“孔子所不能满足之一面，所以儒家之道是人的工作状态所需的，道家则是人在休闲游戏时所要的”（林语堂《老子的智慧》绪论）。那么，佛家也许是人们白天忙碌，不论是工作状态，或者游戏休闲之后睡梦中的精神境界，包括对现实的反刍和先验的幻觉！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认为，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了三家大店，佛家象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可以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象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代，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了，非去这个药店问诊拿药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偏把卖粮食的“孔家店”打倒，我们中国人不吃自产粮食做的饭，只吃洋面包，这样我们会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也会出毛病。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诚然，当人成功发达而得意时，都是儒家弟子，而失败落魄时又成逍遥道士，为生死两端冥冥无期而烦恼时会想到西方佛祖。无论是乐观主义，或现实主义，还是悲观主义者，人总得找出一种理由来解释现实、体验生活或写意人生，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哲理。

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遗憾的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上却完全错误了，其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包括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因素影响，还有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智慧的价值，同时盲目抵制了人类其它文明成果等。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文化如何实践呢？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主流的儒家文化，自春秋战国孔孟开宗以来，经西汉董仲舒倡议“独尊儒术，罢拙百家”之后逐向僵化，直到明清时期变得最为沉闷，成为禁锢创新的教条。期间历经汉唐佛学传播冲击，魏晋道学玄谈风潮，延至北宋周敦颐以《太极图说》理学开山，经张载、程颢、程颐等远承孔孟之说，融汇了佛老的一些思想，建立了理学的理论体系。至南宋初年，朱熹综合周、张、二程等学说加以扩充发展，更建立了博大宏伟的体系，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随后而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和文化八百年。期间有明初朱元璋认宗拨高钦定，明朝王阳明“心学”质替更新，清末洋务运动西化冲击掺揉，直至民国初“五四运动”的全面批判。“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以“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为己任，这是文化启蒙运动的必然。然亦有“矫枉过正”之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那样，当时的文化批判，使用的方法，还是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同志著《反对党八股》）。然而，在“文革”十年的浩劫中，朱熹及其理学思想亦在劫难逃，“破旧立新”、“批林批孔”等运动更使其几乎遁迹人间，“无理缺德”问题对于文化的重建和国家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要，和谐世界呼唤文化的弥纶和理性的光辉……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角度而言，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文化的民族，恰如延亨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说的“沙漠化国家”，无论怎样博大悠久，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是无法最终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竞争是生存与发展竞争的根本，它体现为历史的进步作用于诸多文化的此消彼融。从深层次而言，中美两个国家长期持续的角逐事实上是世界两大主流文化相互沟通、相互碰撞的要求和结果，没有此类形成的角逐，文化就必然走向孤立的一元，人类赖以进步的内在生机，即精神动力就会窒息，因而，以勇气和执著发展传统文化的精髓，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积极参与世界文化角逐，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历史责任。2010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在第六次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上作主旨报告时指出“文化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

综观当今世界，文化竞争多元并存，其包括东亚文化、欧美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等，多元中存在着两大主流文化群（简称“二元”），即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群和以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欧美文化群。这两大文化群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是其它文化包括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难以相比的。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赴欧洲考察寻找救国之路时，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法国大哲学家蒲陀罗（柏格森之师）对他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承袭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还裹块鹿皮拿把石刀走在野林里打猎时，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十三）。在二元和多元之间，很难分清哪一个对人类社会更为重要，总体而言，二元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体方向，多元又使这一方向充满变数。因而，在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趋中的主流二元交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看似偶然因素的有机结合。必须看到，我们的星球在宇宙中何其渺小，而人的内心世界又何其深邃，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远非达到了自称的高度文明的水平，文化价值体系也远非达到可以自为一元、一统天下的成熟阶段，远到宇宙空间的势力划分，近到非生命智慧体如大气、极地、海洋等自然权利的价值承认，无论是欧美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仍然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初级价值体系。因而，任何文化自命不凡的表现，无疑是人类无知心态的自贱。

因此，理智清醒地认识人类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对中国新文化发展尽责的必然要求。从地理上看，中国文化群包括中国、蒙古、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家，其主干在中国和日韩，因而习惯上称为东亚文化。上世纪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出现了历史上最为激烈的震荡，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西方欧美文化的强势渗透，另一方面还面对了一次日本在同一价值体系内对领导权的挑战。造成这样结果和归因，著名哲学家牟宗三认为：“满清两百余年的统治，文化由封闭而趋于僵滞，整个民族元气日趋衰竭，而西方世界正好在这二三百年间蒸蒸日上，开拓变化，这两个方向一上一下，相去遂不可以以道里计，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在这种震荡中的后期，中国文化的优势心态只剩下一层表皮和一些枝节，整个价值体系出现了混乱，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有一度崩溃的危险。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国土依存，人口众多，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亦走近中国，中国的新文化发展方向已不能从旧的传统文化直接传承，亦不能从欧美文化移花接木，得其所然；随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也是将历经交融、碰撞、发展和扩张的具有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理念的中国新文化爆发过程，融入世界范围的中国文化必将得到历史丰厚的回报，成为未来世界性主流文化之一，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软实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还指出：“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落实好这些要求，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郑亚水，笔名梧闽，福建省漳州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先后由漳州市图书馆出版《秋水白云》《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深处》、海风出版社出版《月泊龙江》等书籍。

文学荣誉

2001年中国东欧经济研究会授其《企业文化一一现代企业的灵魂》''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并入选《中国改革发展论文集》（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9年11月，该论文被清华大学收录《n<1知网空间》智库咨文；《中国作家书法家代表作全集》（中国文化出版社）副主编。《<兰亭序>拾遗》一文于2010年9月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并荣获2010年度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当代散文奖”；2015年春，经中瑞两国相关部门批准，被授予瑞典皇家艺术学院“荣誉博士”称号；2021年8月，作品《说好的父亲》荣获“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2月，作品《说好的父亲》入编《中国作家书法家代表作全集》并被评为“特等奖”；2022年4月，《过故人庄还有多少龙江颂》荣获第九届相约北京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7月，《紫云岩 无住与不迁》荣获2022年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奖“二等奖”；《林前也有苦山桃》入围世界笔会杯中国文学大奖展播；《一字圣手江山常在掌中看》入选《高中语文》古诗词必读讲解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