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趣事

        文/力翔

             一

       出卖三叔

     大约在我六、七岁那年，正是文革运动中期，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爹娘和他们一样质朴憨厚的乡民，在寒冷漫长的冬季，为了打发农闲时间，都要聚在一起玩纸牌，由于那个年代商品经济的闭塞，农民的生活还很困难，纸牌也是自己用手工制作的。没有钱，就动用在供销社买来的“握手”、“经济”、“红大刀”等低价烟当筹码，当然筹码价格也是用“支”来计算的。即使动用现金，也是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就这样，大队也是要以赌博罪来制止，不定时的日夜在村里巡查抓赌的，情节严重送到公社拘捕，轻微点的办班学习，在轻微的没收“赌资”，当场说服教育，今后不在重犯。

       东北的冬天黑的早，庄稼院里的人搁下饭碗嘴巴头一抹 ，卷上一根旱烟就出门溜达消化食儿去了。几个爱玩牌的人聚在一起，唠一会嗑后，就把炕桌一放，为不让光亮透出外头用棉被捂严窗户，在挂上屋门，怕弄出声音，四人大气不敢出的坐炕围桌打起牌来。那时候电力供应不上，经常停电，牌瘾大，点煤油灯或蜡烛也要打够八圈。

       记得那天是后半夜，我被一泡屎憋醒，挣开眼睛一看屋子里一下子人，几个大汉怒气冲冲的审问着爹，问打牌的人猫在哪里了？爹一声不吭的坐在板凳上，闷头抽烟。我被妈搂在被窝里，妈的棉衣棉裤没有脱，显然是在装睡。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光着腚冲出被窝，下地到外屋往尿桶里撒完了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养的一条黑色“四眼”小狗狗和我形影不离，睡觉时我也搂着它，妈妈嫌它不干净，趁我睡着时就把它轰出去了。我撒尿时“四眼”咋没到我身边来？我“白儿，白儿”叫了两声，“四眼”在黑暗中回应了我两声，我寻着声音找去，屋角黑暗处，立起一张方桌后，“四眼”正被一个蹲坐在地上的大人紧紧的抱在怀里，我摸了摸“四眼”，它用舌头舔了舔我的手算是回应。我返回里屋，钻进被窝，对妈说，外地有人。妈用手掐了我一下屁股，小孩子净瞎说，大半夜哪来的人，睡觉！那个年岁大一点的人是大队革委会主任，他听了我的话，说，小孩子嘴里吐真言，八成人就在外屋藏着呢，我们找找。外屋地一阵响动，很快那个抱着“四眼”躲在方桌后的那个人被带到屋里，我一下子傻了，被我出买的人是我的亲三叔！

            二

      计斗老太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无论岁月更叠，还是时光飞逝，我一直怀念着我的外婆。我们姐哥妹四个都是姥姥带大的。姥姥守寡半生，姥爷什么样子我也没见过，姥姥是裹脚女人，晚清时代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姥姥姓梁，嫁给了姥爷宋永春，我们孙辈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姥爷的模样，而最大的遗憾就是姥姥去世后，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在和姥爷合葬的墓碑上，姥姥刻的是：宋粱氏。

       姥姥活着的时候，也和绝大多数的乡村女人一样，喜爱抽烟，但姥姥的年代洋烟是很奢侈的东西，穷人是抽不起的，姥姥就买了杆烟袋形影不离的攥在手中，直到离世，那杆烟袋也陪着她驾鹤天国去了。姥姥另外一个爱好也是打纸牌。在她的周围也聚聚了不少牌友，大都是她那个年龄的老太，且都叼着烟袋，四杆烟袋对着冒烟，可以想象那种烟雾缭绕场面是何等的混沌。在姥姥周围的几个老太，都有自己的绰号。比如“死久”，就是打牌无论输赢，也要坚持到底，赢了，到时间了，也不提议散局。输了，更是拽着牌垫不撒手。还有“硬挺”，就是输了硬挺，解账不给钱，态度还不好。赢了挺硬，输家不给钱，你别想离开牌桌半步，直到掏钱付账，方才让你走人。另外还有个“满天飞”，就是哪有局哪去，场场参战，不管你是屯里屯外，风雨无阻，近的给信就到，远的步行走路也去（都不会骑自行车）。要说这里几个老太有故事，当属“硬挺”老太，别看她绰号叫得响亮，其实她的身子骨最差，患有气管炎，肺气肿病，走路直哼哼，坐炕连吐痰。嗓子眼里嘶嘶的拉风匣。本来身体有病，最怕寒凉烟呛，可奇怪的是，一但手里摸上牌，眼袋锅非点起不可，这时病也没了，人也精神了，这就是所说的以毒攻毒的奇效吧。老太身体不好，牌风也不咋的。打赢眉开眼笑，打败摔牌骂骰，一点也没委屈她的绰号。

        姥姥经常把这几位老太找到家里玩牌，我心里是不喜欢这几位老太在家里玩，但是是姥姥主张，我有意见也不能跟姥姥说啊。

       有一天的晚上，半导体快要到播讲评书时间了，姥姥找老太也要回来了，我找到五，六位一起玩的小伙伴，到我家上演了一场智斗老太的大戏。我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大方格写字本，又把姥姥爹妈共用的烟笸箩拿过来，我以命令的口吻发号施令：“来，够意思的跟我一起把这笸箩旱烟全部消灭掉，不行开门，不留半点，直到屋子里看不见人。”我们七手八脚的立即行动，很快，一笸箩旱烟被我们点着吸尽，焦黄的烟雾，弥漫的屋子看不见人，也挣不开眼，为了少挨呛，我们几个趴在地上还在拼命的吸烟。姥姥第一个进的门，到屋就给熏出去了，气的姥姥在外直骂我。第二个是“硬挺”老太，她气喘吁吁的进的门来，大咳一声，“我的妈呀！这是咋了？”扔掉烟袋，捂着嘴退出了。“死久”看着“硬挺”慌忙退出，还感纳闷，迈开小脚就往屋进，这家伙，到了屋被呛得眼泪鼻涕一大把，就是再有“死久”的坚持力，在毒烟面前也败下阵来。最后进屋的是“满天飞”，她腿脚快，进屋也麻利痛快，烟大看不见地趴在地上的我们，被绊倒在地，她爬将起来，用手探门，发挥特长，离将而去。

        趴在地上放烟的我们发出了胜利的欢笑，为了这个“胜利”，我们也付出了代价，第一次尝试了醉烟的痛苦。

            三

      受批挨罚

    一九七六年是举国悲痛欲绝的年份，这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接着是朱老总，九月九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我十一岁，读小学二年级。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整，毛主席的追悼会开始，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通过电视广播收听收看，参加追悼会。

        我们的会场设在大队部，我们学生和大队的社员分开站立，收听高音喇叭播放的实况录音。追悼会场庄严肃穆，哭声阵阵。十一岁的我还不懂什么是政治，对生死也不知恐惧，对生命的宝贵也不知道珍惜。仍是童贞少年，懵懂无知。我身边吊唁的是初中组的学生，他们个个都是红卫兵，紧挨着我的是一名女生，她哭丧着脸，痛苦的抽搐双肩，还发出低低的哭声。我人小，仰脸看她很真切。她哭时，我没看见有眼泪流出，大概她也看见我在瞅她，趁我不注意，把一口吐沫吐在手心里，而后涂在脸上装作哭成泪人的样子。我嘿嘿乐出声音，小声问：“姐，你这是哭吗？”这一声不得了，尽管声音小，但威力大，这是什么场合啊！我身后的尹老师捅了我一下，低声警告：“等你放学看我怎么训你！”

       追悼会结束后，我们学生被带队回到学校，尹老师怀着沉重的心情点评一下追悼会的情况。而后宣布我留下，还有一个叫王守军的同学，他也是在追悼会上表现不好，注意力不集中，东瞧西望。我们的罪名都是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尹老师真的是被我们气坏了，她问我们的问题我们一个也回答不上来，都知道犯了错误低着头，我害怕哭了，王守军没皮没脸的还被批评的笑了，尹老师生气的把我俩往一起推，叫我俩身体对撞，一直把我俩训到八点钟天黑。回到家里，妈妈问为啥这么晚回来，我说和同学玩去了。妈告诉我饭在锅里，我吃着热乎的烀土豆，大滴大滴的泪水躺进嘴里和土豆一起咽下肚里。

       我是幸运的，尹老师没有把我交到教导处。就在毛主席逝世不几天，学校有名女老师为了入党，把写好的“毛主席逝世我高兴”几个字拿给姓刘的女学生，叫她照着写。写好后，就交到了学校，结果，那名女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从此永远的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而这名女老师也如愿的入了党。

        若干年以后，我这个当年没有被打成“小反革命”的反动分子，胸戴大红花，穿着绿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并且在我二十八岁那一年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向党许诺了钢铁誓言，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