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往事

                  康永志

如今，外出乘坐飞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了，可在40年前正如那句俗语：登天难。

70年代，我所工作的万人军工大厂，坐过飞机的人了了无几，我有幸坐上了飞机。

那是1978年，厂里接受一项歼机新型发动机试制任务，我负责发动机高压涡轮轴施工工艺，要去景德镇一家军工厂调研。

当时任务紧迫，国庆节前必须出发，成都到景德镇坐火车绕远，厂领导特批我和一个同事坐飞机先从成都到长沙，然后再倒火车去景德镇。

工厂给购买了9月29日上午的机票，每张64元。飞机9点起飞，我们8点就赶到了双流机场，当年双流机场只有一幢孤零零侯机楼，乘客也不多，办好手续就登上了飞机。

我们是学军机制造的，自然对飞机感兴趣，仔细观察了这架飞机， 这是一架苏伊尔-18涡桨客机，只能坐几十人。

机票座位紧靠舷窗，我们聚精会神地感觉着飞机起飞的每个动作，发动机轰鸣，机翼下螺旋桨叶飞转，飞机在跑道上慢慢滑行，缓缓离开跑道，最后徐徐爬升起来……

飞机上升到一定高度，从舷窗俯视，成都平原如一幅巨画舖展在巴蜀大地，美极了。第一次坐上飞机在天上遨游，我们兴奋不已。过一会儿，笑容可掬的空姐为每位乘客分发一包中华香烟和一把水菓糖，这是当年乘坐飞机的纪念品，我们接过烟和糖原封不动地放到包里。

大约飞行两个小时，飞机降落在长沙大托铺老机场。在长沙住一晚，第二天乘火车到株洲，从株洲到鹰潭，从鹰潭到景德镇。在景德镇住一晚，第二天从景德镇坐火车到乐平，到乐平又坐卡车到这家八面山机械厂，一个国庆节就这样在火车上度过。

在景德镇完成调研后，厂里不再批准坐飞机，我们坐火车从重庆绕回成都。回家后，我把飞机上发的水菓糖给了孩子，把香烟分发给同事、朋友，並津津有味地讲述着我第一次坐飞机的体验。

第二次坐飞机在1980年4月，是我带两名工人师傅3月到贵州平坝一家发动机厂，加工我负责的高压渦轮轴，任务完成后，工人师傅说没坐过飞机，想坐飞机回成都。

在见不到阳光的山洞里工作了三周，圆满完成了任务，工人十分辛苦，应该满足人家的愿望，我便打长途电话向厂里领导请示，领导痛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便购买了从贵阳到成都的机票。

飞机是下午2点多起飞，我们上午9点从平坝坐长途汽车去贵阳花溪机场。办好登机手续走上飞机时，发现是一架苏安-24客机，我一下紧张起来。因为早听厂里一位副总说过，苏安-24因起落架放不下来而发生过事故。

在飞机上，两位工人师傅好奇地东瞅西看，兴奋地交谈着。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坐在座椅上，一言不发。飞机爬升到高空后，机舱内的声响和颠簸比上次乘坐苏伊尔-18大得多，这更增加了我的担心。

飞行50分钟后，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白市驿机场，停靠几十分钟，乘客走下飞机休息。白市驿机场就是抗战时赫赫有名的飞虎队战机起降的军用机场，能亲临到此也是一种荣幸，飞虎队的故事又呈现在我眼前。

3点50分，飞机又起飞往成都，刚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到双流机场下降时，紧绷的神经达到极值。当听到起落架的轮胎在跑道上滚动声后，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长出一口气，大声说了句“平安到达！”

两位工人师傅一惊，问我一路上为啥一声不吭，我把苏安-24起落架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说以后再不敢坐飞机了，我说要坐三叉戟那样的大飞机是安全的，他们打趣说，三叉戟不是也掉温都尔汗了吗。

以后，我出差、探亲、旅游，记不清又坐多少次飞机了，飞机的安全系数越来越大，但40年前那两次“飞天”的故事一直留在我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