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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供销总社的前身——
延安南区合作社
董惠安
“供销社”要重出江湖了。对于四十岁以上的人，“供销社”已经成为遥远而迷糊的记忆，而从逛超市商场长大的年轻一代来讲，对“供销社”毫无概念。曾经的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村农产品销售、收购，以及生产生活物资来源的主要渠道。而最初形成时，还承担着让一盘散沙的农户组织起来走合作发展道路的神圣使命。若要对供销社的前世今生追根溯源，还得从延安时代说起。本人在撰写延安与深圳两座城市的创新发展的对比文章时，接触到了“延安南区合作社”的资料，形成了如下文字，如今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人提起“股份制”，都会想到深圳的股份制工业村。它的确是中国城市改革的一个新概念。事实上，“股份制”合作概念在延安时期已经出现。这就是延安的“南区合作社”。
一、南区合作社成立的背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是一个军事上被重重包围、经济上极不发达的农村区域。南区合作社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不断探索，大胆创新“股份制”，成为延安精神的一面旗帜。
南区是一个毗连延安市的市郊农村区域，它境内又有3条交通道路（咸榆公路、延市至临镇大路，延市至陇东小路）。辖境的西部和南部有许多荒山和梢林，盛产木料，木炭，木材，药材等。这些条件都利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农村副业的发展。据统计，在1937年，全区（3个乡）只有432户，1733人，耕地8000余晌，耕牛222惧。牲畜的数目是：牛323头，驴125只，羊270只。全区只有一个挑担的小商人，手工业也极不发达，没有纺车和织机，农户穿布全凭外购。
1936年12月，延安沟门成立了南区合作社，1938年5月，搬到柳林村。当时的办公经营场所只有16孔石窑洞和1座砖木结构的5开间两层小楼。石窑是办公用房，小楼为营业楼。小楼底层两面砖柱刻有：“发展经济合必作”“增进民主工与农”，正中木匾上书“延安县南区合作总社”。
从1936年到1947年10余年时间，南区合作社在主任刘建章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奋斗，辛勤经营，由成立时的3名职工、60名社员、159.9元股金的小型合作社，发展成为拥有干部职工2200多名、社员4000余人、总资金42790万元（边币），所属18个分社、68个分支经营单位，包罗供销、生产、运输、信贷、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综合性的合作社。促进了南区的农、工、商业发展，“照顾了人民经济利益的各个方面，成了南区人民经济的中心”。南区合作社的发展，对促进边区经济繁荣，支援抗日战争，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边区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帜，得到了南区人民的衷心拥护，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二、南区合作社的特色亮点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其中重点提及南区合作社。他说：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以典型示范的方法，详细展示了“合作社的模范”延安市南区合作社的经营成绩，宣传了毛泽东的“南区合作社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的观点，在政策上引导了合作运动。
南区合作社为何获得如此赞誉？
南区合作社的亮点之一是，首先在股金的形式上突破。从1937年3月起，改入股股金只限苏票的旧制，采取多种股金形式入股的方法。包括边区通用货币苏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以及银元。一切有价实物，如粮食、牲畜、柴草、金银首饰和农副产品等，以及所有有价证券，如公债券、储蓄券等也可入股。其次是在扩股的方式上突破。采取群众的负担（政府分配的公盐、公粮任务等）入股，从盈利中上缴负担。此外，在扩大运输队时，还采取“三七入股，对半分红”和“四六入股，对半分红”等办法，刺激入股。南区合作社以各种优惠的条件，创新了20多种入股方式。最红火时经营单位达68个，经营业务达22项，社员发展到2864人，股金发展到639万元。
亮点之二是在合作社民办政策上的创新。南区合作社大胆尝试了与私商合伙，实行“合作社民办”的办法，在三十里铺以私人占70%股份、南区合作社占20%股份、区政府占10%股份，成立了分销处。在内部管理上，于1943年实行了工资分红制度，使工人收入和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同时，还实行了较为完整的奖励制度，对成绩突出的职工在分红时给予奖金鼓励。在战争年代的艰难环境里，南区合作社能够大胆创新，敢于引进奖励制度，其勇气与胆识令人敬佩！
亮点之三是在业务范围上的创新。凡是群众所需要合办兴办和非独立所能解决的事情，经过南区合作社这个纽带，基本都能解决。甚至还替政府发放农贷、代征税收、安置移难民等等，成为了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毛泽东同志说：“南区合作社经过六七年的摸索与艰苦奋斗，它发展了南区人民的农工商业，照顾了南区人民经济利益的各个方面，成为南区人民的经济中心”。“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三、作家欧阳山与南区合作社
作家欧阳山到南区合作社担任会计助理，并为合作社加了“供销”二字。1944年6月27日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主任会议在延安召开。丁玲和欧阳山也参加了会议，通过采访，丁玲写了靖边县新城区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报告文学《田保霖》，欧阳山写了延安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的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6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两篇文章。毛泽东看到这两篇文章后，于7月1日致信丁玲和欧阳山。他说：“天快要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欧阳山当天应邀到毛主席住处畅谈南区合作社的所见所闻，为毛主席在合作社会议上的讲话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1946年，欧阳山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再次以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的事迹为原型，并引用了大量的延安方言，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高干大》，引起轰动。
“高干大”以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为原型，小说中的人物名为高生亮，被人尊称为“干大（干叔或干伯）”。有人这样评价《高干大》——
这部小说重点塑造了一个名叫高生亮的陕北农民干部。高生亮优点很多，可是缺点毛病也不少；他“大半个是共产党员，小半个还是农民”；他反对官僚主义起初也并不是自觉主动地：他虽然不信神，但是却很怕鬼；他没有仗着衣服英俊的讨人喜欢的面孔，却因战争带来的创伤反而显得丑陋部分；他还是一个半文盲，头脑中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也并不多；不但走路的姿势难看，而且一着急便口吃 … … 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土生土长的陕北农民，却干出了一番有相貌、有文化、有水平的人们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来。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一个将要倒闭的农村合作社办成了一个人畜兴旺、股金由零发展到了48万4千元，并兼有医药合作社、纺织工厂、信用合作社、公盐运输队的规模，从而减轻了边区人民的经济负担，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欧阳山自己曾指出：“高生亮这个人，我觉得很可爱， … … 这不是因为他没有文化，他落后而可爱，而是因为这样一个落后的没有文化的人物，竟能够干出这么多的先进的事情来，做得这么可爱而可爱。”这番话恰好能够画龙点睛地指出塑造这一形象最难得、最生动、最感人、最成功之处，是我们认识高生亮的一把钥匙。一个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远远不如一般人的人，却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不敢尝试的伟绩，这才能够强烈地引起注意，打动人心，产生共鸣，给予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和启迪。高生亮的的确确是一个极普通的陕北农民。他的生活原型就是延安县柳林子村南区合作社的社长刘建章，这部小说也就是根据刘建章的实际情况改编而成的。刘建章本人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而且也是一个文盲。但是他创办的南区合作社却在陕甘宁边区赫赫有名，毛主席就曾经指出过：“南区合作社的方向是全边区合作社的方向。”这就引起了我们深深的思索：难道在这个普通到极点的农民身上真的有什么超人的东西吗？小说《高干大》就带着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从高生亮的言谈举止中，从他的喜怒哀乐中，去努力发现那些为一般人所不易发现，不曾具有过的新的特质的东西：他的勇于创新的改革意识，他的毫不气馁的开拓勇气，他的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他的任劳任怨的奉献品格。这些新的特质的东西使得这个普通的农民干部的身上放射出了不同寻常的光泽，使他一跃成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解放农村经济的改革家和新生活的开拓者。
四、毛泽东主席多方关注南区合作社
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毛主席对南区合作社诞生、发展关怀备至，曾亲笔写赠刘建章主任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合作社的模范”。书赠刘建章同志。事实上，南区合作社堪称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见旧书插图，可见毛主席“合作社的模范”的题词，刘建章向毛主席讲述南区合作社发展历程）
1946年元宵节，刚刚从重庆谈判归来的毛主席带着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毛岸英来到了南区合作社参观考察。向刘建章主任询问了许多创办合作社、开展股份制合作、分红等等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不仅对南区合作社做过一系列重要指示，而且不只一次地亲临视察和指导，多次表彰，并亲自总结和推广南区合作社的经验，从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合作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报告中指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毛泽东称“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为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他对南区合作社的发展知根知底，曾具体分析说：“1939年以前，各地的合作社以公家的股金为基础，再加上向群众摊牌而得的股金，这时候是带着公营性质的，多成为县、区政府的公营商店。合作社的事业不是面向群众，而主要是面向政府，替政府解决经费，一切问题由政府解决。”1939年后提出了“合作社群众化”的口号，但并未收到实效。1942年1月，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并号召推广南区合作社经验之后，提出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后，边区合作社事业才开始走上正轨。
五、南区合作社创办的南区合作职业学校
合作社办的附属学校南区合作职业学校联系实际、实行学以致用的教学方法，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打开了南区教育新局面的情况。
这所学校是1944年春建成的，原名沟门民办小学，是合作社属下的沟门信用社为培育“有点文化、识点字”的接班人而创办的。有了这个明确的办学目标，又选拔了一个有事业心和有教学能力的教员，再加上合作社运用“教育入股”的传统办法，即学生家长每年只交相当于一般学校学费20％的“教育股金”，合作社通过对这笔股金的经营，以其所得利润，加上合作社公益金项目下对教育事业的例行补贴，就全部解决了学校的行政经费，学生的食宿、书本以及其他文具费用，比边区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免费入学，伙食、文具自备）还优越，而“教育股金”本身，则作为发展南区教育事业的公共财富，其所有权及其相应的荣誉，仍属于股票的持有人（不再分红），因此，这个学校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成为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中的知名学校之一。
六、南区合作社的前世今生
随着1947年的党中央撤离延安，南区合作社投入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中。而合作社的种子已经播撒到广大的解放区，形成了庞大的农村供销合作网络。而中华供销总社的成立，无疑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成。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柳林乡柳林村的延安南区合作社的旧址，已经于1992年12月18日建成南区合作社纪念馆，由时任中共中央zong书记江泽民题写馆名。
纪念馆在旧址营业楼一层。用大量实物和文字、图书、照片资料，反映南区合作社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合作社改为供销合作社，体制几经变革，经营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南区供销合作社的新一代坚持老南区合作社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坚持面向群众，替群众谋利益的方针，在继承创新中求发展，不断地创造着新的业绩。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南区合作社人坚持“老南区社精神不能丢，供销社主渠道地位不能丢”的思想理念，本着“立足农村，服务城市，富民兴社，再创辉煌”的工作思路，寻求新的发展。先后新建了南区供销大厦、农贸市场、商住楼、沟门为农服务综合站，并在柳林镇，55个行政村组建了55个村级综合服务站，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不断探索为“三农”服务的新途径。抓住延安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的有利时机，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联合70家农户，建立了300多亩优质牧草基地，成为当地新兴产业。组建专业合作社、协会，引领农民走向市场，先后组建了南瓜种植专业合作社、特种玉米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负责提供种子、化肥，请专家指导生产，由农民种植，成熟后由供销合作社负责销售。即使遇上行情不好，供销合作社还按订单收购，不让农民吃亏。按照“小超市，大连锁”的新合作模式，组建了“延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一方面进行“一村一品”农产品种植及深加工，并通过新合作连锁网络平台销售出去。南区合作社同时成立了小杂粮加工厂，注册了“南泥湾好风光”商标，生产了30个种类、80个单品的产品，贴牌后通过新合作网络平台进入全国各大超市。
1992年，江泽民为延安南区合作社纪念馆欣然题写了馆名，他要求“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联系起来”。进入21世纪，胡锦涛任内签署主席令，全面取消农业税，公布了首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xijin平提出的农村合作“三位一体”构想，更进一步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型合作化的中国道路，正如他的豪迈预言：“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将会越走越广阔”。
董惠安
2020-1-8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