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往事
康永志
如今,外出乘坐飞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了,可在40年前正如那句俗语:登天难。
70年代,我所工作的万人军工大厂,坐过飞机的人了了无几,我有幸坐上了飞机。
那是1978年,厂里接受一项歼机新型发动机试制任务,我负责发动机高压涡轮轴施工工艺,要去景德镇一家军工厂调研。
当时任务紧迫,国庆节前必须出发,成都到景德镇坐火车绕远,厂领导特批我和一个同事坐飞机先从成都到长沙,然后再倒火车去景德镇。
工厂给购买了9月29日上午的机票,每张64元。飞机9点起飞,我们8点就赶到了双流机场,当年双流机场只有一幢孤零零侯机楼,乘客也不多,办好手续就登上了飞机。
我们是学军机制造的,自然对飞机感兴趣,仔细观察了这架飞机, 这是一架苏伊尔-18涡桨客机,只能坐几十人。
机票座位紧靠舷窗,我们聚精会神地感觉着飞机起飞的每个动作,发动机轰鸣,机翼下螺旋桨叶飞转,飞机在跑道上慢慢滑行,缓缓离开跑道,最后徐徐爬升起来……
飞机上升到一定高度,从舷窗俯视,成都平原如一幅巨画舖展在巴蜀大地,美极了。第一次坐上飞机在天上遨游,我们兴奋不已。过一会儿,笑容可掬的空姐为每位乘客分发一包中华香烟和一把水菓糖,这是当年乘坐飞机的纪念品,我们接过烟和糖原封不动地放到包里。
大约飞行两个小时,飞机降落在长沙大托铺老机场。在长沙住一晚,第二天乘火车到株洲,从株洲到鹰潭,从鹰潭到景德镇。在景德镇住一晚,第二天从景德镇坐火车到乐平,到乐平又坐卡车到这家八面山机械厂,一个国庆节就这样在火车上度过。
在景德镇完成调研后,厂里不再批准坐飞机,我们坐火车从重庆绕回成都。回家后,我把飞机上发的水菓糖给了孩子,把香烟分发给同事、朋友,並津津有味地讲述着我第一次坐飞机的体验。
第二次坐飞机在1980年4月,是我带两名工人师傅3月到贵州平坝一家发动机厂,加工我负责的高压渦轮轴,任务完成后,工人师傅说没坐过飞机,想坐飞机回成都。
在见不到阳光的山洞里工作了三周,圆满完成了任务,工人十分辛苦,应该满足人家的愿望,我便打长途电话向厂里领导请示,领导痛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便购买了从贵阳到成都的机票。
飞机是下午2点多起飞,我们上午9点从平坝坐长途汽车去贵阳花溪机场。办好登机手续走上飞机时,发现是一架苏安-24客机,我一下紧张起来。因为早听厂里一位副总说过,苏安-24因起落架放不下来而发生过事故。
在飞机上,两位工人师傅好奇地东瞅西看,兴奋地交谈着。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坐在座椅上,一言不发。飞机爬升到高空后,机舱内的声响和颠簸比上次乘坐苏伊尔-18大得多,这更增加了我的担心。
飞行50分钟后,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白市驿机场,停靠几十分钟,乘客走下飞机休息。白市驿机场就是抗战时赫赫有名的飞虎队战机起降的军用机场,能亲临到此也是一种荣幸,飞虎队的故事又呈现在我眼前。
3点50分,飞机又起飞往成都,刚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到双流机场下降时,紧绷的神经达到极值。当听到起落架的轮胎在跑道上滚动声后,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长出一口气,大声说了句“平安到达!”
两位工人师傅一惊,问我一路上为啥一声不吭,我把苏安-24起落架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说以后再不敢坐飞机了,我说要坐三叉戟那样的大飞机是安全的,他们打趣说,三叉戟不是也掉温都尔汗了吗。
以后,我出差、探亲、旅游,记不清又坐多少次飞机了,飞机的安全系数越来越大,但40年前那两次“飞天”的故事一直留在我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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